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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战国时期，晋国盗贼横行，全国上下无不为之苦恼。这时有叫郄雍的，他说自己能识别盗贼的相貌，而且只需要观察盗贼的眉目之间的神色，就可以对盗贼的情况了如指掌。晋国的国君听说以后，马上就把他叫来，让他去识别盗贼。结果他对盗贼的识别果真个个准确，协助抓捕了成百上千的盗贼。
   
   见到盗贼纷纷落网，晋国的国君非常高兴，对大夫赵文子说:“我有郄雍一人，就可以将所有盗贼消灭，何必要其他那么多人呢?”文子回答说：我们只是依赖对人的各种细微末节的观察来辨别盗贼，但盗贼是无穷尽的，恐怕只依赖这种方法是抓不完的。而且我看郄雍本人也很危险，很可能不得好死。

   
   果然，这时各地的盗贼都意识到了郄雍已是他们的最大威胁，使他们走投无路，于是联合起来密谋除掉郄雍。他们终于找到机会绑架了郄雍，并将他杀害。
   
   晋国的国王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惊骇，立即召见赵文子研究对策。他对文子说：果然如你所说，郄雍被盗贼们杀死了。现在我们又该怎样来对付这些盗贼呢？文子说：如果君主想要从根本上消除盗贼，最好的方法是选拨贤人来管理国家。使教育得到昌明，让思想教化转化为人们的善良品行，民众都有了羞耻良心，谁还会去做强盗呢？晋国国君也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于是选拨随会来主持政事，倡导教育，民众的教化水平不断提高。盗贼们见晋国已没有他们生存的土壤，于是纷纷逃到别国去了。
   
   解决问题，首先要了解问题的根源。做为国家的管理者是不是应该想想“盗”为何为“盗”？是他们穷困潦倒还是生性邪恶？不解决产生问题的根源，治理盗贼就像用大火烧野草一样，永远也无法清理彻底。
   
   秦始皇严法治国，带来的却是秦朝的迅速灭亡；明太祖朱元璋对贪官剥皮实草，但贪官从未消失过，反而愈演愈烈。人心的问题不是可以通过法律或者是技巧可以改变的。
   
   中华最伟大的帝王，唐帝国的太宗皇帝也曾与群臣论止盗。有大臣请立重法以禁之。太宗微笑着说：“人民之所以为盗，由赋税繁杂，差役过重，加上官吏贪求，饥寒切身，以致不暇顾及廉耻。我们当去奢省费，轻傜薄赋；选用清廉的官吏，使民衣食有余，自然就不会为盗，这样就不用重法了。”于是唐太宗令有司修订律法，减死刑罪至九十条，凡死刑须三覆奏，后改五覆奏。行刑之日，尚食监不得进酒；太常部不举乐。
   
   太宗曾对群臣说：“朕为兆民之主，都想使他们富贵。今教以礼义，使少敬长，夫妇互敬，那么人民就都尊贵了。轻徭薄敛，使他们各治生业，那么人民就都富裕了。能家给户足，朕虽不听管弦之乐，但乐已在其中了啊！”
   
   太宗曾调阅系囚名册，亲临监狱巡视，见应死者唏嘘涕零，悲不自胜。遂令纵使归家，并敕天下死囚放还的共三百九十人，期以明年秋来就死。到期，所纵死囚未回的仅一人。经所在地方官调查，这个人因回程遇暴雨，涉水过河时为突来山洪淹灭。太宗叹道：“他们真是善良的好子民啊！”即令将所有死囚，都无罪开释。死者以殉公抚恤他的家人，并派使臣前往悼祭。
   
   唐太宗在位期间兼听纳谏，倾耳虚心、闻过则改、戒奢从俭，以自身的德行修养感化天下民众，所以他在位的二十三年间，他的以民为本的治绩，是东至于海，南极五岭，都外不闭户，路不拾遗，行旅不携粮，取给道路供应，虽野宿也无所顾忌，安全无虞。
   
   唐太宗所开创的开元盛世，人民安乐，四海昇平，外族重译款塞，这说明太平盛世非是“治”来的，而是出自以德行教化的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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