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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打日本人、專殺中國人的八路軍
------從《許世友上將回憶錄》看“人民解放軍”的本性
今年的八月,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七十九周年。號稱“解放”中國人民的解放軍,從它建立那一天起,幹的就是“殺人放火,資敵賣國”的勾當。這可以從汗牛充棟的中共開國元勳、從龍將帥的《回憶錄》、《傳記》、《年譜》中得到證明;中共奪權時的解放軍(紅軍、新四軍、八路軍),殺中國人:把英勇抗戰的國軍當作反動軍隊來殺,把老百姓當作土豪劣紳來殺,甚至把同夥當作AB團來殺;中共篡奪政權後,殺的也仍然是中國人:把放下武器的國軍當作土匪來殺,把青年學生和市民當暴徒來殺,把維權农民當不穩定因素來殺。《許世友上將回憶錄》也正是這樣一本“不打日本人、專殺中國人”的自供狀。】
一,真刀真槍與日軍作戰的記述,僅佔《回憶錄》的百分之一 《許世友上將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5年,北京)自序加正文十九章計382頁,約36萬字。《回憶錄》由1927年初参加其家鄉湖北省麻城縣乘馬崗區農民暴動而成中共武裝人員起,一直寫到1948年9月24日攻佔濟南止;其中涉及抗日戰爭的只有第十二章,僅十五頁,不及《回憶錄》之二十五分之一;而描述正規軍真刀真槍與日本侵略軍作戰的不足四頁,僅佔全書百分之一。
第十二章題目是《反“掃蕩”》;其實,與其說是“反掃蕩”,不如叫“躲掃蕩”。經1941年二月至七月和國民黨的幾次戰鬥之後,中共在膠東可謂兵強馬壯;新成立的膠東軍區轄第五旅,五旅指揮第十三、十四、十五主力团,西海、南海、北海三個軍分區;膠東軍區還直接指揮第十六、十七主力團,抗大膠東分校、軍區直屬隊、東海軍分區;再有數量龐大的地方武裝。但膠東軍區幹部會議卻製定了“保存有生力量,保衛根據地,分散活動,分區堅持”的逃跑主義方針,實行“敵人向東我向西,山巒溝壑任縱橫”,以冠冕堂皇的“分散堅持、目標隱蔽”來包裝畏敵如虎、資敵賣國的無耻行徑。
膠東軍區指揮機關率一營兵力在日偽的“拉網掃蕩”中,來回穿插,“行程二百多公里,未損一兵一卒”,確實“高明”;然而保土安民的責任只好去“他媽的”了。
1942年11月24日,“我第十七團一部”破網而出,只傷了一名戰士。結果把二千多人的萊、海、栖的群眾扔在日軍的包圍圈中。被日軍抓獲的五百多名群眾全遭殺害,老弱婦孺,無一倖免,這一慘絕人寰的“馬石山慘案”實在應該記在共產黨頭上。(《回憶錄》第256頁)
1942年11月28日,在日偽五千餘人合圍下,第十六、十七两個團,由膠東榮成山區不戰而逃,“以營、連為單位,化整為零,穿隙插孔,破網突圍”;可憐被拋棄的榮成山老百姓就了殃,三百多人全部被日軍殺害。(《回憶錄》第257頁)
許世友作為八路軍將領、後來的解放軍上將,到底打了多少日本侵略軍?真是泛善可陳。通覽《回憶錄》,僅《自序:我的軍人生涯》載:1939年2月,在河北威縣以預伏的方式,誘殲日軍一個加強兵中隊,斃200人,俘8人。(《回憶錄》第14頁)許世友時任八路軍第一二九師第三八六旅副旅長。這是許部殲日軍最多的一次戰鬥了,也是一次非常難得的戰績,所以在附錄的《生平》中,又再提了一次。(《回憶錄》第437頁)
到山東後再也沒有做過這樣大的買賣了。1942年五月日軍掃蕩膠東時,“我軍指戰員英勇還擊,斃傷日軍一百餘人” (《回憶錄》第270頁)
其餘,1944年八月二十三日攻克日偽馬連莊據點,殲日軍十八名、偽軍一部。(《回憶錄》第265頁)
二十四日圍收水道據點,經日本解放聯盟人員喊話,“十名日軍士兵放下武器投降”,後偷襲爆破成功,“將負隅頑抗的日軍(二十餘人)全部殲滅”。 (《回憶錄》第266頁)
即使這樣殲敵數少得可憐的戰鬥也不多;所以非常珍貴,日軍傷亡都是以“個”來統計的。再不就是以“日偽”混計:如1942年春,“殲滅日偽軍三千二百餘人”; (《回憶錄》第275頁)
“在1943年反蚕食、反封鎖中,作戰九百七十五次,殲滅敵偽軍一萬零三百餘人”;(《回憶錄》第263頁)
1944年秋季攻勢中,“共殲滅日偽軍五千餘人”。(《回憶錄》第267頁)鬼知道這裡面有沒有日軍以及有多少是日軍。
二,1937年前打中國人有勁
許世友打日本人雖然斯斯文文,温良恭謙讓;但打中國人却絕對心毒手辣。看看許世友在“八年抗戰”前是怎麼樣和中國人打仗的吧。
1933年10月,任中共紅四方面軍第九軍副軍長兼二十五師師長的許世友,率部在四川萬源與以劉湘為首的二十萬四川軍展開長達十一個月的堅守防禦戰,許世友指揮三個團的兵力,以數量上的絕對劣勢打垮了數量上絕對優勢的川軍。許世友身先士卒,在同敵人短兵相接的、驚天動地的肉搏戰中,把一把純鋼的、特製的龜頭大刀,砍得缺鋒卷刃。戰後,許以戰功被提升為紅四方面軍第四軍軍長。
許世友回憶說:“就我参加過的堅持防禦而言,(萬源)大面山一戰,模最大,時間長,很殘酷,以後再也沒有打過那樣的仗。”(《回憶錄》第8頁)又說:“萬源防禦戰,是我一生中經歷過的一次規模最大、時間最長、也極為殘酷激烈的堅守防御作戰。我軍經過(最後)七十餘日的艱苦奮戰,挫敗了劉湘主力十幾萬人的多次猛攻,大量地消耗了敵人的有生力量”。 (《回憶錄》第195頁)
為什麼“以後再也沒有打過那樣的仗”了呢?為什麼不打呢?如果打日本人能拿出“有敵无我,有我無敵,誓與陣地共存亡之志”,“上至軍長下至戰士,每人一把紅纓大刀。情况緊急時,管你師長、軍長,八角帽徃下一拉,帶着部隊就徃上衝”(《回憶錄》第8--9頁),恐怕日本人早就趕跑了,還要用八年?中國人也少受一點罪,中国军民总牺牲也不致於達三千七百万人。
1935年8月下旬,紅軍右路軍走出草地時,許世友率紅四軍和紅三十軍一起,與國民黨軍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師鏖戰兩天兩夜,最後拼了四個小時的大刀,才把敵人砍光。(《回憶錄》第10頁)全殲胡宗南四十九師,斃傷俘五千餘人,攻克甘南重鎮包座。這種“鏖戰兩天兩夜,拼四個小時大刀”的壯烈場面,在抗日戰争中就絕對看不到了。
這個四十九師,“據說曾在上海與日軍作戰”,許世友也承認它“還是頗能打仗的”(《回憶錄》第10頁),結果還是敗在紅軍手下。可見紅軍戰鬥力之高,遠在日軍之上。這一点也可以這樣來推導:日本從“九˙一八”開始,花了十四年時間都無法打敗國民黨;而共產黨只用了三年時間,就推翻了國民黨;可見共產黨確實比日本人更厲害。只可惜這麼厲害的戰鬥力並不用來打日本;而是要養精蓄銳,保存實力;以至於要搞到化整為零、東逃西竄。以前說共產黨“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現在看來不對了,應該說是“內戰內行,外戰更內行”。
三,抗戰中打中國人還是有勁
第十一章題目是《五個月反投降》,記述的全部是搶地盤、擴大根據地,招兵買馬、招降納叛、擴充實力,打擊和消滅蔡晋康、李先良、洪彪、苗占魁、孫海濱、劉景川、鄭維屏、張步雲、厲文禮、王二虎、于學忠、沈鴻烈、趙保原等所謂“投降派”、“頑固派”的赫赫戰功;由1941年二月至七月的五個月中,打垮趙保原等部二萬餘,俘八千多人(《回憶錄》第251頁)而日本侵略軍則一個也沒有打到。
1943至1944年間攻克祈格庄,殲趙部一千七百餘人。(《回憶錄》第275頁)
1944年12月攻打河源西溝,幾乎全殲趙部两個团和二千地方武裝。(《回憶錄》第276--277頁)
1945年,“我膠東軍區集中五個团、四個營和一個砲兵營兵力,在地方武裝、民兵和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援和積極配合下,自二月十一日至十九日,首克万第,再戰左莊,乘勝橫掃五龍河两岸,共殲滅趙逆八個团的兵力,总計一萬二千餘人”。真是乾凈利索、清脆玲瓏!(《回憶錄》第280頁)
四,抗戰以後打中國人更有勁
1945年日本宣佈投降後,正在中共山东军区党校学习的许世友馬上來勁了,立即帶領在黨校學習的膠東地區幹部,晝夜兼程,“我縱馬急馳,直奔膠東” (《回憶錄》第281頁),與國民政府爭奪受降權。許指揮膠東部隊解放威海,攻佔煙臺,揮師平度。平度大捷後,又積極組織和輸送主力部隊渡海進軍東北。打了八年抗日戰爭、牺牲了三百八十万軍隊和一百十五位將領的疲憊之師如何是養精蓄銳、以逸待勞的中國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的對手?
全面內戰的1946年6月,許世友指揮膠東軍區部隊一舉攻下膠縣城,消滅了趙保原。隨後,相繼攻克高密、即墨。在6月22日至10月10日的三個月內,在即墨、城陽公路一線殲國民黨王耀武軍一萬餘人。
1947年1月,許世友任華東野戰軍第九縱隊司令員。2月參加了萊蕪戰役。接著又在白馬關打了個漂亮的阻擊戰。同年5月,指揮華野九縱隊參加了全殲國民黨整編第七十四師的孟良崮戰役,激战到16日,国民党整编74师及整编第83师1个团3万2千人全部被歼灭,74师中将师长张灵甫被击毙。8月,又與譚震林一起,指揮4個縱隊又2個師取得膠東保衛戰和張周、昌濰、兗州諸戰役的勝利,粉碎了“國民黨對山東的重點進攻”。
1948年9月,許世友和譚震林、王建安一起發起濟南戰役。經過8天8夜的激戰,攻克山東省省會濟南城,殲滅國民黨軍十萬餘人,活捉王耀武。(國家數字文化網)
五,下山摘桃的是誰?
在抗战最艰苦、最紧张的最后阶段(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五年),毛泽东置大片国土沦亡、人民被烧杀抢掠于不顾,把各根据地、各部队的领导人全部集中到延安搞整風、搞搶救,旷日持久地学习、反省、检讨、清算、斗争、清洗,为大树特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而忙得不亦乐乎。
日本宣佈投降時,中共竟措手不及。為了和国军争夺平、津,再强占东北。共军採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方針,必須坚决堵住国民党军队北上。可是,當時各大战略区的领导人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贺龙、聂荣臻、林彪等高级将领都还滞留在延安。“情况万分紧急,这些领导同志骑马或者步行到各战略区要多长时间?有的要3个月到半年。时不我待,8月24日晚间,党中央、毛泽东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秘密让黄华与美军驻延安观察组鲍瑞德上校联系,让他派一架运输机,然后又秘密通知在延安参加‘七大’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滕代远、薄一波、张际春、陈赓、萧劲光、杨得志、邓华、陈锡联、陈再道、李天佑、宋时轮、王近山、聂鹤亭、江华、傅秋涛、邓克明二十位我党我军高级党政领导和高级将领,次日上午9时,到延安东关机场,不带参谋和警卫员,不准其他同志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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