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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一丁：现有社会理论也配称“科学”吗？
<强国深水区“奔放的桔子”版主，这是一篇严肃而负责任的文字，而且已经在博讯新闻网发表，如有错误，欢迎组织批判，以表现出“强国”无所畏惧的气魄。但希望不要扣帖，反而落下不光彩的纪录，自己主动送上门来为下文观点作背书！潘一丁 8月22日。8月23日上传至《潘一丁文集》时再注：可惜强国论坛深水区始终没有放。主动带头为本文观点作了背书。特立此存照！>
“五四运动”以后，总是吃亏挨打的中国人，还来不及进行全面而冷静的思考，就在鲁迅、胡适等激进帮读书人的鼓吹和炒作下，文过饰非地，把中国的落后和积弱不振的原因，统统归结到“没有民主”和“不讲科学”这两个层面上，形成了一个僵化的的思维定式。一时间“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成了比现在的“超女”还要家喻户晓的“明星”，人人都希望能和它们“挂上钩”，或起码“沾点边”，以示能赶得上与时俱进的时髦潮流。小时候给笔者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是借原子弹之光、人人都以能拥有一支“原子笔（后来改称圆珠笔）”来炫耀为荣。另一个就是大小理发店门口、或橱窗里写的“奶油科学电烫”广告。尤其是后者，让从小就喜欢胡思乱想的笔者感到不可思议，觉得要是那些女人们在头上抹了“奶油”，再一烫出香味，那出得门来，一定马上引来满头的苍蝇，岂不要赛过那些“黏蝇纸”了！
虽然后来逐渐认识到，这只不过是一些无伤大碍、够不上现在这种高科技“坑蒙拐骗”档次的商业噱头。但是却从中国人对待“科学”的态度中，体会到由于文化的精练、压缩，以及长期实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背）书高”的、靠几句“子曰、诗云”教条，就可登堂入室当官的科举制度（现在又“进步”成大学文凭甚至海外博士硕士之类的考试学位了），和儒家宣传、灌输的“唯上（皇帝、父母、师长）是从”观念，让中国人养成了不求甚解、鸡毛也可当令箭的习惯。完全丧失了马克思所提倡的“怀疑一切”、以及毛泽东加以进一步明确的“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这样的真正“科学态度”。等于把脑袋送进“托儿所”，交给专家学者或权威“阿姨们”去照料，自己只要看看电视里的足球和超女选拔赛，或上网忽悠一把就“民主”了。甚至可以有把握地断言：徒有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却不仅不能对人类社会的文明有所建树，反而落到只能当西方“跟屁虫”，同样染上一身不堪的“社会病”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客观上早就“民主”了的中国社会，那里的“大众皇帝（社会主人）们”，已经不知不觉、习惯成自然地，形成了一种潜意识的社会风气，甚至成了社会的“遗传基因病”。这里面并没有一点夸大不实之处，只要随便把中国近代史中的任何一段（如公车上书、洋务运动、义和团、百日维新、五四运动、国共战争、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现在的改革开放等）拿出来认真剖析一下，都一定可以找得出这种“基因”来的。
不过，如果把这种“社会基因病”统统像激进帮那样，一味怪罪到自己的文化（甚至文字）身上，那是非常不公平、更解决不了问题的。这是一种文过饰非的态度，就像得了梅毒或艾滋病，不去先检点自己的生活作风，却把责任推给妻子、二奶、情人一样，只能让这种病在更多人身上蔓延开来。那么，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首先，古代中国的圣贤、学者、或诸子百家们，由于受时代环境和物质条件的局限，没有能力、或来得及以个人的有限生命，从解压缩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开发出一套可以正确认识和解释一切社会现象和问题的、经得起推敲和实践检验、没有难以自圆其说的死角的、真正科学的社会理论系统，给中国人立下一套可以成社会方圆的规矩。反而匆忙中出于私心杂念，走上和代表少数人利益集团的权力结合、狼狈为奸、合伙“愚民（多数人利益集团）”的道路（详细阐述，请查阅拙文《检验民主的唯一标准》http://www.newmilestone.org/06/czl60612.html）。让由功能强大的文化加工出来的中国人，在根本无法消灭的天性影响下，以其它文化做不到的，从上下左右里外，全方位“窝里斗”方式，形成了的确有中国特色、却被“高等动物”以自己的另类无知眼光、判断为“落后”的社会。正是这种任何统治集团都不敢掉以轻心的“窝里斗”，耗费了中华民族本来拥有的巨大社会能量。这种能量之强大，只要想想毛泽东手下的中国人，在内战、抗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表现。以及五十年代能够在那样艰难困苦的不可思议的物质条件下，却在今天还被世人公认为“了不起”的两弹一星高科技领域里，做出的惊人成就，就可以清醒地认识到了！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迄今为止，对如此伟大的成就，我们除了用“制度优越性”“领导正确”之类似是而非的原因，甚至“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等绝对错误的理由来解释、夸耀或自豪外。却始终拿不出一个有理论依据、可以令人心服口服，甚至可以如法炮制重复的科学解释。以至于到数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有人可以拿这件事来打“文字官司”，进行网上“窝里斗”，以此为理由或借口，来振振有词地发泄对现实的不满，而让有关部门即担心又无奈，只好“两害相权取其轻”地，牺牲真正的言论自由了！
其实究其根本之原因，就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朝换代，就从来没有一个可以放到桌面上，公开对全社会（包括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理直气壮地说出来，从精神上整合民意共识的道理。革命者永远只能靠拿前朝许多贪污腐败的表象事实来宣传，煽动社会早已存在的不满，产生“换人做做看”的预期心理，却不符合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不愿轻易交出权力而遭到镇压。最后必须靠“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肉体战争或政变手段，来强行夺取。但是在取得胜利后，皇帝（领袖）和他的参谋班子，仍然没有能够拿得出一套、可以用来认识和解释社会所发生的一切问题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作为管理社会并能克服前朝弊病的利器。用来当政府要推行一个政策时，事前就有理论做可行性的后台保证，让各级领导个个都胸有成竹。这样一旦遇到任何具体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由自己或手下出面，来光明正大地，说出『为了整体长远的共同利益，谁必须暂时吃点亏、谁可能一时占点便宜』的理由，让所有要讨“说法”的人，心服口服地摆平。正因为始终没有没有掌握这样的理论，所以谁也不敢实行真正的民主（连毛泽东也不例外，他的文革“给民主”实验，只能半途而废），被迫继续采用“暗箱作业”和控制言论自由的手段，最后让中国社会无论实行什么制度，都殊途同归地，永远走不出历史的宿命轮回，反而让理应属于假冒伪劣货色的所谓“历史周期率”理论，倒成了颠簸不破的“真理”！到底原因何在呢？
可以认为，社会理论和相关的学者、专家、权威们，他们的作用就好比要为政权和社会“看家护院”提供保护的、类似武侠小说中的“教师爷”。除了一方面教主人全家老少，都学习掌握一些基本防身武功之外，更要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击退任何敢于来犯挑衅之各路蟊贼或劲敌，以自己高超无敌的武功，保证全家（社会）得以享受无后顾之忧的快乐和安宁。所以当社会出现任何有可能干扰、打乱正常进程的错误思潮时，他们就应该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反驳错误，维护正确。如果失败，就应该虚心检讨自己“武功不到家”的缺失，重新学习、设法弥补缺失，让自己的理论水平或能力，脱胎换骨般更上一层楼，而不能指望“近亲交配”出来的同门师兄弟去收拾残局。
现在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现实吧。原来这些社会理论“教师爷”们，一向习惯于生活在由权力提供生存庇护的学术“象牙塔”之中，自己有的本事只不过是一套套中看不中用的“花拳绣腿”。需要锦上添花的时候，还可以仗着主人势力作为靠山，“狐假虎威”般走在前面耀武扬威、振振有词地把民众唬得一楞一楞地。但是一遇到真让东家为难，甚至力不从心的、强大的“（问题）对手”挑战，而需要教师爷亲自出马过招时，就马上吃瘪。非但不能用自己的本事去“雪中送炭”，主动出面替东家分忧解难，凸现出真正货真价实的权威实力，反而躲在靠山后面不敢出头，一味唆使权力主人在无奈之下，运用不光明正大的手段去对付对手（比如不公平地分配话语权和舆论资源，拉偏架、甚至以行政或技术手段，来打击、迫害对手。而笔者挑战错误社会理论的文字，经常在各论坛被扣，个人的《新里程碑》网站http://www.newmilestone.org 在国内被长期屏蔽，就是确凿的证据）。他们的“如意算盘”就是，如果成功，则继续“占个茅坑”混下去，再顺便搞点“私活”留条后路。一旦失败，马上转投新的权力主人，再当另一家胜利者的教师爷。客观历史地看，迄今为止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所谓“社会理论”，就好比只跟胜利者上床的名妓陈圆圆（文革年代由四人帮控制的“梁效”理论写作班子就是典型）。这才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领袖或伟人一致面临的悲哀或不幸。因为他们徒有好的身心素质和机遇，却始终掌握不到一门天下无敌的精神“武功（社会理论）”，并拥有一把可以削铁如泥的理论宝剑。才会不得已在平庸的教师爷簇拥下、包围中，被迫做出一件件这样或那样的违心之举（如毛泽东自嘲的“猴气”），背上理应由无能的社会理论和相关读书人来背的“黑锅”（笔者对文中所有评论、比喻的准确性负责，欢迎组织批判围剿，直至在允许公开审判前提下的讼诉）！
不过最不可原谅的是，由功能强大的中国文化加工出来的社会理论学者，不仅不能从解压缩中国文化中，找出几乎所有认识、解释、甚至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启示，进而总结出一套真正有中国特色，却可“放之四海而皆准”地适用于全人类（不是高等动物）社会（也不是原始丛林）的、可以当之无愧带上“科学”桂冠的社会理论。反而学着当年五四激进帮要“全盘西化”的口气，一味嚷嚷着当“跟批虫”，主动去和西方理论“接轨”！他们甚至不能（或不敢）指出，正在主导人类社会行为的，西方社会理论所存在的根本方向性、原则性错误。正是这种明显是绝对、完全错误的社会理论，以不设前提条件的“自由”名义，极尽打压作为“天性克星”的人性之能事，而“人性”反而因为没有可以让理性“师出有名”的理论根据，去约束社会行为。最后让代表少数人利益的统治集团，以错误理论为借口来为所欲为（就像现在美国、日本的表现那样），成为导致人类社会总是不断产生事与愿违的、末日般灾难的罪魁祸首和总根源，一切问题都由此而起。所以就法理而言，包括美国人、中国人、欧洲人、以色列或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乃至伊朗和阿富汗人等，一切东西方人种都在内的全人类和他们生活的社会，都是错误社会理论误导下的直接受害者！
但是必须指出，东西方社会在这个社会理论的问题上，受害的程度差不多，但是从表象反映出的本质却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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