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报》2006-7
   
   本报实习生 郑霄
   

   
   　　和滕彪约好了，就在他位于北郊的寓所进行采访。这一天正赶上北京春天沙尘肆虐，乱了头发，灰了衣着。
   　　门开了，滕彪本人比想象中多了几分随和与腼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气质平和、与世无
   争的年轻人，他的身影却频频出现在为民众维权的活动中。“五一”前夕，国家药监局组织的听证会上，国家撤消“奥美定”(一种用于隆胸、隆鼻等美容手术的注射用品)的决定让为此奔波许久的他感到峰回路转。在此之前许多受害者诉讼失败、维权受阻曾经一度让代理此次集团诉讼的滕彪觉得困难重重。目前集团诉讼尚在准备阶段，个别受害者的诉讼尚没有结果。“不能指望能走多远，只能尽量努力了。”平静的言语中听得出滕彪的热切的心情。这次涉及长春、深圳等多个城市，几乎近三十万受害者的“奥美定”事件，再次把滕彪推到社会公益与部分私人利益交锋的风口浪尖———这样的情形并非第一次。
   　　我们的谈话从拉家常开始，却不知不觉回到三年前。“我最早在新浪网看到的报道，刚看了几行字我就把窗口缩小了———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说起三年前的“孙志刚事件”和他参与的要求废止“收容遣送条例”的往事，“滕彪平静的话语里仍然掩饰不了他内心的热情。这位中国政法大学的讲师在回忆起自己开始走法律维权的道路时，始终带着一份法律人对正义、平等、善良的热烈深情。他坦言自己在大学三四年级时就形成了这样的关于法律的信念。“有的时候这样的事情找到你，别人写信给你或是找上门来，你觉得不能不去做。”滕彪接着说。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和他有着共同理想的还有他的一干好友：许志永，俞江。这些在滕彪言语中不时提及的名字，让人们看到行走在这条道路上步伐一致、矢志不渝的队伍。
   　　生于七十年代的滕彪，有着这个时代赋予的忧虑情怀。“律师和记者，是我们这个时代和社会接触现实最多的两种职业，但这里面的许多人，却放弃了社会责任感，选择不去看，不去想。”这也许是滕彪现在仍是兼职律师的原因。尽管是兼职律师，滕彪并不以此为业。为弱势群体代言，为维权奔走不但与生财之道无关，反而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有的时候还要把自己的工资搭进去。不过总的来说，还算可以支持的。”
   　　聊起一起念大学的同窗们，“他们中的大多数成了律师，几乎没有人像我这样的。”眼前的滕彪，手里随意地转着刚刚发给记者剩下的名片，身体斜坐在电脑椅上，和精明能干西装革履的律师形象相去甚远。身后一面墙大小的书橱上的玻璃反射出他朴实，平和的背影。隐约听得见窗外狂风的呼啸，窗内却温馨柔和。可以想象，在多少个风尘肆虐的日子里，滕彪像今天一样清茶一杯，伴着家里的四堵书墙，守望着良知和信仰。
   　　“说实话，我几乎算没什么目标和追求。”在问及对将来有什么打算时，滕彪有些腼腆，从教政法大学传道授业解惑让他满足而自得。虽然担任的是一些法理学、法社会学、法制史、思想史、法学方法论等课程的教授，滕彪仍然坚持法学教育和实践的紧密联系。“我会让学生接触一些现实，把一些最近发生的事情让他们讨论。”在学术上，滕彪也不会离开现实进行纯理论的研究。相对其他一些教授专心于学术论文，滕彪热衷于现实的写作。他长于文字而拙于言语。他的文字或犀利，或平和，或入木三分一语道破，或忠于现实还原真相。滕彪在个人介绍中说明了自己的研究范围，其中最后一项是“法律与文学”，不难想象文学在滕彪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同样也不难想象那些承载了我们民族精髓的文字，是怎样的将一个民族的危机感和责任感代代相传于知识分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