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是个频频让人惊呼“没想到”的地方。1990－1992年笔者在波兰不止一次地听人说：“共产党政权垮的这么快，连反对派都没想到，私有化这么难搞，连共产党都没想到”。1993－1995年时，人们又在说：“前共产党人重新崛起得这么快，连他们自己都没想到。”

   的确，1990年后波党的后继者社会民主党党刊主编（前波党最后一任总书记）拉科夫斯基曾说过，波兰左派10年之内不可能掌权。1991年6月波兰著名左派理论家、前波党执政时期的波兰经济协会主席乌卡舍维奇教授对笔者说：未来大选后波兰或是维持自由派政府，或是出现以教会力量为背景的反共右翼极权，左派反正是没有希望的。然而仅过了4个多月，剧变后首次大选却以左派得票居第二令人刮目相看。1992年11月22日立陶宛共产党的后继组织——立陶宛劳动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次年2月14日该党领袖布拉藻斯卡斯当选立陶宛总统，从而开创了剧变之后前苏东地区“前共产党人”在议会民主制条件下东山再起的先例。1993年9月，以原波兰统一工人党为前身的波兰社会党为主体的“民主左联”在议会大选一跃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获37％的席位，而“重新”执政，回想起1989年选举时波党在自由竞选的议席中竟然吃了零蛋，创了人类选举史上执政党参选惨败的空前纪录，真令人有隔世之感！

   1991年10月前匈党的后继者社会党名誉主席（前匈党主席）温尔什·雷热对记者表示“感到孤寂”，认为“社会党一党不可能重新执政”，社会党副主席塞凯莱什说：预计1994年大选中该党得票率不会比上届（即社会党以8.55％的得票率丢权下野的1990年大选）多，“也有可能被极右派击败，社会党根本不复存在”。1然而结果却与他们沮丧预计截然相反，这届大选社会党一举得票54.15％，而且因得票过半取得了一党执政的资格。众所周知，东欧乍获“自由”之际，众党林立，通常第一大党也票不过半，需联合执政。因此匈牙利如此的“左派复兴”着实令人眼花！而*则一个跟斗栽到了仅得票9.59％。四年之内，这左、右两大党以8.55∶42.75和54.15∶9.59的悬殊对比朝野易位，堪称是剧变后的“剧变”、“没想到之后的没想到！”保加利亚民主力量联盟领导的右派政府也于1993年垮台，以原民盟左翼贝罗夫为总理并得到社会党支持的中左政府取而代之，1994年11月社会党又以44％绝对多数的选票获胜。从而再为东欧左派创下新的成功纪录。这样，连同剧变以来一直由社会民主派执政的罗马尼亚与“小南斯拉夫”，东欧大部分地区又处于左派政府统治下了。至于独联体各国“左派复兴”虽未达到朝野易位的程度，但也出现了左派在野力量的上升与参政机会的增加，以乌克兰为例，1994年3－4月大选前中左派三党（乌共、农民党、社会党）计划争取20％议席的选票，结果夺到35％，而领导乌克兰独立的民族主义势力“鲁赫”声称要夺取40％的选票，结果仅得到5.9％。俄国在1993年10月事件中摧毁旧议会，曾被认为是民主派对“前共产党”的胜利，然而到年底选出的新议会中，俄共及其盟友农业党得到的议席率反比“旧议会”时还多。

   1990年前后东欧的“多米诺骨牌”似乎又倒了一次，只是这次是向左倒。面对如此局面，人们通常的解释是：几年来前苏东地区转轨不顺，“休克”失败、经济滑坡、人民失望、渐生“怀旧”之心，于是导致了新一轮“多米诺骨牌”现象。还应指出的是，“政治钟摆”现象是议会民主制约的题中应有之义，左右派轮流坐庄也属平常之事，社会民主派在西方国家执政并不稀奇，而人民在“休克”式的转轨中付出了代价，找个出气筒，也是自然的。“重新”上台的左派人士虽多为“前共产党”，但组织的性质，纲领均已改变，与西欧社会党类似，他们的上台并不会扭转东欧剧变的方向。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前后推动过剧变的人们中也出现了许多“反思”式的议论，如波兰团结工会的《选举日报》的一篇曾被我国传媒广泛介绍的文章，题目是：《资本主义出过力，资本主义可以走了》。

   的确，现在人们可以相信，1990年前后的东欧剧变是“旧社会主义”的失败，但却未必是资本主义的胜利。像福山的《历史的终结》那样的论调如今已渐归沉寂了。然而在今日的东欧，资本主义果然可以“走了”么？之后又会有什么“主义”进来，是1990年以前的“主义”吗？显然不是，在“左派复兴”浪潮中，并不是所有的“左派”利益均沾的。一般地说，在“复兴”中崛起主要是新社会党，举凡波、匈、保、立等国莫不如此，民族主义化的“共产党”只有俄共成了气候，但也仍处于在野状态。曾一直掌权的塞尔维亚社会党是上述两类的中间型。关于旧社会党，则虽被社会党国际视为正统，终因基础太差，这些年来并无多大起色，除捷、罗两党外，它们在各国连议会都未能进入。“正统共产党”与“半社会党”则实际上继续处于衰落过程中。至于工联主义，则是“天生的反对派”，只能依附于其他政治力量起作用，或是为其他政治力量上台作“嫁衣裳”。因此可以说，目前东欧的“左派复兴”，实际上主要是新社会党的复兴。而这些新社会党“从纲领上讲”，“恐怕处在英国工党的水平上”，甚至“在某些观点上比社会民主运动更加偏右一些”。2因此“左派复兴”“兴”的就不可能是1990年以前的“主义”。左派掌权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回潮”和“复辟”，若说有历史回应的话，那也是回到1948年以前的社会民主政治中，回到“人民民主”时期和“非斯大林化”阶段。东欧人历来对苏式模式无好感，他们坦言：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的确已彻底“死亡”了，它不可能有再度“复兴”的社会土壤。

   人们常说，“左派复兴”与其说是左派的成功，勿宁说更多的是中、右派的失败。然而到底失败的是中派还是右派？对剧变后的东欧，人们常笼统地认为诸多时弊皆为“激进改革”所造成，而“激进改革”又是右派意识形态的产物，剧变后各国都是右派掌权，然而实际情况则要复杂得多。

   如前所述，剧变后东欧各国政府仍有左、中、右之分。如果以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作为三者的标志的话，那么罗马尼亚与（小）南斯拉夫一直是左派执政，而匈牙利、立陶宛和保加利亚则经历过右派政府，受到“鲁赫”支持的乌克兰总统派也可以说是偏右的。而波兰、捷克等国剧变后建立的则是中派政权。

   “左派复兴”在波兰打击的是中派政府，而在匈、立、保、乌打击的都是右派。另一方面，中派执政的捷克则置身于左派复兴进程之外，尽管无论就转轨的难度还是就捷克历史上左派传统的强大而言它似乎应当在这一进程中领先。3一来因为捷克转轨进程较为公正，二来由于捷摩共没有通过改名——重建，有沉重的历史包袱，又在捷摩共1993年6月三大上一分为三：即捷摩共产党，左派民主党和左翼联盟党，力量大为削弱，无法在政治生活中发挥有效的作用。一直到1998年6月捷克社民党（旧社会党）才在大选中崛起，这已是后话了，起码在东欧“左派复兴”的潮流中，它置身于这个趋势之外，是个令人注目的例外者。具体地看，东欧“政治钟摆”进程有以下几种形式：

   1、中—右—左。

   波兰就是如此。剧变后头两届团结工会政府（马佐维耶茨基政府与别莱茨基政府）都是自由派领导的，而第三届即奥尔谢夫斯基政府则处在教会与右翼保守派的强大影响下。在第四届即苏霍茨卡政府任内左派势力迅速上升，直至左派重新上台，波兰进入“后团结工会时代”。

   2、右—中—左。

   匈牙利与保加利亚属这种形式。剧变后直至左派复兴前匈牙利一直是基督教保守主义的*政府执政，但反对派阵营的主流则依次由自民盟、青民盟（均为自由派）与社会党充当。最后社会党先取代自由派而执反对派之牛耳，再胜保守派而问鼎成功。在保加利亚，右派的季米特洛夫政府为中左的贝罗夫政府所取代，后者又为社会党政府所取代。在匈牙利以*主席安托尔为总理的政府是剧变后东欧国家中唯一的一个任期内没有被中途更换的政府，1994年社会党大选获胜后由社会党主席霍恩任总理到1998年7月。

   3、右（政府）中。

   乌克兰是这种模式的代表。乌克兰独立运旧左（议会）新左动是以保守主义——民族民粹主义色彩浓厚的“鲁赫”（乌克兰人民运动）为先锋的。从独立到1994年大选前，总统周围鲁赫的影响占优势，而议会中84.4％的议员是前苏共，70％的议员是苏联时代的高官显贵，因而政治两极化十分严重，但自由派与社会民主派在两边都无法立足。表面上这一时期“左”、“右”对立，府、会相争十分激烈，实际上双方都无心于改革。致使“乌克兰病”越拖越重，前苏联时代生活水平为俄国人所羡慕的乌克兰，现在反而欲求俄国的生活水平而不可得。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人心思变，以出人意料的多投票率（75％）对双方都说了“不”。大选结果，鲁赫固然惨败，旧议员也几乎全军覆没，议会中高官云集的状况为之一扫，而支持改革的经济学家与法学家则以3％跃进至20％以上。因此大选在一定程度上把“左”、“右”两种保守主义的对峙变成了社会民主派与自由派的并立。这样一种变化显然是有利于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的。

   4.右─左─中。

   俄国就是如此。1991年8.19政变后以“民主俄右──中罗斯”和后来的民主选择党为代表的自由派一度势力很大，但后来因“休克疗法”的失败与“民主派”的内讧很快走下坡路。以俄共为代表的左翼和以日里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右翼则势力上升。1993年底杜马选举后这一趋势很为明显。但随后由于自民党热衷于采取极端行动，且具有法西斯色彩，在国内外形象不佳，该组织的崛起也如过眼烟云，很快处于衰势。中派在经过调整以后，其政府面貌和政策倾向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保证了1996年叶利钦的重新当选。而以俄共为首的左派则一直保势上升的趋势，从1993年占杜马议会的12.4％上升到1995年12月的35％，取代了自民党成了议会的第一大党团。

   以上这四种“钟摆”进程中，右翼保守主义都是主要的失败者，作为中派的自由主义并没有受到太大损失，甚至在那些右派执政而中派在野的国家（如匈牙利与乌克兰），自由主义在“左派复兴”中通过中左联合政府或通过议会较前还有所得。因此从总体上看，“左派复兴”主要起到了防止右翼极权主义危险、遏制右翼保守主义（国家主义、君主主义与教权主义）、民族主义与复仇主义势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