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正
   
   有些人觉的“共产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大同思想”很类似，中共确实也在利用这一点为自己宣传，以此证明“共产主义”理论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有历史渊源，从而掩盖其是外来势力的真相。
   
   中国文化认为理想的社会状态是“大同”。“大同”一语出自《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这是从大同到小康的演变，大同的重点是道，小康的重点是礼。道隐了就显现出来礼。现在人们熟悉的 “小康”的概念，实际上就是中共从《礼记》中盗窃过来的，其目的是为“公有制”抹粉。

   
   共产主义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要经历公有制－私有制－公有制的过程。从公有制到私有制，从大同到小康，看起来这两种说法有了相似性。但实际上，大同思想与共产主义风马牛不相及，根本是两回事。
   
   什么是公，什么是私？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在共产主义理论却找不到合理解释。中共的“党文化”是把二者割裂开来看的，如“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大公无私”，从这些口号中不难看出，中共是把二者截然对立的。其实这并不符合常识，因为社会是由人组成的，没有了人，社会还存在吗？所以公是由私组成的。反过来讲，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那么公又组成了私。所以公与私相辅相成。但是马克思别出心裁的提出一种理论，说私有制不好，所以要实行共产主义，所有生产资料收归公有。可是去哪找这个公？人看见的只是单个人，看不见整体上，这个“人民”是什么样。所以公有就变成了国有，党代表所有。从这一点来看，“江三代表”确实是共产主义理论的精髓。
   
   实际上，私有财产是自由的基础，“公有化”的背后掩盖的是对所有人自由的剥夺。在共产主义试验过程中，就出现这么一种奇怪的现象：今天打倒地主、明天打倒农民；今天打倒资本家，明天打倒工人，分批进行，没有能幸免的。号称是公有，实际上是谁都没有。在剥夺私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不是公，而是一部庞大的国家机器，一个极端的权力。社会上任何利益群体都可以用“公有”的名义干掉，而且冠冕堂皇。除了独裁者本人（大权不旁落的情况下），任何人都没有安全保障。“群体灭绝”等等极端行为都可以从这个理论中找到根据。因为共产主义是理想的、是科学的、是大公的，所以干什么都可以。
   
   马克思主义是唯物哲学，认为社会的发展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阶级斗争推动社会进步。而《礼记》所说的道则不能用物质来解释，中国文化的精神也与西方文化有所不同。这里不深入探讨道的涵义，仅从实现理想社会的方法来比较一下“大同”与“共产主义”。
   
   《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要治国、平天下，必须修身、齐家，要“修身、齐家”，必须“正心诚意”等等，这和现在人们熟悉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抢班夺权”截然不同。看似平常，但往往很多重大问题都是一念之差，所以正心是有必要强调的。这种思想是教人从自身做起，从基点、基础做起，做到什么程度因人而异，也有依据可衡量。所谓“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静，静而後能安，安而後能虑，虑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後，则近道矣。”这是一套严格的思维程序，离开这个程序去异想天开，是不行的。共产主义理论里为什么充斥了各种异想天开、乱七八糟、莫名其妙的东西，也是有原因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於至善。”共产主义，朝令夕改，朝三暮四，忽东忽西，忽冷忽热，随心所欲，除了维护其独裁利益，无宗旨可言。
   
   而在马克思主义中，要实现共产主义，就要依靠共产党。但实践证明，共产党是最自私的、最残暴的，他害人无数，保证不了公众的利益。“共产主义”是公，“共产党”是私。这个私怎么实现那个公？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之间，其目的和手段背道而驰，南辕北辙。不运动还可，一运动就错，所以其宗旨、目标、党纪等等也要不断修改，毫无信用，无“礼”可言。这是它的本质决定的，因为共产主义在逻辑上就是个悖论。在书斋里玩思想游戏还可以，一旦用于社会实践，必然是灾难。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共产主义”着眼点是“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大同的的着眼点是“心”，由精神层面的变化带动物质变化，正心、诚意、修身，而后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二者谁对谁错？《礼记》描述了“大道既隐”后的社会现象。马克思则列举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罪恶，“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并由此推断，人类社会的负面现象是“私有制”造成的，以此抢占道义的制高点，为“共产主义”蒙上一层理想和公义的面纱。实际上，私有并不是罪，因为个体总是要存在的，人人都是个体，这是不能消灭的。造成罪恶的也不是私有，而是私心。这二者的区别就在于心、物。人对物质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一个贪官贪到钱花不了，他还是想贪。这已经不是唯物论能解释的现象了。在这个问题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抹杀二者区别，玩诡辩，提出种种极端主张，混淆视听，志在骗人，惟恐天下不乱。这显然是错误的。但在我们这个时代，追求物质已成风尚，理论、思想、个人行为等等，已经很难不落其窠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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