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宁死不政改，政改就死——也谈霍英东与赵丹的“临终箴言” /唐子文集

朱健国先生近日里就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巨贾霍英东临终前向中央有关领导人留下“临终箴言”一事，提及1980年著名演员赵丹临终前在《人民日报》刊登的赵丹的“临终箴言”，指出：两个人的“临终箴言”都是对中共操控个人和社会的思想言行的一切专制做法予以小心的批评与进言，都是把党和政府当父母那种儿子般的央求：具体的事情少管些，有利于以法治国和长久治安；让人民表达、发泄，让政协真正参政议政对党政父母有好处、有百利。朱健国还看到这样一个差异：《人民日报》26年前尚可刊登赵丹的“临终箴言”10个字，今日却对霍英东“临终箴言”无一字报道。朱先生由此感叹：大陆“言论自由今不如昔”的“与时俱退”，社会如何能和谐？共产党如何能真正“三个代表”？

朱健国先生评霍、赵二人的“临终箴言”，始终仅仅着眼于批评中共不给其臣民言论自由，甚至用心良苦的指出：大陆和各色贪官污吏——胡长清、孟建学、李真等——都是由于国家和社会缺乏言论自由的监管放纵出来的。最后，朱先生颇有些焦虑地希望中共“新核心”抓紧时机给臣民言论自由，以此为起点进行政治改革，否则将陷于大陆“暴力革命循环不已的绝境”。朱健国怕乱，依恋中共，因而企望中共以自身改良的方式解决中国问题。朱健国先生的评论应该说是有理有据且温情有加，我却不敢苟同。因为中共的绝境绝非暴力革命而是和平政改。

说是不敢苟同朱健国，其实是不敢苟同往日的我的言论。我有一本近23万字的书（书名在中共垮台后我会说出来的），将朱先生们的这些道理从哲学、神学、科学、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各个层面作了论述，指出：让人说话是做公民的开始，是仁义传统升级和政治改革启动的开始。由我而朱健国的所谓“中国问题”是这样一个问题：由于中共实行人治型的专制政治，不给中国人言论自由以及新闻出版等自由，贪官污吏前赴后继，社会腐败由表及里，最后是社会矛盾愈演愈烈汇聚成毁灭性的暴力革命，推倒中共皇朝，却也毁灭中国现在辛苦几十年来创造出来的物质繁华的深圳、北京、上海等。因此我们理性地给解决这个“中国问题”开出处方：从言论自由开始法制建设，由点到到面地实行政治改革，让父母官做公务员合格，让百姓做公民合格，让革命党做执政党合格，将中国渐进性地引领上欧洲式的社会民主和福利主义道路。

在我2003年清晰地得出上述结论并能够宏观、微观上论证时，我简直有些飘飘然：给我深圳做实验，我将根本解决中国问题。不久我就看到了我的谬见。不过我很快走出自恋，找到了解决所谓“中国问题”的新钥匙。2005年3月底，在三退党、团、队的活动成潮之际，我读懂《九评共产党》，以法轮功的正为镜子照见共产党的邪，将中共和中国区别开来，以往的思维误区顿显：所谓“中国政改问题” 原来根本就不存在，真正存在的是中共解体、国寨散伙的问题。

霍英东临终箴言里说：“我常常自思难解：共产党不怕西方制裁、封锁，不怕西方军事威胁，为什么怕以法治国、以法治党，怕社会、人民舆论监督？”霍英东提出了一个值得思索的很好的问题，遗憾的是他没有想清楚，朱健国也没有。

其实想解析清楚这几句话，非读懂九评参与三退不可。我敢说：如果霍英东读懂了九评里“共产党是邪灵、邪教”的八字真言，认清当今大陆“没有中华国家，惟有中共国寨”的现实，退出国寨政协看反应，那么他的问题顿时就明了了。

因为共产党是邪灵、邪教，反基督教文明而生，所以它“不怕西方制裁、封锁，不怕西方军事威胁”。约160年前还只是一种思想、主义的共产党发布宣言，向全世界宣称它是邪恶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要彻底砸烂既有的一切，才能拥有世界，呼喊全世界的无产者（流氓）为此联合起来。这就是共产党！其名称和思想如同一种咒语似的生命却极其邪恶，脸谱很多本质却只有两个：施暴和撒谎相结合，无所不用其极。尽管共产党由思想灵魂到组织躯壳，都首先产生于西方自由民主世界，其历史使命却自始至终都反对基督新教徒创造的自由民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一切近现代文明，无论西方制裁也好、封锁也好、军事威胁也好，它就是为反对和毁坏自由民主而生存壮大，所以不怕。如果有时候共产党对制裁、封锁和军事威胁妥协，那绝不是因为怕，而是为了能够继续反对和毁坏。

因为中共在中华大陆建立的不是世人孝敬父母的国家，而是惧怕它的国寨。没有中国人民，惟有民国人质。所以中共“怕以法治国、以法治党，怕社会、人民舆论监督”。语言文字具有遮蔽性。当共产党使用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名称，地球人就以为它是中国的事物了，其实它不是；当中共对世界宣称它建立了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球人以为它是一个新国家，其实它不是。共产党领导了57年的“中国”，其实从来就不是国家，一天都没成为国家过，自始至终都只是一个用西方的马列邪说为其邪恶灵魂的大井冈山国寨：国为名，寨为实。这就如同中共“党为名，教为实”一样。如此国寨，恐怕只有东亚共产党才创立了，苏东等共产专制国都是国家而非国寨。毛泽东上井冈山，金日成上长白山，并非偶然，实乃共产邪灵的特别安排。所以当苏东共产国家红旗落地，中共国寨还能卫星上天，朝共国寨还能发射核弹。国寨的人际关系从政治上看只有当权者和无权者的关系，即绑匪和人质的关系。国寨永远不可能有所谓“人民”和“公民”。如此中共国寨，党中央和各级党委、支部不过数百、成千、上万最多四位数的人，因为凭借党指挥枪——军警特务——的强迫，和马列毛之流的社会敌对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革命独裁思想等歪理的洗脑，将十几亿的十位数的人都当作它的肉票，所以能够以“我们中国人不怕死（其实是不怕牺牲人质）”的豪迈言行去恐吓重视公民生命的美国人和西方人，却非常、非常的惧怕政治改革。以法治国，国便不是国寨了；以法治党，党便不是邪教了。如果让社会、人民舆论监督共产党，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吗？还能够挟14亿肉票在全世界逞强、逞威吗？

谁都知道，这是肯定不能够的了。由此可知，所有政改呼唤，中共永远都不会听。国寨一政改，中共就解体。因此，中共宁死不政改，如果死到临头才政改，政改就死。这就如同辛灏年说“中共死也不敢打台湾，死了才会打台湾，打台湾就死”的道理属于同一个逻辑，简明清晰。明了的人却难免沮丧：哪可怎么办？

我们这样办——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传九评、促三退，就能解决中共国寨拒绝政体改革的问题。人质起义，中共解体；天灾灭共，国寨散伙。信者得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