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大慶和洋大寨 /武宜三文集

一九九九年至二OO五年中﹐北京有超過四百名的處級以上官員接受了海外培訓﹔廣東省在五年內將有三百名官員送往美國和加拿大高校學習﹔就是經濟不甚發達的廣西和河南也都紛紛派官員到海外受訓。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在中共中央組織部支持和教育部同意下﹐從二OO二年起的五年內﹐一年開辦一期“公共管理高級培訓班”﹐每期培訓六十名左右的地方和中央官員：第一階段在清華大学﹐為期六周；第二階段在哈佛大學﹐也是六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將支付國內培訓費用一百五十萬元人民幣﹐而国外費用則由美國安利公司贊助﹐金額為一百萬美元。每人二十萬元的學費和車旅費等，則由其原單位支付。也就是說，老百姓每年僅為這六十名高官的“哈佛之旅”，就要付出二千萬元左右的血汗錢。(《南方人物》二OO五年六月三十日)

四川省也决定從二OO五年起，每年派一些中高級公務員到美國培訓，分大學理論強化學習和政府部門“頂崗”實習兩段，時間在半年左右。(《人民网》二OO六年七月十五日)第一批省商務廳副廳長劉欣等五人，於二OO五年九月進入美國明尼蘇達州和佐治亞州政府部門，當上了廳長助理、主任助理，成了首批在美國州級政府“當官”的高等中國人。

四川省委組織部有關處室負責人說，領導幹部到國外政府部門實習培訓，既有利於了解國外政府的運作模式和管理模式，也有利於加強與對方的了解與交流。這是對領導幹部培訓方式的重大突破。

稍微了解一點美中两國政府差別的人，都知道這是胡說八道。因為美國是民主國家，政府是受人民監督的“服務型”政府。例如美國政府對公務員工作業績的考核和評議，是以服務對象的滿意程度為主要指標的。公務員向社會提供服務后，必須要求服務對象實名制填寫“客戶滿意程度調查表”。美國政府專門有電子版工作記錄表記錄每位公務員當天工作情況，如辦了什麼事、見了什麼人、見人的時間與地點、辦事結果等。即便出外也要報告工作過程，幾時幾分在哪裡吃飯，幾時幾分在哪裡開車都寫得清清楚楚。然而，中共獨裁統治下的中國政府是掠奪型的政府，是與民為敵的，怎麼能學得了美国的經驗呢？

例如周濟，是八十年代初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海龜派；二OO三年初當上教育部部长時，他對記者發表了題為《培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代新人》的講話，信誓旦旦地保證說：“第一，培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代新人，是教育为人民服务的集中体现。第二，让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是教育为人民服务的前进方向。第三，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是教育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宗旨”。(新华网)但是，二三年來他卻推行了一條反動的愚民政策，大搞教育產業化，破壞九年普及教育，摧毁農村教育、平均每年流失四百万名中小学生。把教育部辦成了腐敗透頂的“破壞教育部”、“文盲製造部”和“祸国殃民部”。

官員外訓模式已引起各部門的垂涎，目的无非混水摸魚，乘機撈一把。國家外國專家局副局長孫照華、中國駐美國大使館鄭澤光公使、中國駐芝加哥總領事徐盡忠等都為之大唱讚歌：這是充分利用境外培訓和智力資源，進一步加大中青年市廳級幹部及其后備軍的赴外培訓力度，有助於培養領導干部的世界眼光、戰略思維，提高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駕馭能力和創新能力。是“境外培訓的重大創新”云云。

掛羊頭賣狗肉的“新农村建设”考察團

眼下“新生事物”是打着“新农村建设”旗號，擁到韓國去。韩国“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受中国基本建设优化研究会委托，为中国公务员进行“新农村建设”的培训，并在今年四月签订了相关协议。根据中韩双方的长远协议，韩国将通过中国国内的八家机构，吸引三十五万名公务员赴韩接受培训，最近三年，则是每年约一万人。对韩国来说，这无疑蕴含着巨大商机。最保守计算，僅每人一百至一百五十美元的培训费，中国政府就需支付三千五百万至五千二百五十万美元。(《财经时报》)於是韓國開始大蓋賓舘，陸續推出“針對性”的旅遊商品。

最近到韩国考察学习“新村运动”回來的、东北某市市郊一个村党支部书记老徐同志，用他的感受戳穿了這考察学习“新村运动”的西洋鏡：“不去不知道，去了吓一跳，花了上百万，啥也没学着。”老徐同志今年三月二十七日到五月十二日，先在該市举办的村党组织书记培训班中培訓了六天。然後在六月一日，作为该市第六批考察团成员，赴韩国“考察”。

六天行程只有第三天與“新村运动”有關，而且是走馬看花。這一天拜访了韩国“新村运动”中央会全罗南道分会，参观康津郡现代种植业、养殖业。其餘幾天是游览南怡岛、春川明洞、“三八”线统一展望台、观光公社韩流馆、景福宫、民俗博物馆、青瓦台等名胜，連賭場华克山庄也沒放過。

去韩国“考察”，观光旅游一番，确实大开眼界、見了世面。韓國“新村运动”搞得好，房子建筑漂亮、环境清新优美、生活条件很好、文明水准很高。但老徐和他的同志們的共同的感受是：人家的经验好，咱们这里学不了。只能把带回的学习资料和照片，张贴在村务公开橱窗里，请乡亲们“欣赏”。

一邊貧窮困苦，一邊貪汚揮霍

在韩国到處都是中国去的参观考察团，到處都掛着“欢迎中國考察团”的汉字简体字幕或条幅，新农村建设成了韩国的重要旅游项目之一。这次該市有一百二十名村党组织书记去韩国考察，花了一百多万元，人均花费一万多元，都是市财政全额承担。可是，除去热热闹闹，啥也沒学到。一百万元可以帮十所村小学改善办学条件，可以建三十个村文化室，可以救助一百个因家庭困难辍学的学生。老徐同志说，他所在的村灌溉条件差，建一个水库是乡亲们多年的愿望，修水库只要二三十万元，这次出去花的钱，如果给他们村，就派上大用场了。全国共六十八万个行政村，如果十分之一的村党组织书记都去韩国学习一趟，以每人花一万元計算，就得花七亿元公款，那还了得？因為二OO五年中国農民人均年收入只有三千二百五十五元人民幣，而人均年收入一千七百二十三元或以下的“貧困縣”還有五百九十二個(《新华网》成都二OO六年三月二十九日电)。

不管啥事，都是一陣风。老徐说，当年“农业学大寨”他也随着好几百万人到过虎头山，可学到的是平均记工分、不顾生态垦荒造田和田头地角的批斗会。前几年，浙江的“温州模式”，参观考察团也像潮水一样涌了去；他也去了，但都是“去了激动，看了感动，回来不动”。老徐同志還说，就算拿“新村运动”做样本，也犯不着弄出那么大的动静。现在印刷条件好，音像手段多，请专家弄一批材料，让电视台拍一批录像，花得了几个钱？农民读了材料、看了电视，效果肯定要比成群结队的“韩国游”好得多。（《经济参考报》、《重庆晚报》二OO六年八月十日）

從1992年至今，僅四川省就有累計二千餘名處級和處級以上幹部出國培訓，培訓形式有短期考察、短期專題培訓、中長期培訓及現在的長期頂崗培訓，遍及美國、德國、英國、澳大利亞、新加坡、法國、瑞士和香港等十餘個國家和地區。外訓內容包括農業產業發展、公共管理、工業化、企業管理、林業、旅遊、環保、能源等。(《人民網》)

真是方興未艾、勢不可擋，只是更苦了老百姓！

《爭鳴》2006年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