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日惊悉林牧先生病逝，十七日又痛闻何家栋先生西歸。生老病死原是自然規律，两位老先生亦享高齡，但噩訊之驟至仍不免有“天不佑我中華”的悲哀！
   
   讀陈子明先生《怀念老何》感慨尤深。何家棟先生在二十周岁之前就先后坐过国民党、日本人和共产党的牢房。1940年，天水行营交通工作队的国民党“特别党部”将他秘密逮捕审讯。1941年，他在日军对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大扫荡中被俘，在战俘营里做了几个月的苦力。1943年，他和冯镛等一共十三人秘密离开天津，投奔八路军冀东十三军分区，因无人介绍，皖南事变前曾任新四军宣传部干事的冯镛被当作“日本特务”枪毙，曾担任八路军小队长的老何被当作“国民党特务”，在关押一段时间后驱逐出境。
   
   何先生是“中共地下党联络员”，國民黨抓他是天經地義，然而沒有殺他，坐牢也不及一年。何先生作為戰俘，日本人也沒有殺他，只讓他做了幾個月苦力。倒他親愛的黨媽媽，不但讓他坐了幾次牢，還要審查、批鬥他。

   
   何先生把“一切献給黨”，而刚刚掌权两年多的黨卻把何先生當作“大老虎”关进了小黑屋。1957年又讓他当了右派分子，隨後又加封反革命分子，多次关押、审查、批斗，全家被赶出北京，使他屈辱終生。两个儿子在文革中悲惨地死去。
   
   革命不但吃掉了它的兒子，還要吃掉它的孫子。何家棟先生的朋友冯镛被枪毙。林牧先生的二位亲密朋友也死於非命。一个是王天敏，中共地下党员，一度是狂热的革命分子，1957年被打成右派後在劳动教养中死于超负荷的劳动和饥寒交加之中；1947年中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全国学联主席梅振乾，被定为“极右分子”自杀了。(林牧：《两次反右，三年饥荒》)毛澤東和他的法西斯黨欠下中國人多少血債呀！
   
   千千萬萬像何先生這樣的熱血青年，輕信共產黨的宣傳而投奔革命，結果在革命這座恐怖的熔爐中，個個都被煉成了殺人機器上的“革命螺絲釘”----沒有靈魂的鬥爭工具、沒有人性的虎倀。他們親手為毛澤東建築了一座血腥、黑暗、佔地九百六十平方公里的偉大牢房，把包括他們自己、他們子孫在內的全中國人民都關了進去。他們不但害了自己，而且禍延子孫，不亦悲乎。
   
   李慎之先生對此作過反思，他承認過自己是“帮凶”。他在给何先生的一封信中感叹：“五十年前，我是一个青年共产主义者，满腔热血，一片赤诚。五十年后居然走到了原初的对立面”。老何在回信中说：“当初走进这个队伍，完全是看中那面民主自由的旗帜，现在也不能说是走到它的对立面，倒应该说是他们走到了咱们的对立面。”(陈子明：《怀念老何》)
   
   是他们走到了咱们的对立面了嗎？恐怕還不對。從在井岡山落草為寇開始，毛澤東什麼時候是站在民主自由的旗幟之下？毛澤東嗜權如命、嗜血成性，他的一生除了恐怖，就剩下欺騙。例如什麼叫“统战工作”？何家棟先生和一名中共党员間就有过如下精彩的对话：
   
   “某某是延安派来做统战工作的。”“什么统战？”“这你不明白，就是借政府名义，发展抗日力量。”“我明白，统战统战，借窝下蛋。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明统暗战，这不道德。”“你懂什么！拿破仑就说过，政治是只讲智慧，不讲道德的。”“破轮之可拿，正如良心之未必良。”“你这是什么立场？只要对抗日有利，使用什么手段都是道德的。”“我没到过延安，没你那么多见识。”(陈子明：《怀念老何》)(武宜三按：“抗日”是假，用民族主義謀殺國民政府、煽動階級鬥爭、濫用暴力奪權是真！)
   
   既然知其“良心之未必良”，為什麼仍然栽進了這個不講道德、不擇手段的政黨懷抱呢？問題就出在他們“两头真”之前一头了：這一头是“青年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是百年身。為“革命”血流成河，為“革命”誤盡蒼生。“革命”两個字，叫我中華民族這條古老大船在由傳統向現代化轉型中，轉了一百多年，如今仍然陷於險滩旋渦中而冲不出歷史的三峽。那麼怎樣才能免於徹底沉船的危險而安全地駛出三峽呢？這題目太大了，非我所能置喙。只好把中國近代史專家、廣州中山大学哲學系袁偉時教授開的一個药方抄在這裡：拋棄民族主義思潮、拋棄激進主義思潮、拋棄民粹主義思潮。
   
   19oct2006於流浮山寨

此文于2006年10月24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