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转折--关于传统中国社会衰落的“另类”观点

   武坚　　一：引言:　　最近在海外史学界掀起一场关于中国与欧洲历史演变的争论（详见关于彭幕兰Kenneth Pomeranz《大分岔》Great Divergence一书的有关争论）。这一问题之所以再次引起重视，是由于它关涉到“传统中国社会为什么在近代落后”的问题。对这一问题进一步的引申则是：传统中国社会的这种落后具有历史的必然吗？一个强盛的国家如何避免中国式的悲剧重演？传统中国社会的衰落能够给今天的超级大国美国怎样的启示？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传统中国社会衰落问题的研究之所以在美国（也包括日本）引起如此大的兴趣，也就不足为怪。　　若要回答“传统中国社会为什么会衰落”的问题，必须首先首先回答“衰落的起点在那里”--即从强盛到衰落的“分岔点”在哪里？本文的观点是：传统中国社会衰落的起点既不在明朝，更不在其后的清朝，而是在一千年前的宋朝。更确切地说，衰落的转折是一个自唐朝末期开始、历经有宋一朝的、持续了几百年的过程。这个转折过程的起点既不同于近代欧洲开始崛起的时间点（这个时间点在明朝），也不同于中国和近代欧洲开始直接交往的时间点（这个时间点在清朝）。之所以发生这种将传统中国社会衰落的时间点后移至明、清的“谬误”，是由于“欧洲中心主义”的史学观使然。在这种史学观的指导下，欧美学者（包括一些中国学者）更多地关注“欧洲在什么时候赶上了中国”、“欧洲为什么能够赶上和超过中国”等问题，习惯于设定一个“欧洲参照系”来确定中国的发展历程，而无法摒弃欧洲因素的“干扰”，深入研究造成传统中国社会衰落的自身原因。

   二:中国社会――从开放向内敛的转化:

   在这一时期的唐朝，华夏文明达到了它灿烂的顶峰。唐朝最明显的特点是帝国扩张：通过一系列大的战役，它的疆域甚至超过汉朝。这一时期，最值得中国人记住的是：公元751年唐朝军队在怛逻斯的战役（The Battle of Talas River）中被阿拉伯军队击败。这场战役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重要，在于它阻挡了强大的唐朝外向型发展的步伐，成为中国社会从开放向内敛转化的标志性事件。[附注:“内敛”，或译作“内卷”（involution），指“当某种社会形态趋于稳定以至于无法进行刷新，只能对既定格式进行一些属于修饰性的细加工而使其更趋于细腻”的现象。]随着扩张极限的显现，中国社会不可避免地走上了稳态化的道路。近、现代中华民族遭受到的种种屈辱，都不难从其中找到渊源。

   唐朝的兴盛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是科举制的实施，使得统治阶层有机会大批吸收中下层知识分子的精英，对原有的世袭等级制度给予了强有力的冲击，提高了政府的社会管治能力、拓展了政府管治的正当性基础。第二个原因是实施了以均田制为代表的一系列经济改革。这种经济改革的前提是政府必须有足够的可支配的土地。由于王朝更替战争导致的人口锐减、土地荒芜，使得均田制有了实施的物质基础。均田制在实施初期有效地瓦解了贵族庄园经济的统治地位，极大地增加了中央政府的税收，扩大和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基础。第三个原因是社会的对外发展和对其它文明成果的广泛吸收，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多元化与创新起到了直接和间接的促进作用。由于此前的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最为剧烈的时期，建立在广泛民族融合基础上的唐朝成为中国统一王朝中对异端思想最为宽容、最能够接受外来思想的王朝。

   中国军队在怛逻斯的失败，造成了唐朝扩张的止步。而这种止步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技术能力和自然条件的制约，就像罗马帝国一样，这种制约构成了某一特定文明无法逾越的阶段性发展极限。在这种极限面前的后退，标志着唐朝在力量达到顶峰之后开始逐渐衰落。在其统治的最后一个半世纪中，唐朝统治者面临着一个王朝衰落时通常遇到的种种问题:帝国的开支无节制增长，而税收增长缓慢甚至是负增长，导致开支超过税收；面对土地资源相对刚性恒定的制约，人口的增加导致了可供分配土地的减少、农民家庭不再能分得小块土地，加之地方豪强加大搜刮农民的力度、无休止地扩大其地产，加剧了采取各种手段隐匿土地资源并使之转化为实质私有的趋势，于是以土地国家所有为基础的均田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小农经济渐趋瓦解；以人头税为基础的捐税负担都落在农民头上，而这时农民占有的土地正在减少，由此进一步造成农民大规模的流亡或沦为地方豪强的契约农奴；长期实行自上而下的人才选拔制度导致文人学士集团的壮大，并逐渐蜕变为维持而不是破坏世袭等级制度的工具。这一切日益蚕食着王朝统治者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并导致王朝的最终崩溃。

   在唐朝崩溃和宋朝建立之间仅仅相隔了短短半个世纪的分裂，国家没有象在汉朝崩溃以后那样，经历长达数世纪的混乱，这一现象在以后历代王朝的更替中被一再地重复着。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帝国内部日渐频繁的自然灾害(尤其是黄河经常性的泛滥)和经济发展要求统一、强大的中央帝国政府的出现；自唐朝之后，对单极集权制政府的认同也使得华夏文明的道德传统和社会心理不再支持长期分裂的状态。[附注：对于传统社会出现专制制度的一个通用解释是：在一个“自然性关联”（即劳动分工）程度较低的社会里，为了应对外部性的威胁（如战争、洪水、灾荒等），需要用“强制性的关联”（即政府的管治）弥补“自然性关联”的不足。]

   宋朝应该被视为华夏文明的又一个高峰。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以经济立国的王朝，对经济利益的衡量成为王朝统治者制定政策的基石--这一思想在中国的再次复苏则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民党时期和80年代之后的改革开放时期。在100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也有条件对宋朝的国家政策和取得的经济成就给予重新评估，因为这样的评估有助于我们厘清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些思路和误区，有助于预测与之相似的当代发展模式可能的前景。

   与统治面积和人口几近相等、以政治立国的明朝相比，宋朝的平均年税收是明朝的数倍，但税收征交的力度则远逊于后者，而这样的税收规模在人口和面积数倍于宋朝的18世纪末期才再次达到。在宋朝税收的构成中，工商业的比重超过农业，达到一半有余。从冶铁量、国民生产总值（GDP）在世界的比重、船只的平均吨位、对外的商业贸易额等诸项经济指标来看，宋朝当为同时代的头号世界经济强国。从城市规模、商业运作手段、社会技术条件等指标看，宋朝的劳动分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度，具有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转化的几乎所有必要条件。在这一点上，宋朝比几百年之后的明朝具有更好的条件。国家财力的富足使王朝政府有能力高薪供养官僚阶层，确保其在社会管治中相对高效、廉洁，也使王朝政府有能力组建人类农业文明时代最大规模的一支职业军队。经济立国的思想使得王朝的统治者对待知识分子和广大社会下层成员显得较为宽容。这一切本应使我们能够预期一个强大王朝的出现。但是与预期恰恰相反的是，宋朝作为一个对外软弱的王朝被载入史册。

   在这里有必要强调熙宁变法失败的意义。熙宁变法的主要领导者王安石注重"开源而不截流"，换句话说就是“注重(政府管治)能力的提高、试图弥合能力与欲望的落差”--这一思想内含着扩张性。熙宁变法的失败源于这种扩张性与稳态化社会之间的剧烈碰撞、并向后人揭示了一个稳态化社会向扩张性社会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首先，自然环境的封闭性和主流价值观及社会心理的封闭性无法为扩张思想提供一个针对"他者"的作用空间，其结果是激化社会内部的矛盾与对立；其次，与传统社会相适应的中央集权化政治机制和世袭等级化社会结构无法内生出多元化的社会氛围、并从中产生出瓦解旧机制的新兴力量，其结果是出现"作为改革对象的官僚集团成为推进改革的主导力量"--这一悖论是任何一个具有"中央集权化政治机制和世袭等级化社会结构"特点的稳态化社会(诸如中国的宋朝、拜占庭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以及20世纪的中国)在向扩张性社会演进过程中所必然遭遇的尴尬。

   与汉朝和唐朝统治者相比，宋朝皇帝在对外关系方面显然十分被动。他们并没有发动大的战役以恢复帝国在欧亚大陆中心地区的疆土。事实上，如果说唐朝是被动地走上社会稳态化的道路的话，那么宋朝则是主动地走上社会稳态化的道路。最初是统治阶层通过对唐朝崩溃的反思，意识到：在当时技术条件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内部资源相对丰富、周边外部资源相对贫瘠的大国来说（准确地说应该是对于中央集权政府以及官僚统治阶层来说），外向型发展的“收益/成本比”小于强化内部治理――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随着王朝统治的延续，这一官方的认识逐渐成为普遍的社会共识。[附注：造成这一共识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是：相对高效率的农耕技术难以在干旱的草原地带运用。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认为：与“15英寸降水线”相吻合的长城标示出农耕地区和游牧地区的分界，降水线外不能农耕经济、一定要采用游牧经济。无论长城是否与“15英寸降水线”相吻合，就实地的考察结果来看，长城的确标示出传统耕作技术所能够适应的极限。]在一个缺乏对外交往和外来刺激、缺乏对政府权势有效制衡的国家，这种社会共识一经产生，就再也无法从社会内部产生强大的力量来改变它，于是社会便沿着这种共识的轨道惯性地沿袭下去。[附注：如果确认"有宋一朝的发展历程是中国社会逐渐完成稳态化转型的过程"这一观点，那么对宋朝历史(包括经济史、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全面研究就具有如下两个深刻的意义：首先，在中国国家的层面上讲，可以揭示中国传统的集权化政治机制和等级化社会结构对社会由内敛性向扩张性转向时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今天中国的社会演进中仍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其次，在人类社会的层面上，通过对中国自唐朝到宋朝之间的变化，可以揭示一个社会在面临扩张界限时的内在变化，从而为预测在不久将来人类社会的可能变化提供一种思考模式。]

   在中国的社会稳态化过程中，宋明理学（即所谓的“新儒学”）思想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宋朝的发展历程是中国社会逐渐完成稳态化转型的过程，这一过程与儒家思想对社会影响的深化相一致。如果说宋初赵普的"半部《论语》治天下"是基于历史经验的无意识选择，那么熙宁变法的失败则标志着"试图提升能力以突破困境"尝试的失败。这种失败强化了抑制欲望的路径选择，直至由宋明理学完成这种选择的理论化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