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与超越：决定现代中国社会演进的四个因素

[内容提要]：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包含两个相关层面的内容：从农业社会的自给自足生产方式向工业社会的大规模分工协作生产方式转变、从世袭等级-单极集权相结合的传统专制社会向崇尚个人自主的民主社会转变。但是传统文化（诸如价值观、社会心理、管治机制）的延续，以及巨大的人口压力和严重匮乏的生存资源，使得这一转变的路径和方式都将有别于其它国家。我们认为：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演变历程必须考虑如下四个基本因素——人口、环境与资源的制约、等级观念-集权机制传统的延续、 “现代化”与扩张性价值观的冲击与追求、全球化的诱惑与挑战。正是这四个基本因素决定着当代中国在“从农业社会的自给自足生产方式向工业社会的大规模分工协作生产方式转变”、“从世袭等级-单极集权相结合的传统专制社会向崇尚个人自主的民主社会转变”过程中的特殊性。

1：影响社会选择的人口、环境、资源约束

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对中国社会的一切思考和决策都不得不以全球性的人口困境、生态困境和资源困境为背景，不得不考虑人口、生态、资源困境对社会发展的强制约束，不得不考虑这些困境对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和社会结构的长久和深远的影响。与经济、政治问题相比，人口困境、生态困境和资源困境将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造成更严重、更持久的威胁。

1-1：人口因素的制约——数量与质量

中国人口因素造成的制约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庞大人口规模造成的数量制约和平均受教育程度低下造成的质量制约。

巨大的人口数量是诱发当代中国社会生存困境的一个重要因素。人口数量的过度增长首先造成人口的供养问题。据有关资料推算：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中国目前全部土地资源的生产能力是每年32亿吨生物性干物质，在确保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环境良性运转前提下，合理的人口承载量为6-8亿人；土地资源潜在的自然生产力是每年约72.6亿吨生物性干物质，按温饱计算，其理论上的最大人口承载能力约为15-16亿——即使在严格控制人口生育的条件下，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达到或接近土地资源最大承载能力对应的人口极限。[附注：保罗.艾里奇和安妮.艾里奇认为：“理解人口过剩的关键，不是人口的密度，而是一个地区内的人数和与此相对的资源以及承受人类活动的环境容量，也就是一个地区的人数和该地区的供养能力之间的关系。……倘若一个地区的长期供养能力因为当前居住的人民而明显地下降时，这个地区就是人口过剩了。”参见保罗.艾里奇（Paul R.Ehrlich）、安妮.艾里奇（Anne Ehrlich）《人口爆炸》。]

尽管历届中国政府都将粮食的供应问题作为首要问题，但是时至今日，粮食供应问题并没有根本性的改观。自然性的土地和气候条件仍然是制约粮食生产的瓶颈。面对13亿的供养人口，以及人均耕地面积不足印度一半、土地复种系数较低的现实，客观地说，中国的政府和农民为解决粮食供应问题已经竭尽全力。然而，现实的结果却昭示着这样的趋势：粮食进口量呈逐年递增趋势；土地肥力严重透支；为维持现有粮食产量所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逐年加大；可用于灌溉的土地面积已接近极限；化肥对粮食增产的效果呈衰减趋势，并造成严重的水土污染；农业的高投入、低产出造成了农业生产规模的逐年萎缩；更令人担忧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使城市周边和沿海地区高产耕地被大量廉价圈占。随着土地资源状况的恶化和人口的惯性增长，如果没有农业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中国的粮食供应问题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渐趋恶化。

[附注：中国青年报引述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万宝瑞的说明指出：中国自1999年起连续四年粮食减产，目前是靠库存平衡需求，但是库存粮食有限，去掉陈粮最多还能抵两年。在此之后，就必须靠进口粮食补贴，30年后将无法再维持16亿人的生存需求。中国绿色食品协会会长刘连馥指出：目前大陆粮产地面积已降至14亿亩，年产量降至4.5亿吨，人均口粮只有375公斤；如果粮食继续减产，人口持续增加，将面临“拿什么维持那么多人的生存”的问题。]

人口数量的过度增长造成自然资源与劳动力资源配置比例的失衡。在有限的自然资源约束下，过量的劳动力供给造成日益严重的就业问题。根据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建立的人口仿真模型预测，在未来的20多年里，中国劳动力供给总量将从2000年的8.7亿人，持续上升到2013年的10亿人左右，而且这种上升趋势将持续到2025年，在此之后中国的劳动人口规模才会出现逐步下降趋势。在人口增长的同时，生产工艺的高技术化使得经济规模的扩张对就业压力的缓解作用日趋衰减，而且自然条件的限制作用使得经济规模无法长时间保持扩张。在这种合力的共同作用下，缺乏现代化生产技能的大量低受教育劳动人口将面临更加黯淡的就业前景。在高效率、技术化的社会里，这些低素质劳动力不仅生产效率低下，而且其中的一部分人口可能根本无法进入日趋专业化的产业系统，从而被永久地排挤出主流社会。

为控制人口数量的增长，中国政府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实行强制的计划生育（准确地讲，应该是“节制生育”）政策，即原则上一对夫妻只允许生育一个孩子。不容否认，这种节制生育政策的强制实施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现时的人口压力。但是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一政策由于考虑所谓的中国“国情”（如传统生育观念转变的难度、农村人口的养老问题、民族政策问题）而留出诸多例外。正是这种试图人为制造“平等”的不平等人口生育政策造成了当代中国人口的质量困境：生活在农村和边远地区的人口，尽管受教育程度、生理素质和生活水准较低，却拥有法定的高生育特权；而拥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城市人口却被严格实行着低生育政策。而且由于中国政府低下的社会管治能力而导致对社会边缘人口的失控，使得现实情况的严重性可能超出普遍的预计。[附注：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国政府公布2000年的全国总人口为12.9533亿。但是日本学者的研究表明：在假定人均食盐消耗量恒定不变的前提下，根据中国几十年食盐的总消耗量变化趋势推断，2002年中国的人口总数应该是14亿。]

这种人为“锄强扶弱”的不平等人口生育政策在实行了20多年之后正在造成两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首先，中国总体的人口素质依然徘徊在低水平层面，并没有随着近20多年的经济发展而跃迁。中国国家人口发展研究战略课题组2007年1月11日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披露：2000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只有7.85年，大专以上学历的比例仅为4.63%，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高达47.6%。因此该报告认为：中国当前的人口素质难以适应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竞争力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主要因素。其次，人口素质依然呈现城乡分化的特征，并且随着相对低素质的农村人口在全社会人口比重的逐渐上升而产生出“强化城市人口对农村人口的固有排斥、加剧城乡对立和社会分离”的负面效应。[附注：在中国普遍实施的户口制度和暂住证制度就是“强化城市人口对农村人口的固有排斥、加剧城乡对立和社会分离”的政策体现。]尽管城乡二元化社会制度并非始于不平等的人口生育政策，但是有中国“特色”的不平等人口生育政策强化着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化社会制度。在此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我们并不认为农村人口的先天因素是造成农村人口相对低素质的关键。事实上，不平等的城乡二元化制度（特别是教育资源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不平等分配所导致的生育指标与教育资源错置）更应该对此负责。配给着低生育指标的城市家庭占据着高质量的教育资源、配给着高生育指标的农村家庭仅能获得低水平的教育资源，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城乡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显著差异：根据2005年的人口抽样统计，城镇人均受教育年限为9.43年、农村为7年，城镇文盲率为4.91%、农村为10.71%。“消除社会不平等”的初衷导致了社会不平等的永久化，不知过于自信的“英明领袖们”面对这一自然规律的嘲讽该作何感想？中华民族将怎样消弭这一巨大的社会鸿沟？

我们无意否认“计划生育”政策带来了人口老龄化问题，但是与严重的人口压力所造成的环境困境、资源困境相比，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可以通过观念和制度的改变（如重新定义“老年”的含义、推迟法定退休年龄、放弃强制退休政策）而得以缓解的问题。坦率地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尚未普遍建立起“尊重每个个体价值”观念的前现代社会来说，过分地强调人口老龄化问题并非出于对老年人的真诚关怀，而是拥有话语主导权的“主流”社会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一种混淆视听的手法。至于男女比例失调问题，并不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必然产物，而是“男尊女卑”传统社会心理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政策延续的结果。从对中国人口史的研究中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使不实行“计划生育”，中国社会一样存在男女比例失调问题。我们承认：“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男女比例失调问题，但是“计划生育”政策绝不是造成男女比例失调问题的根源。为什么主流媒体如此大力宣扬人口老龄化问题和男女比例失调问题，而对“计划生育”政策所导致的“强化社会对立与二元化”问题默然视之？这是否是“等级观念依然占据主流社会的潜意识而其不自知”的明证？

民众滞后于技术革命的陈旧生育观、官僚（管治）集团在人口问题上的短视和蛮横、人为的不平等计划生育政策，构成了20世纪中华民族奔向贫穷的悲哀三级跳!除非能够大规模地向其它地区移民或者采取更严厉的方式控制人口增长，中国人口在如此庞大基数上的持续增长将最终逼迫出这样的社会选择：在残杀完自然界的动物之后开始人类自己的相互残杀。这种预测绝非企图耸人听闻，它只不过是对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多次上演过的“人相食”悲剧的推演。采取的方式也许较为人道和隐蔽，但是本质并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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