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宜三文集：中國的苦難和作家的良心

我把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當作是中國當代歷史的一个轉折點，它產生以下三個不可忽視的影響：一，中共當局下令軍隊用機槍、坦克殺害手無寸鐵的学生和市民，使數以千計的人家破人亡，從此中共喪失了統治的合法性；二，以趙紫陽為首的開明派、改革派被淘汰出局，从此中共內部出現了人才逆向選擇機制，優敗劣勝。腐敗、最無能的人，因為他們的把柄被上級抓住了，所以對上司最馴服、最忠心耿耿，也最受上司重用；以至改革希望破滅了，腐敗在肆無忌憚的漫延；三，老百姓看到愛國民主運動居然被血腥镇壓之後，也就不再遵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古訓，而變成沉默的大多數了。深沉地活着，把生存當作最高價值，變成活着主義者。加上中共對教育、傳媒的控制，宣傳洗腦，經濟誘惑，使中國大陸变成完全喪失道德準則、善惡判斷的國度。

可以用雨果一本小說名字“悲惨世界”來形容、來準確地概括今天中国的現狀。2006年2月18日《新京報》報導，一个男子帶着他女兒的尸體爬上北京鬧市區一個三十多米高的廣告牌，企圖自殺。該男子散發的《遺囑》說，他是河南商丘人，2000年10月3日他四歲半的女兒被人害死，他五年來採取了體制內的所有辦法，都無法討回公道。我們要問：是什麼機制才迫使一个人要用這種極端化的方法來申訴自己的委屈和不幸？

官方媒體對這件事只當作奇聞逸事來处理；也沒有一个名成利就的作家來寫它。作為一个寫作者，我很難面對這个背着女兒的尸體从河南來到北京，而最後也沒有得到他渴望的公義和事件的真相的父親；更無法面對這个被害小女孩的尸體以及她被強制火化後少得可憐的骨灰。我們要為在冰箱中冷凍了两千多天的小女孩哀悼，願她靈魂在天堂裡安息，願她遠離這个世界的悲苦。也讓上天的閃電和雷声來宣告人世間最後的罪惡。

但是，像這樣悲惨地死去的，這女孩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後一个。四川成都有一个三歲女孩李思怡，就因為警察不負責任而被鎖在家裡活活餓死。新疆克拉瑪依那次火災，當燃燒的火團不斷地從舞台上空掉下時，教育局官員却命令學生：“大家都坐下，不要動！讓領導先走！”結果大火奪去325人生命，其中有288人是天真可愛的中小學生。

“和谐社会”的中国，每一天都有无数悲惨的新闻发生和蒸发

今天的中国，在胡锦涛先生宣称創建“和谐社会”的中国，每一天都有无数悲惨的新闻发生和蒸发，每一天都有无数悲惨的新闻被淹没在官方所刻意營造的太平盛世的莺歌燕舞之中。每一天，“我们看不见那些受苦受难的人，听不见他们的声音，看不见在幕后发生的生活中的种种惨事。一切都安静而平和，提出抗议的只是不出声的统计数字：多少人发疯，多少桶白酒被喝光，多少儿童死于营养不良……这样的秩序显然是必需的；显然，幸福的人之所以感到幸福只是因为不幸的人们在默默地背负着自己的重担，一旦没有了这种沉默，一些人的幸福便不可想像。”（契诃夫：《醋栗》）最可怕的不是悲剧本身，最可怕的是大多數人对悲剧的麻木不仁、对悲剧的习以为常。在这个国度里，悲剧已经被喜剧化了。没有爱，也就没有眼泪；没有同情，也就没有安慰。

本來在一个社會，教師和医生是令人尊敬的兩種職業，他們所堅持的職業道德是人類道德的最後底線。但在今天中國大陸看到的恰恰是，教師和医生成為大部分老百姓最痛恨、最鄙視的两个行業。

作家們更是熱衷於寫那些歌功頌德的謊言，所以當代中國文學的墮落和崩潰的標誌是：對社會最真實的寫作，不是由那些著名的作家做出的，而是由無名的人做出的。最近出現在手機上的一則短訊非常流行，在我看來它超越了很多大部頭的長篇小說，是當下中國最真實的寫照。這短訊叫《這年頭》：

教授搖脣鼓舌，四處賺錢，越來越像商人；商人現身講壇，著書立說，越來越像教授。

醫生見生不救，草菅人命，越來越像殺手；殺手出手麻利，不留後患，越來越像醫生。

明星賣弄風騷，給錢就上，越來越像妓女；妓女楚楚動人，明碼標價，越來越像明星。

警察橫行霸道，欺軟怕硬，越來越像地痞；地痞各霸一方，敢作敢當，越來越像警察。

流言有根有據，基本屬實，越來越像新聞；新聞捕風捉影，随意誇大，越來越像流言。

我們十幾億同胞就生活在這樣的世界裡面，這是多麼可悲又可怜啊。

当代文学五个严重的病症

在中國社會发生道德倫理整體性崩潰的時侯，作家們在幹什麼呢？在這高度畸型的社會裡，中國作家們隨着大眾一起墮落和旁觀，作家已經成為公眾眼中最不可信賴的人，是販賣狗皮膏藥的商販，變成官員們酒桌旁边的陪客，很多著名作家依賴中國龐大人口造成的龐大圖書市場，心安理得地拿着巨額稿費，得意地觀察着他們的作品在圖書排行榜上的座次，是第一還是第二？深深地沉浸在大師的良好感覺中。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及作品的价值取向根本没有任何的反思。

我注意到去年大陆文学批评界掀起了一场“寻找大师”的运动，很多媒体以大量的篇幅进行介绍和讨论，声称某人某人是当代中国文学的大师，声称他们的作品早就超越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但是，当我看到这张长长的名单的时候，觉得这些讨论简直就是大笑话。中国当代文学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大师，而是重新寻找正常的生命感受、正常的写作伦理和说真话的勇气。

在我看来，当代文学已经患上了五个严重的病症：一、只有“小聪明”而没有“大智慧”；二、只有泛滥的抒情而没有冷峻的真相；三、只有血腥的暴力而没有爱和悲悯；四、只有肉体的“活着”而没有灵魂的求索；五、只有纵欲至死的此岸而没有永生盼望的彼岸。

第一个病症：只有“小聪明”而没有“大智慧”。此类作家的代表是被奉为“文化昆仑”的钱钟书。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重新被发现并被摆进文学经典的圣殿，其学术著作《管锥篇》也被誉为当代学术史上不朽的杰作。但是，这些拔高的美誉不足以掩饰钱钟书的为人、为文和为学的巨大局限及缺陷。钱钟书不過是个记忆超凡的抄書匠。其记忆超凡，在互联网时代已毫无价值，充其量他也就相当于一台电脑而已。他没有固定的人生体验，也没有值得为之献出生命的价值皈依。他的聪明只是用來嘲讽艰辛地在這片土地上劳作的同胞。

无论《围城》还是《管锥篇》，钱钟书都没有为中国文学及学术提供某种超越性的思考方式和精神境界。《围城》写于抗战最艰难的岁月，但作者对于那些在硝烟和血泪中挣扎与呻吟的同胞并没有丝毫的同情，只是满足于从事那些深陷于自我中心主义的智力游戏。他居高临下，置身事外。事实上，钱钟书本人由于无法忍受西南联大的艰苦生活，返回沦陷区的上海，并与一帮汉奸文人打得火热，過着優裕的生活。在抗战胜利之后，他还因此受到国民政府的清查。而所谓的学术巨著《管锥篇》，纯粹是中国古代注释家“我注六经”传统的简单重复，并无多少个人的创见。在我看来，钱钟书所有的作品都只是“小聪明”而已。

只有血腥的暴力而没有爱与怜悯

第二个病症：只有泛滥的抒情而没有冷峻的真相。此类作家的代表就是被奉为“散文大师”的余秋雨。我知道余秋雨在港台和海外华人世界比在内地还要受欢迎和追捧，他的那种小说化、戏剧化和诗歌化的散文写法，在九十年代初期的文化断层中横空出世，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但仔细閱读这些作品，你就会发现在其浮华、婉轉、圓滑的文字背后，弥漫着一种透入骨髓的油滑与虚无。这是一个遗老遗少对残山剩水的把玩，而缺乏真正行走在大地上的坚实感与真切感。比如，余秋雨有一篇写庐山的散文，把古往今来与庐山有关的名人、逸事都收集在一起，津津有味地讲述一番，一般人读来觉得真是一道“文化盛宴”。但我注意到，作者根本没有提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发生在庐山的那次决定数千万中国民众生死的会议，正是在那次的庐山会议上，为民请命的彭德怀等人被暴君毛泽东打成反党集团，会后党国政策再度左转，大饥荒继续蔓延。活活饿死的老百姓，仅四川一个省就达一千二百五十萬，這是重慶市的廖伯康當時到北京向楊尚昆、公安部、民政部匯報的；全国估计达到了三千万至六千万。这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至今還在中共嚴密封鎖之中。然而，也许是为保持这篇散文“审美意義的和谐”，余秋雨轻轻地将庐山会议从庐山的历史中铲除掉了。

余秋雨仅仅是一名具有“变色龙”人格的才子而已，其作品也只是泛滥的、甜得发腻的抒情的结晶而已。今天的中国更需要的是冷峻的真相。没有对真相和记忆的发掘、捍卫，就不可能出现文明的更新、重建。那么，什么样的作品表达了冷峻的真相呢？比如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这是一部记载极权主义政权大规模政治迫害的诗史般的巨著。中国与苏俄经历了同样的苦难，而且中国仍处在这样的苦难之中，但这类巨著仍未浮出中国的水面。

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三个病症是：只有血腥的暴力而没有爱与怜悯。此类作家的代表人物便是王朔。看看王朔若干作品的题目便一清二楚——《动物凶猛》、《我是你爸爸》、《无知者无畏》、《我是流氓我怕谁》。王朔是军队大院里打架、鬥毆長大的孩子，与北京的平民生活毫无关系，将他看作北京市民文化的代表乃是天大的误会。像王朔这样生活经历的文化名人还有很多，如姜文等。他们共同形成了宣扬“暴力审美”和“语言暴力”的文化系统。军队大院具有严格的等级等級、秩序，尊奉暴力、野蛮的丛林法则。文革的发生为这群背景特殊的青年提供了虚假的“自由空间”，他们把发泄暴力和性当作一种自由和解放。因此，对于其他大多数人来说血泪斑斑、家破人亡的文革，在他们的回忆里则成了“阳光灿烂的日子”。

文革使王朔們長期崇拜的偶像毛澤東破滅了，但他們對假神徹底失望之後，就固執又徹底地是向虛無主義和解構主義。從而不再相信還有真誠、善良、愛和怜憫，他們把這些都當成嘲諷對像。他们是谎言的受害者，但他们没有战胜谎言，反倒成了谎言的奴隶。王朔的作品在消解官方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同时，也毁灭了许多读者对于正义与崇高的信念，并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推展到极端状态，即对暴力无节制的讴歌与赞美。这一负面作用将长期存在于中国当代文化之中，他們是謊言的受害者，也是謊言的奴隸。王朔成为时代的标志，而不是雨果及《悲惨世界》成为时代的标志。中国作家在写作丑恶的时候往往游刃有余，但在写作高贵的时候则束手无策。他们在自己身边没有看到过高贵人性的存在，他们自己也没有向着高贵的方向奔跑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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