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与超越：日本的文化与社会心理剖析

“和”的文化价值观是日本文化结构的核心部分，由“和”的观念所形成的群体主义价值观是理解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性的一把钥匙。这种重“和”（不重“仁”）的文化能够有效团结民众，形成强烈的民族凝聚力；其局限在于：“和”之观念只能作为实现文化群体内部凝聚的工具，并不能指出文化前进、发展的方向，一旦这个文化方向走错，必将贻害甚重--既害了自己、也害了他人。日本后来走向对外武力扩张，就是借助所谓“大和魂”与“武士道”而加速走向自我毁灭，也对周边国家犯下了滔天罪行。从日本文化的发展轨迹来看，日本军国主义不是少数日本人的专利，其根源在日本文化，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日本文化的这种特点，直接决定了其民族性与国民性格。

1:等级与服从--日本社会微观结构的基本特征

不妨把日本民族理解为“一支军队”，从中来理解日本“各安其分”的等级制度。日本的等级制度不是现代行政制度中的角色身份制，而是一种固定的身份。它是金字塔型的，以天皇为最高精神领袖，以“不可接触者“（贱民）为最底层。各阶层被固定地安排到自己的位置之上，并被赋予相应的权力。“为维持这种‘各安其分’的等级制度贡献自己的力量”是日本人生存的最高价值。在那里无所谓正义或仁爱，一切仅仅是为实现目的而奋斗。这种价值观是被恶劣的生存环境所挤压出的产物--日本资源匮乏又多灾害，于是他们面临着极为艰巨的生存和发展任务；面对永远的“战争”背景，于是形成了这样一种军队式的社会模式。

在日本人心里，人从来是不平等的。日本人在每一次寒喧、每一次相互接触中都必须表示出双方社会地位的性质和程度。任何两个陌生人碰面，首先要迅速确定彼此间相对的地位高下，用日语来说，就是"目上"还是"目下"（即应往上看还是往下看），然后决定用什么方式说话。每当一个日本人向另一个日本人讲“吃”或“坐”时，都必须按对方与自己亲疏程度、地位尊卑使用不同的词汇。“你”这个词就有几个不同的说法，在不同的场合必须用不同的“你”；动词也有不同的词缀。概而言之，日本语象许多其他太平洋上的语言一样有“敬语”和“谦语”，这是每一个学习日本语的人必须掌握的语言艺术--因为这种语言的艺术在无形中强化着日本人对等级观念的认同感。

除了语言之外，日本人还通过肢体动作表达对彼此地位高下的认同--所有这些动作都有详细的规矩和惯例。例如，地位较低者面对地位较高者时，除了必须使用“敬语”之外，还必须伴有适当的鞠躬和跪拜--不仅要懂得向谁鞠躬、而且必须懂得鞠躬的程度。鞠躬的方式很多，从跪在地上、双手伏地、额触手背的最高跪拜礼，直到简单地动动肩、点点头。对某一个人来讲是十分适度的鞠躬，在另一位和鞠躬者的关系稍有不同的主人身上，就会被认为是一种无礼。

每一个日本人都必须学习在哪种场合该行哪种礼，而且从孩提时期起就得在家里学习礼仪并细致地观察礼仪。母亲背着婴儿时就应当用手掘下婴儿的头、教婴儿懂礼节；幼儿摇摇晃晃会走时，要学的第一课就是学习尊敬父兄；妻子要给丈夫鞠躬，孩子要给父亲鞠躬，弟弟要给哥哥鞠躬，女孩子则不论年龄大小都要向哥哥和弟弟鞠躬。鞠躬并不是徒具形式，它意味着“鞠躬的人承认对方有权干预己方的事务、受礼的一方也承认要承担与其地位相应的某种责任”。

在上千年的历史中，日本人一直生活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无论是在家庭生活中还是在社会交往中，每个人都必须依照年龄、辈分、性别、阶层决定着自己适当的行为。一旦有人逾越被十分周详地划分的等级体系，无论是上层贵族还是下层平民，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只有“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地生活在等级关系中，日本人才会由衷地感到安全和踏实。

在由日本人组成的所有组织中都极其讲究秩序，几乎所有的人际关系都被简单地还原成“上级”与“下级”这种单一的军阶式的关系--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权力、下级对上级只有义务。日本人从小便懂得：生活中的大多数事情皆由上级决定，必须小心谨慎地按上级的旨意行事，必须始终权衡自己的行为是否在纪律的允许之内。

无论日本如何坚持不懈地从外部输入文化，其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始终未曾被动摇过。尽管日本近百年来受到西方文化的熏染，但是其本质依然是一个等级社会。尊卑贵贱的社会等级世界观是日本文明的支柱、并被赋予了“神性”，否定这套等级观念意味着对日本文明本身的否定。因此日本人从来没有设想过放弃等级体系的价值观，他们习惯了按照“尊卑、贵贱、上下、长幼”这样的“天道”来安排自己的生活、组成日本社会。“以天皇为中心的等级式道义社会，以层层的恩义为砖石，维持其稳定与和谐。每个日本人都不再是单独的个人，他是这个恩义大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他本身和邻近的人也是一个具体而微的恩义宇宙。每个人都要明白自己在这个宇宙中的位置，他的一言一行都要符合其身份地位，不能越界。”

虽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失败，麦克阿瑟领导的美国占领军摧毁了日本的军方和财阀势力，但是仍然无法在日本建立起以人格平等为特征的真正民主制度。1955年成立的自民党、战后兴起的日本公司、与现政权的官僚体系，在某种程度上仍是武士传统的延续。那些在20世纪前主宰日本的武士演变成政府部长、自民党领袖与公司的高级经理，他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或早稻田大学，他们的儿子或女婿往往会继承他们在国会的职位；部长们卸任后会前往大公司任职，他们反过来说服政府给予公司更多的政策倾斜；学校与派系构成了新的血缘关系，他们是现代日本社会的贵族群体，统治着日本，也构成了一切停滞、腐败问题的基础。

下级对上级、民众对天皇的服从在日本社会被视为最高的美德。在日本，除了服从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理念能够把人们组织起来。对于日本这样一个已经在宪法中宣布放弃战争的“国家”来说，这种兵营式的社会生活具有莫大的讽刺意味。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理解日本社会的关键，在于必须懂得日本人尚未学会说“不”，日本社会尚未发达到人们可以自由地表达个人意志的程度。在世界上的一些国家没有言论自由，而在日本有时甚至言论本身都要受到限制。虽然现代日本社会在政治领域也引入了形式上的“民主制度”，但是日本人理解的“民主”是指集团内部高度的凝聚力和协调一致所构成的共同“感情”，它缺少现代民主制度中“尊重个体自主权力”的成分，而仅仅为“个体服从集团”的传统观念涂染了一层“现代化”的伪装。

2:同质化与集体无意识--日本社会宏观结构的基本特征

日本人十分强调个人与集团的“一体化”，即在一个封闭的范围内、通过鼓励成员的全身心投入营造出一种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归属感，从而强化集团的作用。这是日本被贴上诸如“集团动物”、“团队精神”、“不事二主”、“从一而终”标签的根本原因。正是日本人的这种集团主义和服从意识使日本社会高度同质化，并由此派生出日本社会的独特性。[附注：有学者将日本这种“特殊”的集团主义称为“间人主义”。所谓间人主义，即行动时要充分考虑他人或所属部门的立场、心情及相互关系，强调相互间的依存和尊重。]

在中国社会中,血缘的凝聚力是构成社会组织结构的核心。而在日本,地缘的凝聚力则在构建社会组织机构中居于主导。由于近代之前的日本社会缺失姓氏制度,使其难以建立起依托姓氏的宗族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对地方权力长官的效忠。这种制度在现代日本社会则演化成为对利益集团的效忠,这是日本集团主义的历史渊源。

集团主义长期以来被日本研究学界公认为日本社会最为明显的文化特征。它指的是一个集团的全体成员在感情上相互依赖，在行动上休戚与共的社会价值和行为模式。集团主义的价值观强调：当个人在处理与集体(小至家庭、大至国家)之间的关系时，个人应当多以集团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避免因为个人的喜好而伤害到整体的利益，要做到相互协调、灭私奉公。因此，在这样一种“集团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价值观引导下，个人与集体之间虽然也强调“以和为贵”，但是如果个人的言行与集体定下的规范不符，就可能成为被人指责和孤立的对象。任何与“违规者”相关的亲朋好友、乃至于其所属的集团，也将会因此而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一个人一旦被他所属的群体抛弃、成为另类，那种明目张胆的唾弃和漠视绝对可以使一个习惯了群体生活的日本人绝望。

正是这样一种社会价值观的长期作用培养了日本人强烈的集团归属意识--人们时时意识到自己属于集团的一员、个人应该属于集团、集团成员由一种共同命运和共同利益联系在一起，因此以集团为本位的日本社会从根本上否定了具有独立人格之个体的存在。日本人有着怕被排除在集团之外的“先天”忧虑，因此并不过分坚持自己的主张，而是尽可能地和周围的人步调一致，即使有意见分歧也愿意圆满解决。作为“集团本位”之社会心理的无意识表现，日本人在被征求意见时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反问：“大家是怎么说的?”日本人不愿意固持己见、突出自己，更喜欢赞同大家的意见从而达到统一的目的。

正是由于这种思想，日本人十分注意别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个人一旦严重违反所属群体的人际规范，就会受到周围人群的精神驱逐，这等于是剥夺了他作为一个正常人继续生活的基本条件。因此，对很多日本人来说，决定做或不做某事时，首先会想此事会带给周围人什么感受——“周围人欢喜，我自然受益；周围人不快，我当然受损。”被人瞧不起、或遭到拒绝，特别是在大庭广众面前时，会感到一种耻辱。

当别人的评价取代自己的判断成为日本人人格塑造的主要动力时，日本人的自我就消失了。他的存在和价值完全依赖于他人与社会的承认，他要时时在意自己的言行、务使自己符合各种道义和原则的规定，以免陷于尴尬的境地，否则他就会招来他人与社会的批评、嘲讽和讥笑。在讥笑声中他的价值感、安全感就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羞耻感、自卑感和虚无感。著名文化人类学者鲁思-本尼迪克在《菊花与刀》一书中就有这样的论述：“日本人以耻辱感为原动力”。日本人一旦脱离了集团就会感到惶恐、忧郁甚至痛苦万分，极端的情况是选择自杀以结束由于被集团遗弃而造成的个人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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