【武宜三序：鄒平學教授是中國第一個創建憲政與人權研究中心的宪政学者，今年4月12日、13日，邹平学分别在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发表《宪政中国：为什么?可能吗?如何可能?》的演讲。在港大的演讲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港大法律学院教授陈弘毅先生主持，在中文大学的演讲由中文大学中国法制研究计划王友金研究员主持。本文由記錄整理而成，未經講者過目，凡與講者原意不符處，均由記錄者負責。

   【中國的知識分子多麼好，又多麼善良呀！他們對當局真是做到了設身處地、苦口婆心、諄諄善誘、耐心又細緻，可謂仁至義盡；然而，想想當年中共在寇深禍極的抗戰時期那種咄咄逼人的嘴臉，全不顧什麼“一致對外”、“穩定壓倒一切”、“和諧”、“大局”這一套；而是天天叫嚷着“廢除一黨專政”、“軍隊國家化”、“還政於民”、“全面普選”，便知道共產黨人其實比誰都懂得什麼叫“憲政”以及怎樣實行憲政。之所以至今仍在裝神弄鬼，愚弄老百姓，僅僅因為他們已經成為今天中國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掌握着軍隊----既捨不得放棄特權又有恃無恐，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一， 憲政中國：為什麼？

   1.1， 憲政是觀察中國政治和社會進步的重要指標，觀察中國政治和社會進步有四個重要指標：一是人權，一是民主，一是法治，一是憲政。

   民主在執政黨的文件和憲法文本中都有體現，如中國1982年《憲法‧序言》中關於国家建設的目標，就是民主、富強、文明。但法治和人權的提法，却经歷了些波折，“法治”是1995年江澤民帶領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聽法治課時講到的，他當時提出的是“以法治国，建設法治國家”。以前，从開放改革以來，中共的文件只提到“法制”，1997年把“法治”寫進黨的十五大政治報告，1999年又寫進了中國《憲法》第三次修正案；从“制”到“治”，二十年改一字。反映了中共對法治認識方面的飛跃。

   人權，九十年代初中共主要領導人都認為人權是資產階級口號，學者對人權只能作批判性研究，人權是忌諱；但因“六四事件”，中共當局在人權方面備受國際社會指責之後，對“人權”態度有了改變。1991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了中國第一份《人權白皮書》，第一次對人權作了正面肯定；以後每年也都作正面闡述，包括論述中國人權的進步和承認不足；2002年首次出現在中共文件----十六大《政治報告》中；2004年在現行《憲法》的第四次修改中，把“人權”寫進去了。其實，這個“人權”口號和中共革命之初的提法是有很大一致性的。

   人權、民主、法治，是觀察中國政治和社會進步的具有符号性的意義；而憲政，則是實質上的意義。雖然現在還沒有在正式文件中出現，但以發展趨勢來看，已經蘊含在其中了。

   胡錦濤在2002年12月4日紀念現行《憲法》頒布二十周年的會議上，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憲法》具有最高權威，要高度重視《憲法》的實施，要研究《憲法》的監督，形成制度。”以前中央領導人講話，一般使用的詞匯是“最大的權威”，“極大的權威”；“最高權威”則是首次出現。

   2002年12月26日，中央政治局聽法治課即《憲法》課；中央政治局聽法治課，是江澤民在1995年開的頭，第一堂聽《國際貿易法》；當時我在武漢讀博士，感到既興又遺憾，中央領導人聽法治課，是個信號，其符號意義大於實際；遺憾的是他們不是學《憲法》，中共領導人很少有學法律出身的，基本上都是學工的，有所謂“工程師治國”的說法。十六大政治局的九個常委中，沒有一個是學法律的，基本上還都是學工科的，所以有人戲稱十六大是十六次全國工程師代表大會。胡錦濤這一届開始學《憲法》了，顯然這一届在觀念上比前届有更清晣的認識。

   執政群體本來就應該先學《憲法》，《宪法》是首先要熟悉的。憲政，這個詞雖然還未正式使用，但已經形成了一種趨勢，官方文件上一些說法實際與憲政概念沒有什麼差別。大陸學術界已經提出，在不遠的將來，憲政可以為執政黨所接受並得以實現。

   當年，中共還是革命黨的時候，毛澤東寫過《新民主主義憲政》，但那是為了反對國民黨。建政以後，則忌談憲政了。到1985年為止，大陸學者幾乎沒有人寫過憲政方面的文章和書，包括在法學詞典上找不到“憲政”這個詞。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們開始提出這個問題，美國有個基金會曾提出要資助大陸的憲政研究，只是後來流產了。今天，“憲政”已經是學術界熱門話題了，所以我感到憲政一定是我們不遠將來的目標。

   1.2，憲政是實現官方話語體系即各項目標的必由之路。憲政，是根據最高地位的《憲法》來治理國家，使國家政治制度、政治形態、政治過程都必須符合《憲法》。現在官方話語之一是“依法治国”，這句話寫進執政黨文件、《憲法》，如果法律中地位最高的《憲法》得不到尊重，依法治国就成了一句空話，所以要依法治国就必須依憲治国，實行憲政。

   官方話語之二是“政治文明”，“政治文明”什麼內涵？憲政就是政治文明的成果，政治文明不能迴避憲政問題。

   官方話語之三，十六届四中全會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問題，即民主執政、科學執政、依法執政，這三個目標必須在憲政基礎上才能實現；否則，不提憲政如何實現民主、科學和依法執政？

   官方話語之四是“和諧社會”，“和諧社會”是繼“小康社會”之後提出來的；和諧社會也離不開憲政，要和諧必須有物質、精神，或政治、經濟两方面基礎。“和”者禾加口，無非吃飯、温飽；“諧”，言加皆，有口皆言：即每個人都有說話權力，有表達思想、觀點、看法的權利；两者相加就是和諧社會。

   而《憲法》就是保護公民權利、限制國家權力的根本大法。所以只有實行憲政才能實現和諧社會。

   1.3，中國政治轉型期間，憲政可以填補傳統權威失落的真空。中國幾千年來，都是依靠人治權威，人治權威有很多不足，我們為此付出了代價，但它的確也起到了延續社會秩序的作用。但現在社會進步了，人治權威要讓位於憲政權威，這才符社會的要求。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是強人政治時代，他們有赫赫功勞，在黨內、軍內有威信，依靠個人魅力、功勞來執政；江澤民時代是強人政治向常人政治的過渡期，因為江澤民還有個強人鄧小平輔佐他；到了胡錦濤時代，他沒有任何軍功、戰功，他們無法依靠人治權威了；他要治理國家，最佳選擇也就是要建立法治權威。

   憲政趨勢，也是今天執政黨基於國情變化，必須作出的必然選擇。

   1.4，憲政是觧决改革困境的必由之路。中國二十多年的改革，只是經濟改革，不是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常受到多方面干擾，形成反覆；但經濟改革始終是執政黨非常重視、堅持的中心工作；經過二十多年改革，經濟建設成就舉世公認。但由於沒有政治改革，憲政轉型遲滯，經濟改革則難以為繼，很難深入下去；很多東西都走到發揮最大效率的盡頭，如鄧小平時代提出開發沿海地區、開發浦東，江澤民時代提出開發大西北，胡錦濤時代提出振興東北，也許後一届会提出中部崛起什麼的。

   可見，不管東西南北怎麼弄，經濟改革始終無法觧决中國目前的社會、政治問題；經濟不能包打天下，只能依靠政治改革了。否則，經濟改革成果不能維持，經濟改革成果也不能為全體社會公式所分享，這些現實的問題已擺在執政黨和政府面前。所以我認為，進行憲政建設並以之為龍頭，帶动政治體制改革，是觧决目前中國困境的必由之路。

   二， 憲政中國：可能嗎？

   2.1，憲政中國的機遇。憲政，是中國百年的梦想，今天的機遇比以徃任何時機都好。表現如下：

   1)、上層權力精英能重視《憲法》和實施《憲法》力度在加大。雖然現行中國《宪法》仍有許多不足，但不失為新中國幾部《憲法》中最好的一部，這部《憲法》实施的時期也是歷史上最好的時期。1954年《憲法》很好，但接着1957年反右、1966年文革，它就成了一紙空文；最高權力機關人大十年不開會，常委會也不開，反右、人民公社、大躍進等重大决策，這些改變國家的經濟方針、建設預算的大事，都不經過人大討論，都是黨中央直接作决定。但1982年《憲法》从產生到現在，中國就有不少進步；實事求是地說，新一届執政团隊----胡温體制對《憲法》的重視比前幾屆都強一點。這從他們的講話、當局文件中可以得到肯定。中國政府怎樣从全面政府走向法治政府，高層已取共識，迫給實行憲政提供了機遇。

   2)、行政法、許可法的迅速發展。中國幾千年封建歷史，可以說都是属於刑法時代；中國法以刑為主，我們沒有成熟的民商法；人治時代，是以國家權力對付老百姓的時代；改革開放以前，中國還是人治社會，那時除了《婚姻法》什麼法都沒有，靠政策、靠領導批示、靠紅頭文件辦事。改革的前二十年是《民商法》、《國際法》、《經濟法》時代；最近五六年，進入了行政法制時代，即《憲法》時代。現在老百姓也知道以《憲法》為武器對來抗政府的侵權行為，例如有人把《憲法》中“保護私有財產”的條文寫在衣服上與非法拆遷抗爭。行政法規中的立法力度明顯加大，《行政覆議法》、《行政許可法》、《行政程序法》、《行政程序法》，都是為了規范政府行為；立法力度加大代表了一個方向，有利機遇。做為憲法學者，我以前是“門庭泠落鞍馬稀”，現在我忙得不得了；單講《公務員法》，去年在深圳就講了三十多場，培訓了近一萬名公務員，這是積極、樂觀的現象。

   3)、公民社會正在日益成長。這有三個指標：其一、維權事件在大陸風起雲湧，當官的不喜歡這個提法，似乎政府就是侵權；他們把維權行為叫做“群體事件”，群體事件也就是私人利益受損害，如私有財產、房屋、業主權益受侵犯，便糾集一班人去靜坐，去示威遊行，每天有三位數，每年幾萬件；這是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媒體、民眾是接受“維權”這個話語。

   其二、重大公共事件集聚民意、推動政治和法治進步。最近幾年有孫志剛案件，這案件使得《收容遣送條例》這個惡法被廢除了；這結果很理想，但美中不足的是過程，它是由溫家寶召開國務院常務委員會把這個法廢掉了，而不是由人大審查是不是違憲、是不是符合《憲法》來實現的。

   事實上，人大有條件作違憲審查，因為賀衛方等幾個教授和博士根據《立法法》向人大寫了建議書，要求啓動違憲審查這個程序；但到今天，也得不到人大的回應。人大不習慣於把政治問題法律化，而習慣於用“協商”的方式，以為把國務院的條例說成違憲、侵犯人權，會讓國務院沒面子；所以，人大放棄了行使憲法賦予它監督政府的權力。實際上如果這樣做，對中共、對人大形象反而都是極大的提高。

   我在人大工作過幾年，深有感触。全國人大、國務院、中共中央，哪個才是中國最高的權力機關？深圳市，最高權力機關是人大、是市政府、還是中共深圳市委？《憲法》規定是一回事，事實上又是一回事。

   深圳市政府地位高於深圳市人大，因為市人大花錢要找市政府分管經費的副市長批；中共市委地位更高了，中共市委書記才是“爛魔瘟”(NO.1)，才是一哥，事實與《憲法》還有很大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