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笔记.在青岛
   
   欧阳小戎
   
   我要到青岛去，因为我喜欢青岛，并非喜欢这个旅游城市，而是因为那里有刘路。如果他的巢穴不是在青岛而在包头，那当我觉得应该选一个能够静下心来写作，又不乏沟通对象和困境中的依靠之地时，便会跑到那风沙之地去找他。换言之，便是落魄江湖的家伙，去投奔柴大官人。柴大官人不会拒绝，无论是洪教头还是林教头。

   
   我所认识的刘路是个有意思的家伙，尽管我到青岛是为了揩他的油，但我依然可以肆无忌惮地用“家伙”一词来称呼他，因为一个真正的“家伙”，只会对着这个头衔会心一笑。这称号并非没有道理：第一，这个家伙酒量不行，却很喜欢喝酒；第二，这个家伙钞票不多，却很舍得糟践钱财；第三，这个家伙是个“软蛋”，却当了律师。在一个文明社会里，律师并不需要有凶悍的个性，恰恰相反，凶悍的人当不了一位好律师；但是在当今社会，似乎得做到足够凶悍才能和悍匪们周旋。我也是个“软蛋”，比刘路更软的“软蛋”。但是我现在得好好想点办法，让自己变得凶悍一点，用悍匪们的话来说：“跟你丫死磕！”
   
   在我这个角落，刘路或是李建强这个名字，意味着在他那里有便宜可占，而且你不去占他的便宜他还不高兴。面对这样的困境，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硬着头皮去占他的便宜，譬如李剑虹，每次得了他的便宜都诚惶诚恐；要么大大咧咧占他的便宜，譬如我，每次占了他的便宜还把他训一顿，嫌这便宜没占到位。
   
   7月22日，清晨5点，我乘火车到达青岛。因为担心他还在睡觉，便在街上溜达了两个钟头才给他电话。太阳出得八尺高之后，刘路来了，他似乎受了什么惊吓，见面第一句就说：“我真担心你在临沂下了车。”我说：“这趟车不走临沂过，要是过临沂，没准我真在那下了车。”因为那些天陈光诚家被悍匪围得水泄不通，我真想跑到临沂去，看看他们是怎么出动一团人马围困一个弱女子和她的乳下婴的？再看看能不能“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
   
   将我安顿下来之后，我开始在青岛找房子，但大学生刚毕业，房子不好找。很多天后才租定。其间刘路没事就跑来请我吃饭。我在青岛呆了不到一个月，吃过他十多顿白食。这令我有点受不了了，但有没法抗拒。农历七月初六，那天房子还没租定，我乘坐11路公共汽车在街上晃悠了一白天，到了下午，被街上的尘灰弄的既肮脏且疲惫，浑身臭汗。便坐在一个小小的广场旁歇脚。这时刘路电话又来了，问我在哪里？我告知后，片刻功夫他又出现在我面前，拉着我去吃饭。吃罢晚饭天早已黑透，我说我得投店去，你回吧。但他却又慌着要去给我找住处，我说：“我都快30的人了，难道连个住处都不能自己搞定？这种小事你就别操心了，等哪天要是我出了事，你帮我辩护辩护，倒是真的。”不过后来又想，哪天要是出了事，我也不要辩护律师了，律师办案的钱，无论由谁出，都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我就要两个他们指定的律师，到时候审判长问：“有什么疑问？”“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补充？”之类的，让那俩饭桶一概答：“没有。”
   
   我觉得那场面一定是人间最有趣的问答，比庄子和惠子的辩论还要精彩无数倍。我不仅有一种想要亲耳聆听这种问答的欲望，要是这种问答还是关于我的，那一定是人生莫大的一堂系统工程课。
   
   我的日子过的平静，除了叨扰刘路之外，近乎完美。每天七点起床，外出寻些吃食。然后回来写作；中午又外出觅食，然后回来睡觉；下午再外出觅食，吃过晚饭后在街上溜达一会，看看下岗工人的地摊上有什么廉价货可买，逛到天黑，寻觅还剩些残货的水果摊贩，花一、两块钱给他们收脚。我很爱吃水果，每天吃二、三斤不在话下。
   
   我租的房子有两个房间，青岛流行“团结户”，认识或是不认识的单身男女合租一套，一人一间。我找过几家，觉得和他们在一起，自己肯定没法写作，不如租个套间图个清静。那房子在青岛理工大学附近，租金比其它同类高出20％，所以租了间空毛坯房，除了两张单人床，什么都没有。因为我很久没有踢过足球了，准备等到学生收假，天气渐凉，便跑去和学生们踢球。住处附近有块小小的临街空地，人们喜欢到那里纳凉，下岗工人们则趁着热闹所在摆摊。有一群退休老人，吃过晚饭在那里跳国标舞。我时常停下来看他们跳，想要和他们学学，但我一直无法鼓足勇气去请他们教我。
   
   一天清晨，刘路来了，把我拉上出租车，到了目的地我才知道是拉我去参加家庭教会的查经聚会。后来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要信基督？”他说：“因为我是个王八蛋。”我说：“我们谁不是王八蛋？”
   
   到了8月中旬，李剑虹说她不想在上海呆了，空气压抑。我说：“来青岛吧，我这还有一间屋子，这里除了条件简陋，一切都如意。”她说：“俺不在意。”于是她到青岛来了，到下已经很晚，刘路急急火火跑来做东。他有些得意，觉得青岛从此会热闹了，要把剑虹姐安排到一家靠海的宾馆里。他说：“晓波来青岛，就是住那，他们夫妻俩夜里三天爬起来去海边散布。”我对晓波老师羡慕无比，都五十岁的人了，经历过这么多风波，还能保持如此性情，真是不简单。年初高律师也曾说过要来青岛，刘路早就做好准备迎接他，但是以那时高律师的处境，并非说去哪就去哪，最后没能成行。
   
   次日，我与剑虹姐去逛晚市，看到有卖花的女工，花三块钱买了一盆不知名的红色小果子放在她的窗台上。她说深圳的一个年轻朋友也步她后尘，丢了好几个工作，想要撰稿为生，我说：“让他到这来，我这里欢迎一切人等，无论相识或是不相识。他来了，我和他就住你现在住的这屋，你搬到我现在住的小屋来。”她大笑：“你想把你这当反革命根据地吗？”我只好感叹，如果你选择当一名反革命，那就得去做一生无根的漂泊。不过转念一想，这漂泊也许是有根的，这根的名字就叫作监牢。幸亏那位朋友没有来，他要是来了，到时侯只能一起被抓。
   
   又过一日，刘路来带我俩去游崂山，他包了一辆出租车，一路上他把崂山吹得天花乱坠。但我并不觉得崂山有什么好，海水脏兮兮的，山也不美。我想浦松林笔下的道士们在此修道时，应该不错，但现在搞旅游开发，全给毁掉了。
   
   我们先爬山，爬到半山腰两位便支撑不住，只好下山，到海边去。我把他们一仍，脱掉鞋把他们一扔跑进海里，对着涌上来的潮水叫喊。有时回头看一眼他俩，他们正蹲在石头上说着什么，面对大海，却掩饰不住忧思与无奈。他们是老反革命，眼见过无数苦难和别离，生活对他们来说，艰难无比。而我这新反革命，仍沉浸在投身追求的自由的美好憧憬中，未知的前路神秘而又扑朔迷离，似乎是在一个变幻莫测的空间里漫步，有时落入陷阱，有时却遇上奇迹。
   
   我要感谢青岛，至少，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感到了平安。四天后，我忽然想起自己买过一盆小果子，以为几天没有浇水，它快要枯萎了，但是当我跑到窗台上看它的时候，它依旧红润鲜艳。剑虹姐说：“我每天都在给它浇水。”
   
   这小小的果子，不知能不能吃，只需查一查书籍，也许就能找到答案。正如那远方的自由，不知能否来临，只需你的心灵是自由的，那她就在你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