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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的烈日 异乡人笔记.南京的烈日
欧阳小戎
乘着火车，我从芜湖要去南京，前去拜访作家孙建国先生。可惜，我来晚了，杨天水老师已经入狱，错过一站，便要等上12年，12年太漫长了。我坐在火车上，难以掩饰自己的忧伤，一会想起天水老师，一会又想念我的爱人。我在外奔波，她在为我担忧，怕我一不留神又被国保逮走。我不怕国保，因为根本不可能逃脱他们的抓捕，所以干脆就不用去怕他们。我等着他们来逮我，只要他们愿意。
南京站非常拥挤，我找到个马蜂窝一般的公用电话厅给孙建国老师打电话，他两分钟后便出现在我面前，然后拉我去吃西餐。我一听“西餐”有些犯怵，努力回忆读书时外交部礼仪司一位官员给我们做过的西方礼仪培训，但我怎么也想不起来，只回忆起一句：“左手持刀，右手持叉。”
一路走，他一面说：“这几天焦头烂额，我查了命理书，说这几天都不顺利，但是今天有故人来访，果然，你来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于是我忧思稍解。入得西餐店，我谨慎小心想知道餐巾应该怎么弄，如同林黛玉初入贾府，偷偷看着别人想学样子。但是越看越觉得好笑，因为那些人，居然在用筷子到处乱戳。
西餐店内一群俊靓中产阶级男女在狼奔豕突般大嚼，自助餐架上的鸡翅鸭掌之类迅速被一扫而光，剩下一堆菜帮子。我觉得那菜帮子味道不错，至少我的朋友徐安杰先生和杨天水先生会认为那是美味佳肴，但是他们不在。整个西餐店，似乎只有我一个土哩土气的乡下人在左手持刀，右手持叉，一点一点地正襟危坐细嚼慢咽，战战兢兢生怕洒落了汤汁。
吃罢晚饭，我们在南京城内晃悠，我是第一次到南京，几年前温克坚先生曾经伙同了李剑虹、王继海等一彪上海人马杀到南京去，大揩南京朋友们的油水。一边吃饭，一边和旁边另一桌上负责监控这场反革命会餐的国保筒子们聊天。但那时候，他们不愿带我玩，因为我的年纪还停留在过家家阶段。
走了几步，我忽然将衣服一脱，换上印有“盲人 陈光诚 自由”字样的文化衫。当街脱衣似乎有些不雅，但管不了那么多了。孙建国老师问：“这样的话，会不会让他们看见？”我说：“就是要让他们看见，让他们向上汇报，陈光诚文化衫已经到了南京。”继而又觉得有些好笑，只好说：“估计他们现在已经下班，看不见了。”他是担心我流浪在外，穿着这个，很容易带来麻烦。但是现在，我唯一能为陈光诚做的，就是穿上这衣服，衣服贴着我的肉，我觉得他就在身边。李劲松律师他们，跑到临沂都不怕，杨在新律师他们还自己掏钱千里迢迢赶往临沂，那我还怕在外地穿件衣服？
当晚在孙建国老师家过夜，三伏天，南京城好生热乎。就象京剧里的吆喝：“好热乎的牲口～”第二天离开孙老师，前去找老同学叙旧，在公共车上重又上演一次当众脱衣。到了中午，我在总统府附近转悠，本想进去看看。我一位朋友说：“那天安门故宫，是皇帝呆的地方，是专制的象征。南京的总统府，才有点民主的意思，从没见过哪个信奉民主的国家拿皇宫当国家最高权力的代表建筑。”但是总统府要收五十块的门票，于是我只好站在大门外向里张望了几眼作罢。这时走过一位女子，忽然问我：“你衣服上这人，是谁？”我答：“是我朋友。”她又问：“在哪买的？”我说：“我自己印的。”她哦了一声，仔细打量我几眼走了。
开始我认为她是位关注陈光诚的良心朋友，但是回想起她的眼神和话语态度，越来越怀疑是位女国保。我看着她的背影，虽然过了花季，成为一名独立生存的女性，但依旧年轻，身量窈窕，步伐轻盈。不禁暗自叹息，这样的女子，不应当是个国保密探，即便在国家安全保卫支队工作，也不应该具有如此敏感的职业嗅觉。如果真是那样，那是对天下所有美丽女子的侮辱。
烈日炎炎，我一边用两条腿丈量南京城的大街小巷，一边暗自窃笑。当年温克坚先生他们来南京，不带我；如今我来南京，也不带他们。走着走着，又想起杨天水老师，他在镇江的监牢里，他曾经给很多人寄过寒衣，可是今后这十二个冬天，谁给他寄寒衣？极权者们用纳税人的血汗，修建了一大堆足以证明他们伟大、光荣、正确的高楼大厦，并从中牟取暴利（譬如上海的陈良宇一党）。同时也把纳税人最优秀的儿子，送进了那足以证明他们更加伟大、光荣、正确的黑牢。
我从没见过杨天水老师，但我是他的学生，他心灵深处有我一生都学不完的财富。他在这个城市住过，这个城市有他的足迹。也许就在此时，就在这柏油马路上，我正踩着他的脚印在行走。
我坚信极权制度不可能毒害所有的心灵，它再强大也不过是一部机器。极权者只有还政于民才是唯一的出路，只有还政于民才是他们自救的第一步。否则，他们就会象垃圾堆里的苍蝇，秋风一来皆成粪土。
三天后，我离开南京回芜湖去，依旧穿着光诚衫。购票时需要登记身份证，验身份证的警察一边打量我，一边看看身份证。问：“你叫欧阳小戎？”我说正是，他记下后放了我。我买到车票，在候车厅等待，火车来了，我大吃一惊：
这是从镇江开来的火车，也许冥冥中注定，这是天水老师在为我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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