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卫平: 被迫走出书斋的维权者——著名维权律师滕彪访谈录
   
   《动向》四月号
   

   
    滕彪，三十出头，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文质彬彬，说话慢条斯理。2003年5月，他与许志永、俞江一起，提请全国人大对国务院《收容遣送条例》进行违宪审查，迫使当局自行废止了这一严重侵犯人权的恶法，开创了公民挑战公权取得胜利的先例。之后，他走出书斋，站到维权第一线。
    滕彪认为，维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维权是律师和专业维权人士，给当事人提供法律、新闻等各方面援助，帮助当事人与公权力抗争，维护他们的权利；广义维权是各种身份的民众，以一切公开适当的方式，包括违反恶法，争取自己的权利。
    笔者：“三博士”上书引起了国际国内的广泛关注，是当年的重大事件，你们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滕彪：我们三人是博士时期的同学，在北大时差不多每周都要聚一次，讨论中国社会现实的法制问题。毕业后，我们在三所不同的学校任教，讨论阵地便转移到互联网上。
    孙志刚事件出现后，我们一直在网上讨论这个问题。俞江首先提出，根据立法法，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收容遣送条例》进行违宪审查。经过反复讨论修改，最后形成了我们给人大的公民建议书。
    《收容遣送条例》侵犯人权的罪行罄竹难书，一直为国内外正义之士所诟病，我们希望此举能够修改或废止恶法，更重要的，希望就此开启中国违宪审查的进程。国务院与各部委以及地方人大、政府的很多法规都与宪法相抵触，立法法规定全国人大应该对违反宪法的法律法规进行审查，他们却从不使用这项权力，我们推他们一把，或者能开创违宪审查的先例。即使他们不审查，给我们一个回应，也是进步。
    在我们之前，其他人也曾提出违宪审查建议书，但他们没有运用媒体，因而影响有限。我们运用了一些策略，让这一普通的公民建议书成为公共事件。当时 “煞士”十分猖獗，民众的注意力都集中于此，如果时机选择不当，公布后并不会产生理想的效果。很可能泥牛入海，悄无声息。那一段时间，我们每天都到新浪网上查看全国新增“煞士”病例的数目，看着数字从每天一百多人逐步下降，当每天新增 “煞士”病例下降到二十多人时，我们感到时机成熟了；对发布媒体，我们也进行了认真筛选：它必须是全国性的、权威的，具有思想品位，能透过表象，看出该事件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巨大意义。我们选择了《法制日报》、《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考虑到《南方周末》是周刊，时效性不强，最后选定《法制日报》与《中国青年报》。后者的回应更为及时，就由《中国青年报》发出了这一消息；当时，中宣部已经下令，禁止各媒体继续报道孙志刚事件。我们的建议书既不提孙志刚事件，也没有谴责收容遣送制度的种种恶行，使之成为一个纯粹的法律技术性文件，令新闻审查无计可施：1根据宪法与立法法，公民有权提出违宪审查建议；2 国务院的法规在哪些方面违反宪法和立法法； 3、人大常委会有权加以审查、也应该加以审查。
    报道面世后，海内外媒体大量转载，产生了巨大影响，一个月后，当局被迫自行废止了《收容遣送条例》。正是因为我们从文字处理到时机与媒体的选择，以及如何接受采访，怎样对海外表述等各方面都进行了反复研究，十分谨慎，才会有这样好的效果。
    笔者：孙志刚事件后，自己各方面是不是都发生了较大变化？
    滕彪：我与许志永都是苏力的学生，他不大同意我们用这种方式做事，希望我们做纯学术工作。虽然公民建议书使自己成为公众人物，我还是希望自己少在公共领域发言，多做一些学术研究。然而一旦你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尤其是为民请命有很好的效果，每天便会有很多上访信或求助电话，全国很多人甚至直接找过来，都是冤案，你如何忍心全部拒绝？！再者，还接受了很多采访。根本停不下来。
    另外，我觉得中国的现实需要更多具有社会科学背景、尤其是法学背景的知识分子站出来，为受苦受难的民众说话，替他们做一些事情。虽然我一直认为纯粹学术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有长远影响，但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不作社会调查，不了解民众的疾苦与社会实情，很容易脱离实际，搞假大空的所谓学术，忘记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实在不足取。我从比较出世、想做纯学问，转变到在公共领域发言较多，既有自身的因素，也有外界环境的推动。
    笔者：之后又参与了那些维权个案？
    滕彪：这之后参与了一些公开信的组织和签名，介入了一些案件的维权工作。例如蔡卓华案，我作为第四被告胡锦云的辩护人。
    蔡卓华牧师义务印制了大量圣经与基督教书籍，为中国家庭教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当局为了打击家庭教会，便污蔑蔡卓华等人“非法经营”。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在中国目前的司法体制下，维权工作者除去必须十分熟悉法律业务，在法庭上指出控方的不当之处外，还需要运用法律之外的力量。虽然这对律师的角色来说有些矛盾，但在目前的体制下却是必需的，往往是有效的。因为在政治犯、良心犯的案件中，纯粹的法律技术几乎不起作用，于是我们通过媒体让更多人了解真相，这是维权的一个重要策略。
    我们在网上公开了蔡卓华案的证据和审理情况，揭露了当局捏造事实、枉法不公的丑恶嘴脸；不仅我们八个辩护律师，而且邀请其他学者作家撰文，抨击当局迫害基督徒的罪行。蔡卓华案引起了海内外广泛关注，美国总统布什访华时特别提到了这一案件。
    非法经营罪如果成立，犯罪嫌疑人的刑期至少为五年，当局原计划判蔡卓华十年左右有期徒刑，最后判刑三年，胡锦云当庭释放。我觉得，这一策略取得了十分积极的成效。
    从去年二月开始，山东临沂地区展开计划生育野蛮执法运动。大批妇女遭强迫结扎，很多妇女被强制堕胎；逃避在外者，计划生育部门与黑社会势力勾结，肆意抓捕殴打他们的亲属，抓不到亲属便抓毫无关联的邻居，企图迫使外逃者返回。当局如狼似虎，肆无忌惮地侵犯人权。
    在当地维权人士陈光诚的帮助下，我与另外两名朋友到临沂调查取证，帮助受害者立案。你很难想象，我们有如地下工作者，凌晨起床，半夜归宿，趟河流，穿行在玉米地，神出鬼没，摆脱各方跟踪，才完成了临沂当局严重违法行为的调查工作。
    到沂南县第二天，我们就被跟踪，不得已，只得抄小路，悄悄趟过蒙河，来到蒙阴县，与受害者见面。取证十分顺利，但在赴费县人民医院调查的路上，又被跟踪了。半夜里，两辆汽车在空无一人的道路上追逐。类似惊心动魄的经历有好几次，每次都因为我们的司机道路熟悉，最终甩掉了他们。
    我们唯一住宾馆的一天，当地公安局、司法局、计生办一大帮人破门而入，冲进房间。他们抓走了两名农民朋友；听到陈光诚和他们发生肢体冲突的声音，我们立刻冲到他的房间，将他救了出来。我们的态度十分强硬，义正词严地要求他们遵守法律，最终他们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调查结束后，我们帮助一些受害者在当地法院起诉镇政府和县计生局。
    笔者：准备参加今年的基层人大代表选举吗？
    滕彪：我的兴趣不在公共和政治领域，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民主化后，我都希望自己做一名
    独立知识分子。如果这个体制没有如此严重地侵犯人权，同胞们不是这么容易遭到伤害，我根本不会参与维权，连律师都不会去做。对我来说，看书、写作最为快乐。但现实无法令人安心这么做，只能在两者间找一个平衡点。
    笔者：有没有受到校方、警方的威胁？
    滕彪：压力很大。先是学校领导找我谈过十多次，最近公安局、司法局也分别找我谈话，威胁的成分越来越多。他们甚至表示，如再继续从事维权工作，教职将不保。
    每年三月，美国人权报告的中国部分多是批评，中国人权白皮书完全相反，一片赞扬，我们认为，中国民间也应该有一个人权报告，从内部视角，更客观更真实地反映中国的人权状况。最近，我与许志永等人一起，编撰了《2005年中国人权报告》。这是美国国务院和中国国务院中国人权白皮书之外，第三份反映中国人权状况的文件，是中国民间对中国人权整体状况的第一份报告。他们就此又多次对我进行警告。
    笔者：准备如何回应他们呢？
    滕彪：我不得不做一些调整，退却一段时间。但不会全部放弃维权工作，更不会放弃写作的自由。
    笔者：多保重！多谢你接受我采访！
    滕彪：不客气。
   
    2006年3月31日星期五于北京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