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们是知识分子吗？ /唐子文集

中国读书人•士大夫自古就有“为民请命”、“仗义执言”的说话传统。可正如贺伟华悲哀地看到的那样，当今中共国寨里知名作家王蒙、蒋子龙、陈建功、刘心武、张抗抗、王安忆、残雪、阿来、陈国凯、王朔、贾平凹、莫言、苏童、余华、阎连科等，都在中共警察粗暴地对待中华民众和民主人士之际集体失语。这些人其实还不只是集体失语，基本上都对当今中国已成中共的大井冈山或大梁山泊、大瓦岗寨的事实都视而不见或者懒得较真，对贺伟华所关注的普通民众和民主人士被暴力对待的事根本就不敢正视、不敢触及。如果有人不信，不妨找他们中的一位，比如贾平凹，去聊聊这方面的话题，我敢保证此贾肯定跟最近因公开脱共的贾甲不一样，会跟你顾左右而言它，宁愿跟你谈佛（这种情形下当然是亵渎佛陀了）也不愿跟你扯这些在他看来既不安全又不快乐的话题。

我所以拿贾平凹来说事，是因为在今天他比其他人有名，看此文的人会较多较认真，记忆较清晰，对身边类似这样的名人多触及一下他们的良心和良知，也算是行善。贾平凹们是名人不假，但却并非“明人”，因为他们对中共暴力统治的表现已经完全达到不明或不辨是非的麻木不仁的地步了。这些人是文人，却已非读书人了，更非士大夫，古时候儒士虽然迂腐却不失清明或清高的品性在他们身上是一点也找不到。我不能说他们已经没有良心了，因为良心是天生的，是人就会有。但我可以说他们很少良知，有些人可能从来都没有良知。苏格拉底说：美德即知识。但贾平凹们应该不会从心灵上认可这话，比较认可的或许是：存活即知识。余华的小说《活着》，可谓代表着相当多的中共国寨文人对知识的一种比较典型的态度。这些人肯定地说，称其为知识分子是对这个名称的极大的玷污。如果说贾平凹们是知识分子，那我就不是了。因为我曾经就是他们这样的，现在我已经不是这样的了。读《九评共产党》后，我让良知醒过来而对中共恶行天天发出谴责的声音，就是为了成为知识分子。我以传九评促三退的方式让良知冲破乌云的遮盖发出其原本应有的光芒。当然，贺伟华所说的二万五千多名著名作家集体失语成为被罪恶掩埋的庸众，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并非知识分子。

可以说，贾平凹们从来都没有真正想过要做知识分子，所以不能指责其堕落。但是，指出他们不是知识分子这个事实，我以为至关重要。贾平凹们是文人，以写作为职业；是作家，有著作为证。但他们并不特别尊重自己的文士身份或写作职业，知识对于他们如同演技对于演员一样，是职业需要或者谋生手段。不是说你是脑力劳动者就是知识分子了，没这么简单。知识分子是西方城市文明的产物，是理性之光——哲学和科学——的主体或光源，在古代的典型是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在近代的典型是培根、笛卡尔等，在现代是爱因斯坦、罗素等。贾平凹们跟这些人相近吗？差太远了。当然，这与中国现在的寨子（非城市）性质密切相关。在中共国寨，强盗一直控制着政治权力和生存资源，没有知识分子的园地。所以我此文并不是要特别责怪贾平凹们，而只是想说：不要高看他们。

贾平凹们其实就是一群有知识的聪明庸人，知道如何活得好和安稳。我们不要寄予他们太大的希望。他们的心灵被共产党揉得很柔软、很柔软了，早已不堪正义和良知的重负。这个广大的中共国寨文人群体，其实跟农民、工人、商人、教师、甚至军警群体一样，都共同是失去了真正人身和言论自由的人质。其中，王蒙青少年时还挟中华民国里过渡状态的知识分子的余温扑腾过两下，如今老了，也许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我们也就理解他吧。其他人恐怕都还没有好好想过“离开了共产党自己怎么活”的问题。贾平凹甚至很豪迈地宣称：我就是农民。所以啊，贺伟华先生实在太不了解这个群体了。他们不是失语，根本就是无语。

在中共国寨，其实还不只是二万五千多名著名作家的名流群体，更广大的脑力劳动者群体——教师、律师、官员、工程师等——都是这种无语状态。对于维权、民主，他们并非心中有话不敢说或者向党说、藏着说，真的无话可说。辛灏年先生和我属于先向党说、后藏着说的人，这样做的时候，也就在告别无语群体，是在告别被中共精心狼育而长大云集的邪知分子群体。这个群体是有话说的，“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名言、“我姓焦（性交）”的黄段子都是其智慧的产物，《活着》、《废都》、《狼图腾》等是他们的杰作。但你没法指望他们对维权和民主出声，因为他们觉得没有人权和民主活得也挺滋润。对法轮功问题，他们的答复更加简洁明了：不让炼就不炼了，为什么非要做好人？能把坏人做好也不错啊！

所以，面对中共强权的暴行与罪恶，我们不要去感受所谓主流知识分子的关爱之心。山寨国根本没有主流知识分子。现在知识分子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其实中华知识分子不在别处，正在路上走着，比如高智晟、郭飞熊、陈光诚、力宏、陈树庆、郭起真等。他们的知识不是最多的，但竭力在将自己懂得的那点知识身体力行地投入道德实践中，让其变为良知并站立着。高智晟们才是中华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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