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笔记.姜福祯老师
   
   欧阳小戎
   
   凉风起天末，

   君子意如何？
   鸿雁几时到，
   江湖秋水多。
   
   请你到青岛时候，别忘了去看看姜福祯老师，我惦记着他，却无法穿越这重重河山的阻隔。有时候，我恨这片国土太大，想要去见一个人，却远隔万里。
   
   我并不熟悉青岛，不知道乐陵路只是一条并不喧闹的小街。姜老师在乐陵路上开着一个名叫“博厚臻”的书店。一位朋友告诉我姜老师的联系方式，说是店里还有两部电话，需要看什么书，尽管到他店里去借，于是我开始想象那是个很大的书店。但是远远地看到这个书店时，才明白店主人“民运分子”这顶帽子没白戴，一个“民运”若能开上个大书店，那肯定是怪事一桩。
   
   书店位于一栋旧居民楼底层，异常狭小，店门只有三尺宽，窗户后立着书架，光线昏暗。因为书多，店内空间显得更加捉襟见肘。所谓“店里还有两部电话”，是指摆在店外人行道上两部供路人使用的公用电话。
   
   我背着书包走进书店，书包里装着我的宝贝电脑，它不仅是我全部家当的大头，更是我的哑巴朋友，无论走到哪里，若是它不在身边，我便会异常失落。一位白面中年男子站在书架间狭小的缝隙内一个光线最为充足的角落，手边有些登记簿。看架势便是此间掌柜，但神色殊异于生意人。很安静、亦很柔和，且对身边的一切流出出淡淡疑惑不解之色。我踏入书店，问：“请问姜福祯老师在吗？”他答：“我是姜福祯。”我报上家门之后他有些略惊和我握手，然后让入内间，内间更加狭小，塞满了书籍。
   
   据他说店里的生意还不错，足以维持生计。原先打算买些学术、文化方面的书，但是这些书不好卖，为了糊口只好卖些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书籍。新旧俱售，租售兼营，他每天上午九点钟来开门，晚上九点回家，其间午餐午休两小时左右。有时到济南去进书，说到进书，不禁感叹：“年纪大了啊！去趟济南要几天才能恢复过来。”
   
   又问：“警察是否会来骚扰？”他说那倒很少，只是时不时工商、文化部门会来检查整顿，他们一来，书店便一两个月开不了门。
   
   我在内室坐着，他平均每两分钟便要在内室和外间穿梭一次，到外间做生意，入内间招呼我茶水。并拿来许多书让我带走，都是极好的。比如很多商务印书馆的绿皮、红皮、黄皮、橙皮书。我摇头：“商务印书馆的，我全套都基本看过。”其实我并没看过几部。他便说：“那你随便在书架上找，看上哪本就拿去，家里还有，是我自己的书，一会可以到家里看看。”于是找了一本《巴黎公社实录》，跳着翻看。对巴黎公社的历史，我并不十分感兴趣，有点兴趣的是书后半部中收录的马克思书信。马克思本人坐镇英国，遥控指挥各国共运，他的一封信，就足以使一位威望极高的工人领袖名声扫地，然后让位给和马克思持相同理念者。如果按照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逻辑，资产阶级是万恶的，而且无不用其极。可是资产阶级的英国政府，居然能允许马克思他老人家安然无恙地坐镇伦敦，象玩弄木偶一样操纵着各国共运，英国的资产阶级们，实在是愚蠢之极。换了无产阶级专政，单凭马克思一封书信，就足以判个“颠覆国家政权罪”，入狱十年八年。而且，那些资产阶级，居然不把马克思的那些“反动”信件给截住，而外界寄给高智晟夫人耿和女士的祝福明信片，却被截了，难怪他们打不过无产阶级。
   
   譬如眼前的姜老师，他参与办了份《海浪花》杂志，发表些有自由倾向的诗文。他比马克思差得十万八千里，但他坐了八年牢。
   
   不过，推崇枪杆子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靠资产阶级富翁恩格斯养活。而信奉公开、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姜福祯，得靠自己艰难养活自己。并且，那些大腹便便的人民公仆们，说穷光蛋姜福祯是资产阶级，而他们自己住着别墅洋房，开着进口汽车却属于无产阶级。如果这个逻辑想要成立的话，那就得这样演绎：姜福祯是个书店老板，他有一个店的书作为资产，属于资产阶级；而他们的住的洋房和开的汽车都是党和国家给的，不是他们自己的，他们自己一穷二白，他们的一切都属于党和国家，所以他们属于无产阶级。
   
   看了一会马克思的信，觉得恶心，又转出外间来。姜老师拿了本余杰的书给我，我翻翻里面有《香草山》，摇摇头，余杰并不知道什么叫小说，《香草山》根本不是一部小说而是一个半吊子读书笔记系列。
   
   我在马路边坐着，翻看余杰的书，身旁有位佝偻寒酸的老太太在晃来晃去。姜老师告诉我，这位老太太无儿无女，有点棺材本被高利贷诈去，他正在联系律师帮老太太打官司，一会约了律师到店里来签协议，但现在还有点麻烦。我问有什么麻烦，他说：“律师怕黑社会报复。”于是我们相互对着叹了口气，他又告诉我代理费用要5000元，我看了一眼老太太，疑惑地问：“她还拿得出5000块吗？”他说：“就是拿不出啊！”以我对律师行一点点粗浅了解，5000元的代理费，是极低的，不禁再次叹息：无能为力！
   
   一会律师来了，是为40多岁的女律师，他们三人进入里间，十几分钟后，律师离开，协议已经签订。我不知道是律师让步降了价，还是姜老师另想了什么办法使这5000元的问题得以解决。
   
   我问：“那您自己去代理些案子吗？”他说只能替人提供些法律援助。其它时候，他一直保持着平静，只有说这话时，才变得有些黯然。大概是他没有律师证，或是没有事务所要他。我这才得知，姜老师默默无闻，并在默默无闻中从事着默默无闻的维权活动。那一刻我敢相信，他是我所认识的最可贵的维权者。
   
   午饭光景，我们前往他家，他一路买了很多吃食，一边买，一边教我牛舌头要怎么弄才好吃，或者如何评判炒熟豆角的新鲜程度。大夏天，青岛虽是北方海滨城市，却比我的故乡云南的夏天要热许多。我们拎着吃食在马路上走着，走着走着他轻声笑了起来：“青岛夏天的标志，你看，光着膀子拿塑料袋喝啤酒。”我也乐了一下，然后姜老师到个卖散装啤酒的贩子那打酒。问我能不能喝，我说不能，于是他打了5斤。看着啤酒从桶里流进塑料袋，他转过头悄悄对我耳语：“这啤酒不好，看啤酒好不好，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泡沫多不多。”
   
   他的家非常狭小，但是规规矩矩码了一屋子的书，那些书都是他自己的，舍不得拿去卖。我们坐在一张小床上吃饭，我在姜老师家喝了很多啤酒，借着酒劲高谈阔论，畅快淋漓地飞了一屋子唾沫星子，混个酒足饭饱之后，已经到了下午四点多钟。于是我心满意足起来告别，临走，他取出一个塑料袋，袋里装了我看中的一本书，以及他特地为我准备的青岛地图一张。
   
   第二天，刘路来约我去参加家庭教会的聚会，到了才知道，聚会处离姜老师的店只有几百米。于是我又提议找姜老师，由刘路买单请姜老师吃饭，而我得以狐假虎威。刘路非常高兴，大声劝酒，而姜老师依旧平静内敛。他得去店里照顾生意，三个小时后告辞了，姜老师一走，刘路变得失落，可我和他之间有些代沟，他说的很多东西我不明白怎么回事，他只好拉着我一路喷着酒气跑了。
   
   姜老师并不知名，尽管他为民主化运动已经付出了27年。1979年是个旅程碑，1989年又是一个旅程碑。可惜这十年一次的轮回只运转了两次便停歇了。他默默无闻地守候在青岛这“美丽城市”的肮脏一角，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他却知道很多人，他一直在关注着。他说：“小乔？我没有见过，但神交以久。”于是当剑虹姐从上海到青岛来避暑时，我最强烈的愿望就是带他去找姜老师。
   
   我们很快找到了姜老师，他们一见如故，又欢聚了一下午。太阳偏西时，我们离开回青岛理工大学附近的住所。那时临沂正风声鹤唳，高律师刚刚被捕。我说，想去济南拜访孙文广教授，他告诉我现在风头很紧，孙家楼下有好几辆警车。但我执意要去，他便不再阻拦，只是说现在火车票不好买，我说站着过去也无所谓，我现在这么年轻，如果连站几个小时火车都受不了，那还能干什么？他看着我，眼神中掠过一丝凄凉，一直看着直到分手。
   
   我买了第二天前往济南的火车票，但当天下午吃晚饭的光景，警察来了，把我和剑虹姐抓走，我离开了青岛。他们还要我自己掏回云南的机票钱，而我却鬼使神差真的自己掏了机票钱，跟着来抓我的人回云南了。
   
   中国人所崇拜的花卉中，四个都在姜福祯老师心灵深处。他在严寒深处绽放；他居于深山而不自弃；他直而有节，宁折不屈；他在群芳尽后依旧傲立秋霜。
   
   我曾经说过要买个自行车，骑着车经常到他这里来，还要骑着车去找牟传珩先生。但是我的自行车泡了汤，改成了飞机。我愧对姜老师，我欠他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