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笔记.生者与死者
   
   欧阳小戎
   
   死者不知去了哪里，生者仍在地上，他们相互惦念着，却已成阻隔。

   
   去年12月，我随王德邦、李剑虹两位前去拜访何家栋先生，虽是冬天，那天的北京城却难得风和日丽。何老家在11楼，而电梯只停靠双数楼层，我们在楼道里转来转去，王德邦师兄一面走，一面嘲笑这大楼设计得实在蹩脚，被迷宫一般的过道占去将近一半面积。那是改革开放之初间的楼，虽然高大，内部却破旧，何老家亦很窄小，陈设简单且陈旧。何老夫妇以及我们三人便把客厅占满，旧沙发也坐不下，还要搬了小板凳来凑数。
   
   那时何老身体已经渐显老态，活动颇有几分吃力，不过说话时依旧流利且极具节奏感。他的面庞柔和，目光闪烁有神，无数沧桑岁月亦无法掩盖心底永不破灭的理想，我想他年轻时应该是位英俊的美男子。
   
   我们说着话，他的语气中没有哀伤，只有对生命之旅即将结束时的坦然。他说：“我前些天还写了一篇文章……”何夫人也在一旁高兴地笑，因为他还可以写文章，他依旧能以耄耋之躯为社会进步贡献一丝力量。很多人因为自己年纪大，就以为自己资格老，对事物有优先发言权，而何老却恰恰相反，他只会认为自己年老体衰，遇事力有不逮，能给年轻人一点支持，做做垫脚石，他已经感到莫大欣慰。
   
   何家栋先生这样的人，他们所走过的道路，如同一部诗篇。早年为共产革命抛头颅撒热血，待到革命成功，却发现那血流千里、生灵涂炭的革命，只不过换来一个更为残暴的极权专制。于是便反过来挑战自己年轻时的理想，转而为争取自由而战。毛泽东年代饱受苦难，文革结束亦是“屡战屡败”（何家栋先生语）却矢志不移，直至生命尽头。还有林牧先生和李慎之先生，与何家栋先生的境遇何其相似？可惜这二位，我还来不及拜会便已故去。
   
   王德邦师兄听说何老还在写文章，便倾身拉住他的手，似乎想要把头埋进何老怀里：“您好好地活着，就是最大的贡献，您还在活着本身就意义非凡。”我在一旁看着觉得有点好笑，因为我还年轻，看不穿生死。当时我觉得何老的身体状况，至少还能再活十年八年，李慎之先生不也活到九十多吗？何老会长命百岁。然后王德邦先生劝何老少写一些，以免给自己带来不便而影响健康，何老只是微微一笑：“我老了，他们抓我也没用了，把我抓去还怕我死在里头呢？还不如让我死在家里少些麻烦。”谁料今年10月，林牧先生去世不久，何老去世的消息便接踵而至。王德邦师兄是位天生的诗人，我想他得知这个消息，也许会痛哭失声。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
   
   10月15日晚，停电结束之后，我照例上网，遇上好友王金波先生，我们平日相遇总是免不了打闹玩笑，我刚想问他是否又上网来会女友，但他第一句话却是：“小戎，林牧老先生去世了……”
   
   我一时不知所措，他自顾在网络那头反反复复，口中全是还来不及回报林老对他的恩情，老人便已故去云云。我只好说：“还有很多活着的兄弟，那就报在生者的身上吧，林老在天之灵一定也这样想，他决不会要你什么回报。”
   
   他默然片刻：“也只好这样了……太遗憾……”
   
   我说：“遗憾的不是你，而是他，他没能看到那一天。”
   
   在林老遗书结尾处写着：“我的一生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是在政治迫害中度过的，可谓饱经忧患。但我相信：一个光明的中国，一个自由、民主、富强、文明的中国，不久就会出现。我死而无憾。”
   
   我觉得我的朋友可能在网络那一头哭泣，林老和何老没能看到那一天，连我这样年轻力壮之辈，也已经做好了看不到那一天的准备。
   
   “我年已七十，一无权，二无钱，三无气力，过去只凭一张嘴和一支笔为人类服务，可是嘴和笔都被封杀，千难万险地写一点东西，也被特务机关一而再、再而三地搜查、没收（西安两次，杭州一次）。现在，我唯一可以献给人民、献给人权、民主事业的，只有一条老命了。”
   
   林老没有白死，也没有白活，他用自己的生命告诉人们：要想有尊严地活在这极权专制之下，是何等艰难；要想有尊严地死在这极权专制之下，又是何等轻松坦荡。
   
   很多朋友都对我说过，准备好一份遗书，譬如我的朋友曾金燕。她才23岁，是位憨顽未脱的女儿。当她发现跟踪她的密探之后，便朝密探走去，密探想要躲藏，金燕却反过来去追他。一直跟踪那位密探先生，直到密探先生落荒而逃，金燕开怀大笑。每当人们说起金燕胡佳夫妇，总是交口称赞。
   
   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胡佳说的，我相信！”
   
   先前一直以为完全没有写遗书的必要，现在看来，并非如此。一个23岁充满朝气的女孩都想到了遗书，这证明写遗书并非危言耸听。因为我们活在这个社会上，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2002年秋天，我曾去过一次西安，我知道林老就在西安，很想前去拜访，但没有去，因为年轻胆怯，再加性格内向。如果我早结识王金波先生，知道林老对年轻人如此之好，那我一定前去。
   
   今年初我去遂宁，见到了欧阳懿先生的儿子若宇和刘贤斌先生的女儿圆圆。这两个孩子虽然年幼，但已经表现出不会辜负父辈期望的潜质，他们都是好孩子。后来，我曾想过到遂宁住一段时间，而遂宁离西安不远，我带上两个孩子到西安去，看看兵马俑和碑林、清真大寺。更重要要带上两个孩子去给林老请安。但是林老故去了，他的离去也带走了我一桩心愿。
   
   遂宁这个川北小城，并非什么首善之地，但这里却奇迹般涌现了一大批不同政见者。我问欧阳懿：“如何面对拘捕和审讯？如何面对牢狱之灾？”他便说起自己和蒲勇的两种方式：一种是放平心态，坦然面对；一种是决不妥协地抗争。
   
   我知道蒲勇已经过世，他原先是位乡镇级的公职人员，想要进到体制内为民谋福，但他的理想被这体制撕碎，于是毅然和体制决裂，成了最名副其实的不同政见者。他在狱中面对残酷的殴打和折磨，毫不妥协屈服，连杀人放火的刑事犯都直竖大拇指。但是蒲勇早已故去四年，十年铁窗刚刚结束，癌症病魔接踵而至，一个35岁的英灵飞升。欧阳懿一边低声说着蒲勇在狱中的掌故，一边“老蒲”、“老蒲”地轻轻喊着，仿佛蒲勇的魂魄就在身边，或是这喊声故去的死者唤醒。
   
   当年，在蒲勇最艰难的时候，他曾几近歇斯底里地喊过：“蒲勇！我等着你来娶我表妹！”可是蒲勇在哪里？他要是还在，必定是一位好夫君。
   
   遂宁是个凝重的城市，蒲勇、刘贤斌、陈卫、欧阳懿……令人想起远走西伯利亚十二月党人。在十二月党人中，有一位年轻人名叫普希钦，他因为姓氏酷似著名诗人普希金，又是普希金少年时代最要好的朋友而留名。1825年12月14日，这位文弱、腼腆的青年忽然手持利剑出现在涅瓦河畔，以他柔弱的身躯和高贵的理想向专制者发起挑战，接着发配西伯利亚，一去不归。
   
   如今蒲勇已经去世，刘贤斌还在狱中。在狱中的又何止刘贤斌一人？去世的又何止蒲勇一人？专制势力残害了多少民族英杰？！
   
   400年前，被西班牙人俘虏的印加首领班查戈昂首走进西班牙人的军营，他说：“你们看到印加人被奴役，就认为印加人只配被奴役，你们看不到印加的荣耀。现在我带着自己的头颅和印加的荣耀到你们这里来，我心中没有恐惧，因为我可以自豪地向这片土地上的英灵们说：‘今天，因为我到这里来，印加的荣耀并没有在我这一代人身上终结，为此我感到自豪。’”
   
   故去的英灵们依旧在，他们就在我们身边。我们会继续有尊严地活下去，直至有一天象他们一样有尊严地死去。到时候，我们也可以自豪地说：“这片土地荣耀，并没有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终结。”
   
   带长剑兮挟秦弓
   首身离兮心不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