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注：这是九年前在海外写成的文字。当时很欣赏那里的言论自由环境，认为对博大精深中国文化而言，一旦和这样的环境结合，简直就像如鱼得水、大有可为。所以很希望利用那里的自由气氛，和自己不带任何恩怨的特殊客观条件，对由中国文化形成的大陆社会所发生的种种现象和行为，作一些探索或检讨，总结出一些可供后人参考借鉴、避免重蹈覆辙的东西，并开始付诸于行动实践。只是后来看到那里中文媒体（少数中资亲华者除外）或网路舆论，或以裁判自居，或以受害者身份，充斥着对大陆共产党政权的批评、指责、控诉，和对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非理性诅咒。却看不到站在民主主人的角度，来作出一点自责式的反思或检讨。给人的感觉，就是大家似乎再一次要做“毛主席的好学生”，贯彻他『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支持』的所谓“最高指示”。更亲身体验到那里同样具有的、本质上和专制独裁社会企事业机构并无区别的“顺者昌逆者亡”的滋味（必须指出的是，《博讯新闻网》是迄今为止经历过的唯一例外），才清醒过来，认识到没有正确社会理论指导下的人类社会，原来是“天下乌鸦一般黑”的！

   所以，当看到当前网路上又在乘“纪念文革四十周年”之际，炒作这个题目时，决定重发，给大众皇帝一个从不同角度去思考的机会，希望能起到一点“有比较才有鉴别”或“兼听则明”的作用，以免将来在历史上背了“大众昏君”的骂名时，还不知是怎么一回事！ 潘一丁 于2006年5月16日) 　

   中国大陆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所发动的一场举世震惊、国家动乱、人民受难、民族元气大伤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已成为历史。三十一年后的今天，纵观人类有史以来所发生的全部民族内部的“人祸”，无论从什么角度，将这场“浩劫”冠之以“史无前例”的称号，大概是没有人可以提出异议的。如果说五千年来的中华文化，在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的全部领域内，都对人类文明的进化，作出过举足轻重的贡献。那么，这场浩劫又从反面向人们显示了它的不可掉以轻心的“能量”，应了“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这句古训。

   可惜，作为“肇事者”的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没有一点敢于承认错误的勇气，一味地希望将这段不光彩的时代，从历史上和人们的记忆中抹去。而另一部分受害者和要推翻极权统治的人，却只是将其作为可以痛骂共产党的根据和必须推翻它的理由，并没有从民族精神文化的层次去检讨。这也许正是中国近代史上，从晚清政府以来，每一届政府都是以“独裁”“腐败”的罪名，被举着“民主、自由”旗帜的“革命党”所打倒，而上了台的“革命党”，又总是照单全收了上一届政府的全部“遗产”－包括被打倒时所拥有的罪名和“下场”，时间在前进，内容却总是在循环的现象的症结。所以笔者同情受害者和他们的亲友的痛苦，对种种无视人权、践踏人的尊严、破坏文明的行为表示最大的厌恶和遣责。但觉得更重要的，是应该深入挖掘一下真正的根源，才有可能确保自己和子孙后代，不会再重复过去的苦难。否则，实在没有理由让人相信，中国人这一次坐上的“改革火箭”，一定不会是那最后还要停在起点的“云霄飞车”！

   笔者亲身经历了 “文革” 的全过程，却又由于种种主、客观的机遇，竟然没有结下任何个人“恩怨”，所以在庆幸的同时，也觉得有责任从另一个理性的角度来检讨一下“文革”，使我们得以充分利用民主社会言论自由的条件，为中国的未来，真正总结出一点有益的经验和教训，而不至于让这种宝贵的“言论自由”，仅仅成为缺席控诉和审判共产党罪行的讲坛（不幸这经常成为事实）。因为“控诉和审判敌人的自由”，是连法西斯和共产党等极权统治下的社会，也从来没有“告缺”过的。可惜中国近代史给我们提供的事实已经可以证明，光有这样的“自由”，只能让自己的社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变得更加偏激而已。

   毛泽东是“文革”的策划人和导演兼主角，这大概是没有疑问的了。所以通过“文革”中出现的种种现象，我们可以看清楚他后期所作所为的真正性质，而不用再拘泥于任何书本或文字的教条分析。

   １９６６年的中国大陆，国家和社会刚从５８年的“大跃进”和接踵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所造成“人财两空”的苦难中恢复过来。对一个拥有近十亿人口的国家，在面临过一场完全违背科学和经济法则的社会总动员的“人祸”，和全国性大饥荒的“天灾”（其实也有部分“人祸”的延续）后，竟然能在短短的两三年内就重新获得了生气，不能不说是一种值得称赞的“奇迹”。以致大多数普通老百性，在迅速来到的生活改善中，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追究什么人的责任。相反，更加大了这种迅速改善和还没有来得及从记忆中完全消失的、国民党政府后期的腐败无能的对比反差。自动地向共产党和政府奉上了可以对自己予取予求的“信用金卡”－迷信和盲从。这同样也使执政的共产党内负责调整政策的领导人获得了信心，觉得他们的确有比毛泽东高明的时候，而想走一条至少从当时看来，是更符合国家发展前途的道路。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就中国的政治而言，他们比起熟悉中国历史和“帝王权术”的毛来，实在是太不“高明”了。在这样“人民生活好转”的时代背景下，硬要把毛说成是因为看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才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最起码也是中了毛的“奸计”。对所有的专制独裁政权而言，总是要预先设立一个“魔鬼”或“危险的敌人”之类的攻击目标，训练群众习惯于永远将枪口对准这个目标，然后把一切要打击的对象，只要套上这个靶标，即使“牛头不对马嘴”，都会成为这个罪名下的牺牲品。而“反党”和“走资本主义道路”，正是毛给中国人民选定的中空靶标，把他要反对的任何人和事往中间一摆，只要一声令下，就成为“众矢之的”了。

   就在刘少奇等领导人，一面在农村搞“四清”运动，以图改善农民的处境，保证国家粮食供应－这个国计民生中最重要的基础，避免重蹈５８年的覆辙。另一方面，开始另一轮的工业跃进－发展电子等新兴工业，以便赶上世界发展之潮流。从６５年到６６年初，中国大陆是一个社会重新充满朝气和信心的年代，如果“改革开放”是和那个时代连接的话，中国的形势就可能不是现在这样的不伦不类的了。可惜，那个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的毛泽东，这时却发现他自己的利益－不容分享的权力和地位，正在因其他领导人的成功而受到挑战，竟然是和人民的福趾“背道而驰”的。就像中国历代帝王一样，他也选择了优先巩固自己的霸业为重的取向，从而决定在政治战场上，抢先利用人民给予的“信用金卡”，以民族的“透支”牺牲来换取他的胜利。所以，不去认识和批判中国封建的“帝王情结”，孤立地把某个个人看成是恶人或“暴君”，并不能解决以后不再出现暴君的问题，不管他是叫皇帝、主席还是总统。只要“淮北的土壤”没有改良，什么样的“橘子”种到那里，都会变成“枳”的。

   如果毛真正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所考虑的问题也的确代表了自己政党和阶级的利益。那么即使身处第二线，以他当时所具有的实际威望和党主席的地位，完全可以通过政治局辩论，甚至要求招开党代表大会来取得支持。只是他自己很清楚所要达到的目的其实是不顾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是不可告人的，因此才会以一种不太光明磊落的“声东击西”手段来突然发难，并采用了历史上只有民间势力或在野党才会采取的“发动学生闹无政府主义”的破坏政府行动。当他为了庆祝和巩固“红卫兵”为他取得的胜利，而站在天安门上接见全国“红卫兵”时，那种狂热、愚忠的场面，除了宗教和法西斯外，就只有封建帝王才愿意和可能制造出来了。后来发展到事事处处要“三呼万岁”、家家设“红宝书台”天天“早请示、晚回报”，跳“忠字舞”，建“万岁馆”等，极端的个人崇拜现象，更是百分之百的中国封建主义的典型表现。毛泽东到了这个时期，无论是他主观精神的状态，还是客观社会对他的态度，都已经把他当成十足的“封建帝王”。要是这些还不足以为一个人定性的话，那简直有必要考虑，也强调“专政”的秦始皇或武则天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祖师，或支持过义和团造反的慈禧太後会不会是“无产阶级领袖”了。而一个承认并能接受“封建帝王”统治的社会，又能是什么样的社会，不是再清楚不过了吗？

   至于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他们真是因为要想走资本主义而被打倒的吗？看看邓小平和现在共产党的表现就可以找到答案了。其实这些人秉承了共产党自成立开始就形成的，在“（和自己人）斗争中成长”的传统，所以把毛的这次举动，看成是又一次可以借机排除异己，提高自己地位的机会。从“文革”开始，就不断出现一批人通过“批判、打倒”另一批人，而神气活现地进入“毛主席的司令部”。但不久又被灰溜溜地赶了出来。每一个人都想表尽忠心“站在毛主席这边”，却又都因“反对毛主席”而被打倒。今天，我们虽然不能假设“如果这些人在开始就团结起来一致反对毛主席”（因为是没有可能的），中国的历史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但已经出现的事实却可以证明，共产党内的许多其他领导人，在心态上和毛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只是这些人的“政治智商”比起毛来，实在差得太多，结果正中了毛的“拉一批打一批”“各个击破”的计策，利用他们的私心，毫不留情地打击了所有的人，让每一个给别人制造“悲剧”的，又都成为另一个“悲剧”的主角。所以，拿他们的处境、表现及遭遇来和封建王朝的大臣相比，才会发现真是“何其相似乃尔”。拿这些事迹写一部“演义”，活脱是又一出现代“开国功勋和立国皇帝间的恩怨”的戏文。在这种明显的事实面前，我们在批判它时，为什么总是还要拉德国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来“陪斩”？万一有一天，马先生的哲学理论重新又获得重视时（其实现在也并没有真正被批倒过），难道我们也愿意给中国共产党对民族犯下的这段罪行“平反”吗？

   再来看一下“文革”中出现的种种有代表性的现象，几乎无一不是可以从本国历史上找到相似之行为的。所谓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其权力之大远在合法的中央政府之上，但其名之不正和言之不顺，正好拿来和武则天以及其后某些朝代用来排除异己的特务组织对应；“文革”开始阶段，由共产党高干子女组成的“红卫兵”组织，打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这样典型封建主义继承论的法统思想，带头引发对所谓“出身不好”的人的任意殴打直到杀害，以不可一世的气焰，到全国各地去煽风点火、指手划脚。他们的行为，完全是封建王朝时代各种“衙内”的“蛮不讲理”“随心所欲”的翻版升级；学生“破四旧”的愚蠢狂暴，可以和两千年前，项羽的军队“火烧阿房宫”作联想；“打砸抢”则是大多农民“起义军”，只要不加约束，就一定会发生的行为；至于“夺权”和“派性”“武斗”，则更是历代中央政府瘫痪之后，所必然会出现的现象；而在文化精神领域里的“打倒百家，只树一帜”的作为，和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动机完全相同，只是严重后果扩大了不知多少倍而已。到此为止，上述种种从上到下（领导到群众）的行为，已经构成一幅全面而典型的封建社会乱象。有人将这一切都归罪于“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此之前，统治中国十七年所造成的后果”。这未免高估了他们的能量，或贬低了传统文化对民族行为的影响力。我们不是经常强调汉族文化的力量，连成功地征服了汉人的异族统治者都改变不了，甚至自己反而被同化溶合吗？而毛和他的共产党，还根本不是马克思派来入侵的异族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改变自己民族的行为，这种说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所以，要是批判“文革”不和自己的文化结合起来检讨的话，就像情朝末年的“革命党”或后来的共产党，把中国不振的全部责任，都推到满清或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身上，而不去进一步追究封建传统文化中，某些“制造腐败”的根源。除了逞一时口舌之快，却并不能防止自己走向同样被人民唾骂的结果一样，是达不到“惩前毖后”的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