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和温家宝主政国家一直有“胡温新政”之称。为此胡温政府在设定中国年经济增长率目标为8％左右的基础上，关注人民切身利益，改善人民生活。显然这是想复活上个世纪80年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以“两手抓”的方式既让中共恢复有纪律、有道德、讲团结等核心价值观，又把资源和政治力量集中在近20年的发展中掉队的贫困农民、流动民工和城市工人身上。与江朱政府相比，胡温政府确实有一些新的理念，诸如“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论”、“新三民主义”、“八荣八耻”等，希望能够在科学发展经济的基础上为民系情、谋利、用权，创建讲荣辱、讲羞耻的和谐社会。这便是亲民反腐的胡温新政。

   　　不过观胡温近四年的亲民反腐，好似走钢丝的杂技，这究竟还能挺多久呢？

   亲民是牌，还是本？

   　　专注于和谐社会和党内纪律符合胡锦涛和温家宝的个人风格。2005年元旦，温家宝深入到陈家山煤矿，不顾别人劝阻，坚持下到1300米深的井下，与矿工们一起吃中午饭。春节除夕之夜，胡锦涛深入到困难职工家里，和职工一起包饺子、吃年饭。他们出身中国社会中下阶层，以前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是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度过的，因而了解基层群众的疾苦，亲民成为其自然的倾向。

   　　“你们看这个政策怎么样？”温家宝曾经以如此商量的口吻与最普通的百姓对话，还说过“我有一个梦想，就是让每一个中国公民都不会因没钱看病而发愁。”胡温政府的亲民作风通过温家宝的言行得到了比较真切的体现。

   　　不过新世纪的中共政府领导人亲民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落实到政治、社会的制度创建或完善上呢？西方国家和业已民主化了的东方国家，例如日本、韩国、泰国等，政府亲民可谓是执政的根本，因为政府组成和连续都取决于选民的选票，不亲民就得下台。但在中国，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国家民主化的政治工程尚未正式启动，政治牌桌上的人都是官场中人，打出的牌都是为自己。腐败没有制度上的有效防范。因而胡温政府现在的亲民究竟是麻将牌还是本色，这是政府和人民都尚待理清和认清的事。显而易见，如果亲民是牌，反腐就会不彻底。

   反腐是道，还是术？

   　　当今世界的国家可谓都有腐败和反腐败的问题。有官员存在，有权力运用，就有对官员的收买和对权力的腐蚀，使官员因为私利需求而让权力脱离公务的轨道，而局限于为某些人或某个利益集团服务。因此，只要赋予官员权力而官员求私利，腐败就不能不反。不过不同文化和制度的国家，腐败和反腐败并不一样。

   　　在基督教文化和政教分离的民主国家，腐败属于行贿收买型腐败，即国会议员、法官、检察官和行政官员被资本家和大的财团行贿收买，而为其提供特殊的立法、司法和政务服务。经过宗教改革几百年到如今，西方不再有教会腐败和虚伪的道德政治教育，没有社会对腐败机会的普遍期盼。法官想腐败，老婆都会骂。因此在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等西方国家和西方化国家，议员立法、法官审案、检察官起诉和官员行政的政治行为普遍被收买的腐败从道德和制度上遭到反对。一旦分权制衡、新闻监督和程序政治的宪政制度得以创建并实施，政治腐败就只可能小范围生存，不可能有环境和体制的社会土壤而野草般蔓延疯长。

    在当今东方专制国家或民主政治刚实施的国家，腐败通常是道德体制型腐败。这时候的反腐败是道，还是术，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所谓道德体制型腐败，即由于道德教育落空所致立法、司法和行政的政治行为普遍能被资本家和大财团收买而出现公权私用的腐化败坏现象，最为明显的表现是人心趋坏，老师和僧侣都不再传道、不鼓励人做好人，官场盛行职业和职务买卖，品德明显低劣的人可以通过花钱成为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的官员，从而把议员、法官、检察官的职业和行政官员权力当作生财之道，使腐败先从人心上给予普及后从制度上得到保护。从而反腐败就仅仅成为法官审案、律师辩护和检察官起诉的技术工作，一旦行政官员给予其职业和职务施加谋私的压力，不腐败者极少能守住职业和职务。

   他信，自民党，王安石？

    　尽管中共领导人大都读过史书或看过历史电影和电视剧，清楚地知道中国古代王朝除了极少的由于暴政覆灭，基本上都是因为末代道德体制型腐败所致。但是，胡温政府当政之际，共产主义道德理想在人们心中早已普遍落空，官员和民众的善良愿望通常都挡不住现实名利的诱惑和经济支付的压力。可以说，如果法官审案、律师辩护和检察官起诉不在技术上作假，父母、孩子和配偶都会不答应。所以，如何摆脱腐败侵扰成为今日胡温治理的中共政府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

    在当代东方，政治领导人和执政党的亲民特征也是很引人注目的。例如泰国新近刚刚下台的他信和日本刚办了首相交接手续的小泉和安倍。查看网文《泰国总理他信：“腐败政客””还是“亲民总理”？》，他信骑摩托车访问贫穷村庄的真人秀照片很抢读者眼球。在《后台秀：总理》电视镜头24小时跟踪拍摄下，他信在泰国最贫困地区之一的伊桑与当地村民共处近一星期，观众可以看到他信开着拖拉机，与农民交谈，和他们一起做饭，向当地人介绍“致富经验”。他信管理国家像一个企业的CEO，很讲究经费节约和办公效率；2004年严厉打击泰国毒品贸易得到很多普通泰国人的欢迎；迅速进行海啸救援和重建工作也赢得很高的声誉。可以说他信政府是很好的将中共胡温政府正在努力的“效率＋公平”兼顾到了，但因为将亲属安插在关键职位、涉嫌利用政治权力为家族牟利，就在上个月出访联合国的时候就被大得人心的军人政变夺取了权力。而日本自民党政府也因为小泉善于利用媒体，大力推行“亲民战略”，赢得大批中间派选民、年轻选民和女性选民的支持，给自民党政府和日本政坛带来新鲜的气息。刚从小泉手里接过首相权力的安倍也很注意亲民形象，曾下田插秧。日本跟泰国相比，君主立宪制传统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分权制衡的民主政治相对成熟，反腐败有道，小泉在位时没有爆出家族或政党腐败案，因而自民党得以继续亲民执政。

    王安石是中国北宋中期的一位著名的政治改革家。他曾经在九百多年前就实施过具有今日亲民特征的变法，其青苗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都有扶助农民和劫富济贫的性质。但是儒家士大夫统治下亲民是牌而非本，终为官员滥用而失败。在“亲民是牌还是本”之问题还没有理清的现在，胡温政府亲民究竟会是自民党似的连任？还是他信似的遭军事政变被废黜或王安石般背骂名下台？

   敲打陈良宇的政治走向

   　　胡温政府亲民在先反腐在后，都不可否定其主观上的真心实意和切实努力。不过，胡温政府似乎有些生不逢时，背负着中共江朱政府遗留的“劫贫济富”的“经济发展”的包袱。国企改制让三、四千万工人失业或变相失业，过程中通过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产生了一批又一批暴发的权力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其中就有很多收入灰色的百万、千万、亿万富官。虽然敲打陈宇良对官场震动巨大，可这样的反腐败能够由上海帮的点到北京和各地的面，并再升级到比陈宇良更高级别的官员吗？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兴起的、经久不衰的“农村圈地运动”劫贫济富的掠夺性质非常明显。农民权利在人大没有代言人，在立法、司法和新闻上都缺少有效的维护，往往被少得可怜的圈地费——有的地方就是一张白条，基本上属“零转让”——就打发走了。这些“无业农民”为了生存被迫维权。广东番禺太石村农民罢免村官，汕尾东洲村农民索取土地补偿费，其维权活动都惨遭镇压（为了压制东洲农民，坦克车都出动了），消息在海外被媒体热炒在国内却被密封。除农村圈地运动之外，还有“城市拆迁运动”对城市市民的盘剥——权力者以低于地产标准价数十倍的优惠价把土地卖给房产开发商，而房产开发商又以高得离谱的房产价格出售出去。这样低进高出，富商和富官就从镇到县到市的批量产生了。

   　　胡温政府敲打陈宇良，反腐倡廉的新锣鼓敲得很响，据悉上海访民群起拥护，但同时上海警察传唤为告陈宇良而坐牢三年的律师郑恩宠，警告他不许乱说乱动，甚至敢说“人民政府就是流氓”。如此情势下，上海帮能够彻底拿下来吗？据说黄菊妻子已经双规，如果有证据黄菊涉案，能敲打到黄菊头上吗？上海帮腐败在全国并非地方腐败的孤案，可以说北京、河北、山东、湖南、重庆等省市的贪官污吏都一抓一个准。可胡温能够全面反腐败吗？即使姿态摆出能维持多久？

   人民到底在期望什么？反腐败能安民治官吗？

   　　人民对腐败的愤怒多出于道义良心还是嫉妒不平？如果是出于道义良心，为什么在17年前六四学生遭遇血腥的暴力镇压时工人和农民并没普遍站出来表示支持？而今农民失地和工人失业是不是因为那时候的失道而遭遇的回报？

   　　反腐败如果全面开展，由上海而北京而全国各地的开展成为“劫富济贫、济民、济国”的政治斗争，如果依靠法制进行，在贪官和奷商掌握着国家主要的军警力量和钱财资源的条件下，胡温政府仅凭反腐牌就能把贪官们业已获得的灰色的非法收入和红色的巨额财产还给百姓、还给社会、还给国家吗？如果欲仿效西方反腐败的成功而铲除道德体制型腐败，中共将如何解决法轮功因道德而受迫害的问题（即能否将党委早已开展无效的道德教育剥离出去交给基督教、佛教和法轮功等宗教信仰团体）？如何解决六四学生因要求政治体制改革而遭镇压的问题？中共能否改旗易帜，以新政党的福利主义纲领去竞选获取执政机会？

   　　2001年2月他信通过竞选成为泰国总理。2003年3月温家宝为非竞选性的人大认可为中国总理。他信打亲民牌打得很漂亮，却因家族腐败的嫌疑而下台。在腐败问题上，胡锦涛和温家宝守住了家庭防线，但能否守住因为没有反对党和自由媒体制约而中共官员必定整体失道缺德而肆无忌惮的腐败的防线？日本自民党依靠亲民选票执政。他信虽然亲民却未能免除被政变罢黜。胡温执政正在制定农民免租、教育免费的历史性政策，还欲下一步解决农民医保问题，政治行情看好。但是，如果遏制不住无官不贪的整体性反扑，胡、温会成为王安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