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邦
   
   中国今天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随着去年以来对中国改革得失、是非的争论，这个问题也反复被摆上争议的台前。各种认识从不同角度都部分地反映着中国今日的社会现实，如从经济角度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时代，从政治角度的专制向民主转换时代，从文化角度的中国传统向世界文明融入时代，等等的说法大家可以认同的是中国处于一个社会大转型的时代。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大转型时代，这是世界及国内都较有共识的。然而这究竟处在一个怎样的转型时代呢？我认为中国正处于权力资本化的中后期与资本权力化的起始期交错的时代。
   
   半个多世纪来，中共在这遍土地上所作的无非就是抢夺天下与瓜分天下两件事，具体可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或曰几个不同时代：

   
   第一阶段：从 1921 年中共建党到 1956 年。这阶段以 1949 年中共建政及后来的城市完成公私合营、农村完成合作社为标志，实现了抢夺天下政权与剥夺个体财产的目的，实现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一党独裁。这时期可统称为权力抢夺时代。
   
   第二阶段：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叶到 1978 年。这阶段具体以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这期间，中共权力垄断一切，不仅掌管着社会的一切资源，而且也掌管着个体的生命。当时一个人民公社的革委员主任就可以代表党和人民随意宣布一个人的死刑，并且可以立即执行。在这种极权可以主宰个体生命的时期，中国大陆的物资财富完全是在全民与集体所有的名义下事实由权力拥有者所支配。权力拥有者就是财产的使用、支配者，但没有获得法律上的所有名份，这时期可统称权力占用时代。
   
   第三阶段：从 1978 年到今天，具体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所谓改革开放为起点。本阶段中共权力主导下的二十多年的改革只有一个目的，并且从目前已经看到的现实情况可以证明也只达成了一个结果，就是实现权力资本化。
   
   由权力抢夺时代到权力占用时代，存在两个致命的难以绕过的难题，即抢夺的合法性问题，占用的所有权归属问题。暴力抢夺（无论是政权，或是资源）的合法性问题，这是中共专制政权永远也不可能解决的。由于这种权力来源的合法性问题不能解决，那就意味别人随时也可以以同样的方式来抢夺去。封建专制时代王朝由宗族血亲统治与传承的历史被人类文明彻底否定后，谁对政权负责的问题，就是暴力夺权后实施专制统治的统治者所忧心的问题。因为中共建政后，本质上还是视天下为私产，变化只是由封建专制时代天下为一家所有，而今成为一党所有，事实是为党中掌权者多家所有。统治者骨子里还是“老子打天下，儿子坐天下”，“老子英雄儿好汉”，“我们死了两千万人夺来的江山，只有我们才能坐”的专制思维。然而政权既然是抢来的，财产也是占用的，那么就意味着这一切是暂时的。如何实现政权及财产占有的永久，或尽可能久？这显然是极权统治者最纠心的问题。
   
   从经济学角度而言，财产有天然的寻求归属本性，因为只有明晰的归属，财产才有保值与增值的可能。而不受监督约制的权力，也有着本能的侵吞占有资产的冲动，于是两者自然一拍即合。这样经济改革的大旗被不受监督的权力祭出，公然以明晰产权符合经济发展的名份来大张旗鼓地实施起权力资本化。
   
   权力资本化时代事实上就是由权力对资产占用时代落实到权力对资产所有时代，使权力真正立足于经济基础。当然权力资本化时代本质上是实现着由宗法家天下到党权分天下，是使天下由封建的归于一家一族到现代的归于一党的权力拥有者多家多族的时代，宗旨还是天下物资归属明确，政权基础得到加固。尽管对外的口号是明晰产权，进行所有制改革，发展经济等等，不管多么现代的冠冕堂皇的说词，它后面所包裹的还是权力掌管的私有化目的。二十几年来，这个权力资本化时代不管变换了多少花样，从租赁到承包，从厂长负责制到企业转制，从买断工龄到股份制等等，最终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的现实结果就是全民与集体所有的资产基本上落入了权贵的手中。这个权力资本化时代的血腥、残酷、罪恶是人类历史所仅有的，其对整个民族长远发展的破坏，随着时间推移还将日益显现出来。这个权力资本化时代今天还没有结束，但是应该到了中后期。权力资本化在中国这二十几年是公开的，它先后走过了一个由官僚下海经商大潮到弃商返政回潮的循环。
   
   第四阶段：从本世纪初开始，尤其以中共公开提出允许资本家入党为标志，中国开始了资本权力化时代。资本家入党在中共历史上从来就不是件新鲜事，众所周知中共早期的创始人及主要领导者有几个不是地主、资本家出身的？然而一件本来就存在并且一直就存在的事，现在却郑重其事地提出来，并作为一项重大国策宣示，这中间本身就大有文章，值得深思。事实上这是一个呼召，正如当年鼓动弃官“下海”从商一样，而今到了弃商返政时候。为什么要从弃官从商又走到弃商返政呢？难道说商海没油水可捞了？显然不是。中国还没有最后被分括干净，但是瓜分的格局基本上定了，中国社会资源实现由权力占有到权力所有的大局已基本定了。权力的经济基础基本夯实，资本所有者再返回政界进一步掌控权力的目的：一则是保证、巩固权力向资本转化的成果；二则是开拓进一步转化的路径、维持已有转化的轨道。也就是所谓为经济发展实现保驾护航的需要。这个时代已经非常明显了，许多原来大集团公司的总裁已经在政府担任要职，有的是政商双挑，有的甚至是中央领导。
   
   从权力抢夺时代，到权力占用时代，再到权力转化为资本所有时代，再进一步从资本所有时代回到权力掌控时代，这个过程实现了通过权力夺取、瓜分天下资源，再通过改革以法律的形式合法拥有天下资源的目的。这个过程从经济学的角度实现着产权明晰，让天下物有所属，使资产有人看护，进而为资产保值、增值打下了基础的目的，但是这整个过程都是背道义、违天理的，它失去了起码的社会公正，是完全在权力掌控下实施的瓜分，其最后的结果是权力将资产私有化了，导致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使改革完全背叛它的初衷并且彻底丧失民众支持。为保证转化成果，维持进一步的瓜分转化，资本所有者又反过来掌控国家权力，实现资本权力化。这种权力资本化与资本权力化的双向互动，就是今日中国万劫不复的现实。
   
   应该说世界一切共产主义国家都已经或者即将由大而无当的全民与集体所有制走向明晰产权的私有制时期，但是东欧与前苏联是在公开让全国人民参与的情况下进行，虽然也不能说就都是公正，但公开、让一切利益相关人的参与就最大限度地限制了不公正。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在避免完全权力主导资源分括的情况下，切断了权力通过获得资本后的
   
   再回潮，也就是斩断了极权延续的脐带，因而他们产下了全新生命的现代民主社会，而中国却因权力与资产相互依存与转化这割不断的脐带而使改革变成一个完全的怪胎，最后新生命没有形成，老生命更显鬼怪。
   2006-4-13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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