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笔记.李海（一）
   
   欧阳小戎
   
   （之所以把标题取成这样，是因为日后，我一定还要再写李海，他是一位真正值得尊敬并足以为人师长的人，无论在人格上、修养上、思想上和才具上。但是以我对他的了解判断，他并不希望被人奉为师长，那会令他感到不安，所以我称他为老李。）

   
   1995年50月31日，老李因为向海外传播了一张数百人的名单而被冠以“泄漏国家机密罪”判刑九年。这张名单上记录了他所收录因参与1989年所谓“六四风波”而遭判刑者的名字，他希望外界能为这些受难者及其家属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但是，这种追求人道主义的“罪行”，比很多追求民主、文明的“罪行”，更加“严重”，更加“有害”。所以对李海这种人，绝对不能手软。
   
   那一年我17岁，刚从遥远的云南边疆跑到北京去，想读大学。当时我并不知道有李海这个人，所谓“民运”，充其量只知道1989年死过很多人，并从官方的媒体上听说过魏京生、吾尔凯熙、王丹、方励之等寥寥几个名字。至于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做过什么事，更加不知，只感到他们的名声似乎都有些不好。甚至什么是民主都不知道，因为那时候我还是个半吊子马克主义信徒，觉得当保尔.柯察金或是邓稼先是个不错的人生选择。在更年少的时候，看见小孩在楼道上笑着玩耍，我会感叹社会主义真是好啊！旧社会的小孩哪能这么高兴地玩耍，一定被地主老财们欺压折磨得奄奄一息呢。那一年我只知道社会主义的民主才是真民主，资本主义的民主是伪民主。是以我想，连真民主都不过如我看到的一般虚伪无耻，那伪民主便更加不值一提，这种东西，不去追求也罢。
   
   但是我的大学没读成，他们教我的一切我都不愿学，而我想要学的，他们又不教我，或是不会。因为他们想要告诉我很多关于人生天经地义的哲理：譬如人活着得为自己有个好出路考虑，别受罪，要高人一头，别受气；在这个社会上，你得成为一名成功者而不是失败者；有大房子住和好汽车开，那便是莫大的成功，要是还能让别人听你的，让别人在你面前俯首帖耳，那便是更大的成功。而我根本不认可这就是所谓的天经地义，我的理想很简单，我想要找一个姑娘，和她一辈子相爱，并和她一起唱着歌走遍天涯海角，甚至到月球上去。至于天生的经和地就义，那是天地的事，谁生了这些经义，谁自己去对这些经义负责去。
   
   因为他们试图教我这些，所以我讨厌他们，连他们还想教我的数学和物理，我儿时的挚爱，都给扔一边去了。
   
   我不知道李海在我刚到北京的那年就在坐牢，如果我知道，也许我会看他的老父老母。自然，我们一边在学校里混日子，一边还得接受洗脑。我入校的第一次大班会，就是指导员要求我们：不得到任何地方静坐、聚会。当然，他说得很高明，没有说为什么不得去静坐、聚会，也没有说不得去为什么静坐、聚会。他说：“比如说9.18要来了，不要跑日本大使馆外喊什么‘血债血还’，啊！听明白没有？”当时我天真地以为真不让去要日本人用血还债，但现在明白了，他是指不让去要谁用血还债。
   
   我还记得，刚开学就有一位什么“学者”，忘了名字，一个似乎和高层颇有渊源（从他的讲座里流露出来的）的家伙来给我们做讲座。讲座的内容是“六.四”究竟是一回什么事，他并没有把“六.四”与中国百年来的学生运动做比较，而是把“六.四”和文革时期的造反派做比较，得出“六.四”比造反派还不如的结论。证据是：很多中国老百姓，还在回忆文革期间闹造反的事，他们会因为自己当过造反派而自豪，而那个时代是个黄金时代。对比之下，老百姓都发自内心抵制回忆六.四，因为根本没有回忆的价值，就当没发生过，忘掉算了。
   
   之所以回忆这些，是觉得愧疚，当老李和无数人在黑牢中受折磨的时候，我在虚掷光阴践踏自己的青春。
   
   “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 ——《古拉格群岛》
   
   去年冬天，我第一次见到老李，他说话声音很轻、很平静，也不太喜欢说话，说起什么来，也从不发表什么长篇大论。我发现和他谈话时有个特点，当他认为别人的思路有什么不妥，或是需要转变思维角度时，他基本不发表自己什么观点，而是非常谦逊地提出一个问题，请别人为他解答。从第一次见面开始，我便认准了他是一位真正的导师，一位真正的哲人。他天生的哲人气质，决定了他在与他人交流时，会潜意识地引导他人去深思，而非说教。
   
   他年轻时，曾经游历天下，如今我正在试图将游历天下这个少时的梦想变成现实，只可惜还少一位姑娘，所以我们很投缘。今年夏天，我再次到了北京，迫不及待找到老李。他问：“你怎么过来的？”我说：“飞机，机票很便宜，才3.5折，只比火车硬坐贵点。在网上查查，看哪天最便宜，让他们送来就行。”他有点高兴：“3.5折的机票，我也想坐。”我问：“去哪？”他说随便去哪都行。见我提着个大包，他说：“我喜欢用双肩背，那样省力，而且可以腾出手来。”我说：“我喜欢用箱子，到哪里可以当板凳坐，乘车也方便，座位下一塞就可以，要是没买到火车票，还可以坐在上面。”其实要是有双肩背，我也情愿用它，但是离家时，家里没有那东西，只好用一个带背带的提包，可是那东西经不起长途跋涉，等熬到北京，背带早断了，只好提着走。
   
   他家中墙上贴着一张作息表，细节已经忘记，只记得每天要读书三到四个小时；写作两个小时；学习外语半个小时；读佛经一个小时。他看见我端详那张作息表，笑了笑：“我遵守得并不严格，最近，都没写什么东西，思维老是有问题。”我们在一起吃了顿简朴而又丰盛的午餐，没有吃完的肉食，在我的建议下打包带回去，不过他肉吃得很少，大概是因为学佛的缘故。而且大热天，我估计那些东西会坏掉。
   
   吃过午饭，他到楼下去修自行车，那自行车和他的形象很般配，都是陈年老货。他将车放在修车师傅那，说：“你看看该怎么修，然后帮我弄弄，我一会下来拿。”后来我们下楼，再次路过修车棚，他问修车师傅多少钱，师傅说：“小毛病，甭给钱了。”又补充：“还没给你打气，你自己打点气啊！”老李打完气，想将车推到停车处，但是我们要出门，而去停车处似乎还颇要绕几步路。修车师傅一边忙活一边抬眼看看：“你就放着吧，一会我给你推棚子下面，放太阳下晒不好，你把车锁上就行，等你回来再来推。”老李慢吞吞说：“不用锁了，就扔这吧。”刚想拉起我去找赵昕，又回头不紧不慢将车搬进棚子下面，自言自语说：“在这挡路。”
   
   我们一路去找赵昕，下了车还有两站路，我建议走着过去，但是长途奔波跋涉，昨夜又没有睡觉，才走了不到一百米，我便尽显疲态。他走上来轻声说要帮我拎包。那包有些重，我一般不好意思让别人拎。但是不知为何，在他柔和的微笑面前，我无力抗拒，如果换了一名大汉，风风火火要抢过那包，我八成会拒绝。不禁感叹：这世界真是奇妙，不仅自身之外的世界奇妙无比，连我自身体内的世界，也是奇妙无比。
   
   天气很热，我看着他原本瘦弱而又略显佝偻的身躯，却忽然间因为提了一个沉重的包而变得精悍，步伐非常轻盈。便问：“为什么帮别人拎包的时候，总是觉得轻；而拎自己的包，却总是觉得重呢？”他笑了笑，思索片刻说：“因为帮别人拎包的时候，总是在自己力量比较充沛的时候；而自己的包，不管有没有力气，都得自己拎着。”
   
   我点头称是，然后我们相互望着对方愉快地笑了。
   
   一边走着，我一边羡慕他曾经经历过那么多山水。他问：“今后有什么打算呢？”我说：“到处走走，一边写东西，挣了稿费当路费。”他一路走一路扶扶眼镜，畅快地望着天空：“是呀，趁年轻是应该多走走。”我想他也许想起了自己当年游历天下时的快意。便问：“当年四处跑来跑去，有没有什么浪漫的经历，遇上一位什么与众不同的女孩儿呢？”说完有些后悔，因为真诚的人必然是痴情的人，他至今未婚，这个问题是否会使他难过？但是他并不惆怅，只是继续一路走一路望着天：“那都是年轻时的事了呀……”
   
   忽然想起一个问题，我会不会也象他一样，游历着游历着，就游历到监狱里去了？又看看他，他仍旧很高兴。于是我也变得高兴起来，并产生了一个有点对不起他的愿望：要是我也象他一样游历到监狱里去，那我只希望自己的刑期有他的三分之一或者一半。于是顺便祷告了一下：主啊！是不是判我三年就够了？但是神没有给我启示，或者是给了我启示而我没弄明白。便把此刻想象成自己已经蹲了三年监狱后放出来的情境：两个坐过牢的光棍在三伏天的马路上晒太阳，因为舍不得花两块钱去坐公交车。越想越觉得自己很幸福，甚至比他还幸福，因为我只蹲了三年而他蹲了九年。
   
   当时我并不明白，为什么会在大白天发梦，后来回忆起和他在一起的时光，才感觉到他身上有一股魔力，不需要说什么话，或者什么费心思的举动，便将和他在一起的人不由自主带入一种平静祥和的境界，忘却了外界的喧哗和躁动，似乎身处彼岸或新耶路撒冷。
   
   九月，我回到家中，颇感寂寞，问他：“老李，愿来云南玩吗？黄金周一过，机票就便宜了，你不是说有便宜飞机你就坐，不管去哪吗？”我想他若是来，便住在家里，家中还有一间杂物间，收拾开铺张床我睡，然后让他睡我的屋。他说：“被堵家里，出不来啊！”
   
   现在他的软禁还没结束，已经一百多天了，不知道何时结束。但愿软禁结束之后，他能来云南陪我，云南的冬天很暖和，他会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