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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近几年中国经济现象的解读
对近几年中国经济现象的解读
武坚
中国社会现在正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加大、外资涌入催生的经济泡沫化、政府外汇激增、房地产价格飙升、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等，是近几年中国经济机制运作的必然结果。
在进行系统分析之前，首先需要指出参与中国经济运作的主体，他们包括：自然界、中国的劳动者（以下简称“劳动者”）、中国的资本集团（以下简称“资本集团”）、中国的政府（以下简称“政府”）、外国政府、跨国投资者（它们代表着发达国家的富裕阶层）。其次，需要引入三个常识性概念：从生产者角度讲，产品的最终价格由原材料价格（成本）、劳动力价格（工资）、资本集团利润和政府税收组成；政府对经济拥有的强有力干预能力导致中国的经济运作机制呈现“伪市场化”，即原材料价格、劳动力价格、资本集团利润不仅受市场竞争的影响，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受政府政策的影响；政治的核心是确定社会利益在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分配。
如果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与当今（2005年）的出口产品情况加以比较，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20多年的经济发展使得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有了巨大的提升。从20多年前以原材料和农产品出口为主到今天以工业制成品出口为主的变化标志着劳动者平均技术能力的提高。在正常的市场机制条件下，劳动力平均技术能力的提高意味着劳动力价格（工资）的相应增长。但是，包括政府统计数据在内的大量资料揭示了这样的现实：如果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劳动力价格（特别是中低技术层次劳动力价格）在近十年内并没有随着劳动者平均技术能力的提高而同步提高，甚至表现为劳动力价格的长期停滞。我们认为：造成能力提高与价格停滞两者之间背离的两个关键因素是劳动人口（尤其是中低技术层次劳动人口）供给严重过剩、政府经济目标扭曲造成政策的倾向性。“劳动人口严重过剩”是任何一个对中国社会现状有所了解的观察者都不会否认的事实，正是这种“在岗的”和“待岗的”劳动者之间为就业机会而展开的竞争严重地制约了劳动力价格的提升，中国政府的政策倾向性则进一步阻止而不是鼓励劳动力价格的提升（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本文的其它部分详细论述）。以上为我们对中国经济现状的第一个事实认定。
对中国经济现状的第二个事实认定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发展外向型经济”一直是中国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基本导向。这种导向的缘起，一方面是鉴于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巨大的经济实力差距，另一方面也是基于缓解沉重就业压力的考虑。这种导向决定了中国政府对国外技术、资金、市场的渴望，也决定了中国政府对本国经济能力的不信任感--这是历届中国政府对增加政府控制的外汇储备有着强烈“偏好”的根源所在。正是政府“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导向导致了以“最大化占有国外市场、最大化增加政府外汇储备”为优先目标的一些列政策倾斜，如对外资企业的优惠税率、对出口产品的补贴（税收返还）都是政策倾斜的具体体现。
经济目标的转向本质上是利益分配机制的变化，参与中国经济运作的各个主体在利益分配机制的变化中分别得到了如下的结果：为了确保中国产品能够凭借“廉价”的优势（这其中透露出中国缺少垄断性技术的尴尬）占据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消费品市场，中国的政府与资本集团不惜联手压制国内的原材料价格和劳动力价格，前者造成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的挥霍性使用，后者造成了劳动力价格的长期停滞和由此引起的内需不振；中国的资本集团和政府则分别借助于资本优势和权力优势，在对外贸易额迅速增长的过程中得到大量的利润、税收和外汇储备--资本集团、官僚集团利益所得的激增与劳动力价格长期停滞之间的反差在宏观上表现为贫富差距加大；此外，国外的消费者得以长期享有中国政府的贸易补贴。以上是基于生产者本位所作的概略分析。
如果用外国投资者本位的视角进行分析，则可以窥见真实景象的另一个侧面。中国政府为了发展外向型经济，具体地说是为了保证本国产品的廉价出口和吸引外部性游动资本的流入，不惜长期人为地高估外币、低估本币（人民币）。在国外的投资者看来，由于外币（如美元）与人民币之间存在着汇率扭曲，“将外币转换为人民币并投资于中国市场、从而在中国作为资本集团享有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所带来的丰厚收益”就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特别是本世纪初的全球信息（IT）产业泡沫崩溃和9-11事件的发生，使得大量国际游资对美国的经济前景作出悲观预测，在此背景下，将资本转向中国就更具有吸引力了--这是前几年中国遽然跃升为“全球最大资本流入国”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这部分具有高度流动性的金融资本与早先进入中国的产业资本不同，一方面逐利的本能决定了它们不可能在中国长期驻留，另一方面它们通常缺乏实际的产业运作能力，于是大量进入中国的流动性资本涌向房地产（尤其是外部性游动资本集团较为熟悉的以上海为代表的沿海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注重流动性的金融资本通常以股票、债券和期货市场为主要投资对象，其次是以土地资源为依托的房地产市场、以矿产资源为依托的采掘业。由于在中国，政府限制外部性游动资本对中国的资源类企业进行收购，加之极高的“代理人风险”使得外部性游动资本不愿涉足中国的股票、债券和期货市场，因此，房地产市场成为几乎唯一的投资对象。涉足于房地产的外部性游动资本集团充分利用了中国人“重安居”的集体心理偏好，采用“作庄对倒”的手法将房地产价格迅速拉升、并造成“涨势将长期持续的幻像”。国内投机性资本的参与为房地产价格飙升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地方政府的短视和私欲则使其成为制造房地产泡沫的最得力的吹鼓手。于是在外部性游动资本集团、国内投机者和中国地方政府的激励鼓噪下，懵懂的中国民众不幸地成为“搏傻游戏”中的“最后一棒承接者”。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驻留在中国境内的资本”与“受到中国政府监管的资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事实上，大量驻留在中国境内的外部性游动资本并没有受到中国政府的监管，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中国政府监管能力不足造成“地下经济”的泛滥。在中国存在大量外部性游动资本的证据并不来自于中国政府的监管报告，而是间接性地来自“近几年中国政府外汇储备激增”这一事实。因为不直接出口创汇的政府为了增加政府持有的外汇，必然需要发行与增加的政府外汇储备（按政府汇率计算）等值的人民币用以购买外汇(即外汇占款促使基础货币发放增长)，这些人民币在相当程度上被转移到了售出外汇的外部性游动资本集团手中。值得特别说明的是：“外部性游动资本”并不等同于欧美投资者的资本，那些掌握在日本人、阿拉伯人、台湾人、香港人和海外华人的资本，以及能够自由跨越国界的中国资本也都属于本文所指的外部性游动资本。
被外贸与财政的双赤字、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巨额军费等财政问题困扰的美国政府急需大量资本的涌入以填补亏空。将驻留在中国的大量投机资本引入到美国，对美国政府来说，不失为解决本国财政困境的一条途径。于是，为了使驻留在中国的投机资本产生离开中国的意愿，也基于美国国内其它政治因素的考虑，以美国政府为首的外国势力开始拿人民币的汇率问题做文章，试图压迫中国政府做出“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提高人民币汇率”的决定。
客观地说，人民币升值有其合理的内在因素：中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决定了在劳动力国内价格（工资）被人为抑制条件下、人民币实际购买力的提高。汇率问题的提出，无论其初衷如何，都给中国政府提供了一个检讨经济政策和分配政策的机会。根据我们的观点，如果中国政府真正能够 “以人为本”，就应该从考虑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正的角度出发，依托国内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加大货币发行量，将这些增发的货币投入到环境整治、公共福利（如社会救助、基础教育、低收入家庭的医疗与住房补贴）等领域，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忽视环境保护、忽视社会公正”的弊端，并由此带动国内需求的增长、缓解对外向型经济的过度依赖。此外，通过加大人民币发行力度、实行变相通胀，一方面将所得资金用于国家建设、另一方面挤走国际游资；拒绝资本市场开放、拒绝虚拟经济运作机制、加速购买国外资源，避免可能发生的美元急速贬值和国际金融市场崩溃。但是这一重大的政策转向面临着现实的阻碍：如果政府大力增发货币、并将这些货币投放到环保和公共领域，必然意味着权贵阶层拥有的货币资产由于通货膨胀而贬值，因而必然遭受到对政府政策制定有着极大影响力的权贵阶层的强烈反对。“资本对权力赎买”的泛化，使得中国政府正在舍弃本来能够导向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正的选择、而在汇率问题上（也可以说在社会利益分配问题上）选择了偏向于资本集团的“人民币升值” ，由此体现了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政府政策的倾向性偏袒。
“人民币升值”的选择有利于资本集团的原因在于：汇率只有对那些与国外市场发生联系的资金产生效应；本币升值意味着国内的资本集团能够以较之以往更少的成本在国外从事投资与消费；对于那些只能在国内谋生的劳工阶层来说，本币升值不仅没有增加财富的正向效应、反而由于本币升值所造成的资本外流和以外币结算的出口产品价格提升而产生失业的威胁。可以不客气地说：在抑制劳动力价格（工资）条件下实施人民币升值，是中国政府送给资本集团（不仅包括本国的资本拥有者、也包括滞留在中国的外部性游动资本拥有者）的一份厚礼。当然，中国政府的决策者们应该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采取了“消极抵抗”的策略。但是面对国内（由官僚集团与资本集团组成的）权贵阶层和外国政府的双重压力，中国政府的抵抗意志和能力都大可值得怀疑。考虑到中国面临着短期内难以克服的公正性困境，因此我们将可以断言：如果在未来的几年里中国政府迫于压力而放任人民币大幅升值，那么中国政府将以“买办化”的方式加速瓦解其管治的正当性基础。
近几年中国经济所出现的“畸形”现象与中国政府所采取的经济指导原则密切相关。当今中国政府所采取的经济指导原则，其价值观基础是自由（个人）主义的一种形态--边沁（Jeremy Betham）的早期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对于在此后的自由主义一系列发展--从边沁的功利主义到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晚期功利主义、进而到杜威的实用主义、罗尔斯的新自由主义、以及更为晚近的社群主义，“御用的”经济学家们却为了工具性的便利（即便于数学化推导）和所谓的“价值中立”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这种价值观方面的滞后使得当今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成为滞后于时代发展的“教条主义”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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