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被捕的郭飞雄君
   
   欧阳小戎
   
   当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不知道郭飞雄君在作甚么，我只知道他在看守所里。他不是第一次进看守所，以他的脾气，在看守所里绝食，也应该不会只发生一次。我没有尝过长期绝食的滋味，持续48小时不进食，我就会觉得力不从心。并且我还年轻力壮，又是运动爱好者，可以靠身体硬扛。而郭飞雄君年近不惑，他现在大概就在绝食中，并且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令人不得不为他担忧。

   
   有些人如果遇上灾祸，老百姓会十分解气地骂道：“活该！”但是我们这个社会实在奇妙得令人心寒，那些见利忘义之徒们得以横行无忌，却需要大批象郭飞雄先生一样的赤子们来承受本不该由他们来承受的苦难。
   
   我只在影像中见过郭飞雄君，阔脸厚唇，剃着小平头，衣着十分朴素，除了鼻子上架副呆头呆脑的黑塑料框眼镜，透露出一点书生的样式，很难从外貌上判断出他曾是华东师大一代骄子。然而我心目中，郭飞雄君是位真正的骄子，不仅读书时是，离开学校后的岁月更加证明他无愧于“骄子”这一称号。也许他当年的同学们大多“功成名就”，享受着娇妻、洋房、汽车带来的成就感，可是这些功名，与郭飞雄君十余年矢志不移的理想相比，不过是秋风中的黄草一束而已。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一个称号渐渐在人们口中流传，这个称号名叫“华师大三杰”：师涛、郭飞雄、李剑虹。师涛先生因为需要面对自己的良知，便被冠以莫须有的“泄漏国家机密罪”锒铛入狱，不仅需要苦熬十年铁窗，家庭亦被拆散。李剑虹女士则因为不肯割舍与几位私人朋友的交往，便在这个社会上失去立锥之地，陷入颠沛流离，甚至还需面对更大的苦难。郭飞雄君行事，上对得起生养者，下对得起继承者，中间对得起自己的良知，并且从来没有做过一件违背当权者所制定的法律的事，看守所却几进几出。“华师大三杰”这一称号，对于华东师范大学乃至整个中国社会来说，究竟是个荣誉，还是个耻辱？
   
   我真正认识郭飞雄君要从去年太石村事件开始，其中有一个细节至今记忆犹新。太石村维权运动被镇压之后，两位刚从看守所里放归的农妇，在路上遇到郭艳律师。两位农妇得知郭艳女士与唐荆陵先生的律师身份以后，瞪大的双眼放射出惊异和喜悦的目光：“律师！不要管我们，快去救郭飞雄，他要死了！”
   
   太石村使人看见希望，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素养的村民们，同样可以做到公开、理性、非暴力。他们所有的要求，都合乎法律，不仅合乎法律条款，更合乎被当权者抛到脑后的法律程序。太石村的人们，是真正的现代公民，他们以自己的努力和牺牲，将什么“中国人素质太低，不能在中国搞公民主体社会”的谎言完全戳穿。中国人之所以给人素质太低的印象，完全是因为所有具有中国国籍的人们，没有一个人得到过真正的公民待遇，哪怕仅仅是一天。
   
   郭飞雄君宁肯自残，没有给审查者留下过一个字的口供，他所做的一切，必将被有良知的人们铭记在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郭飞雄君是建设未来公民主体社会的开拓者。
   
   我渴望见一见郭飞雄先生，向他讨教一些如何处理各种人生麻烦的问题。今年初，我在昭通和同乡赵昕先生一家一同过年，准备春节后到北京去。在昭通，得知郭飞雄君已经到了北京，以为到了北京，便可相见。但是春运期间，道路阻隔，在路上滞留好几天才赶到北京。我进入高智晟律师的办公室，高律师告诉我：“飞雄昨天刚走。”顿感惆怅万分。高律师又说：“这里有一卷被褥，飞雄前些天一直把它铺在办公桌上过夜，你来了，也可以这样。”又略笑着补充：“好在只有你一个人，要是飞雄在，你们还得想别的办法再凑合。”我倒是一百个情愿凑合，无论怎么凑合都行，可是郭飞雄已经走了。
   
   八月，高律师被捕的消息传来，我立刻接着担忧起郭飞雄先生。因为高律师的被捕，早在许多人预料之中，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而郭飞雄君，他肯定要在高律师被捕后，承担起自己对高律师乃至整个维权运动在良知和道义层面上的责任。他一定会想方设法为高律师奔走呼告，这样一来，他自己离牢狱之灾也就不远。高律师被捕后两天，我也被警方强行带走，过了一个多月与世隔绝的日子。等到放出来，得知郭飞雄先生也进了看守所，再打开电子邮箱，见他给我发过信，希望我能和他一起为营救高律师出一点微薄之力。他给我发信时，不知我已被羁禁；而我读着他的信，亦不知他在过什么日子。只能感叹造化弄人，试图营救别人的人，自己却是自身难保。
   
   我越发相信郭飞雄君在绝食，不绝食不符合他的个性。有人嘲笑绝食之类的自残是弱者的表现，那么我想请问那些以强者自居的人们：你们既然是强者，你们敢于去绝食吗？
   
   中秋节就要到了，多少应该享受团圆的人们不得团圆。郭飞雄君，茂东大哥，中秋节那天，无论如何请吃一点月饼吧，哪怕是一小口。因为月饼，本就是反抗强权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