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社会的诞生仿佛不可避免，但它也不可避免地要衰老，变得越来越虚弱无力，最终崩塌。因为维系这个社会的力量，不是一个有策源点的道德体系，而是强权、谎言、仇恨。强权终将在外部的反抗和内部权力斗争的损耗中被架空；谎言终不能永久地蛊惑人心，因为谎言中所许下的美好不仅不能实现，还会露出丑恶的本质；仇恨只能让人们在相互倾轧中两败俱伤，最终被抛弃。极权社会所赖于生存的一切，都与人心中本能的希望相矛盾。它可以暂时，甚至很长时间内奴役、蒙蔽、煽动一大群人，但无法撼动人心中对美好最本质的渴望。

   按照哈维尔的理论，当极权社会足够衰老之时，即进入到所谓的“后极权社会”。它就象一排多米诺骨牌，只要某个偶然事件触动了第一张牌，连锁反应就会导致全局崩溃。譬如苏联解体是因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而东欧剧变则直接因苏联解体所致；萨达姆的崩塌源于他犯了入侵吞并弱小邻国这种愚蠢错误；而米洛舍维奇则因为搞泯灭人性的种族灭绝。可以预测，如果金正日和卡斯特罗个人命运出现转折，那么朝鲜和古巴就极可能崩溃，因为这两个政权都已经虚弱到了不能再虚弱的地步，每时每刻都在靠打强心针保命。

   苏联而东欧之所以先行崩塌，是因为他们那里毕竟有道德传统，虽然饱受摧残，却仍未完全死亡。这个濒临死亡的道德传统，可以为推翻第一张多米诺骨牌贡献力量。在中国、越南、朝鲜这些国家中，传统的道德本身就不具备多少生命力，一经摧残，便尸骨无存。即便有人试图恢复传统道德，也只能恢复出一个虚弱无力的道德，不能为推翻第一张骨牌贡献任何力量。

   我们回顾一番极权社会的生老病死，会发现无论在它的任何阶段，它都操纵在一个寡头手中，这个寡头手握兵权和党务政务的绝对领导权，同时也被披上大思想家的外衣，以民众的大恩人与慈父自居。寡头手下，由一个依靠权力斗争和制衡关系维持的巨大统治网络，覆盖全社会，这些人一边相互争夺，甚至想要和寡头争夺，为了权力毫无原则与人格可言，一边唯寡头马首是瞻。然后，再豢养一大群吹鼓手，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哲学、伦理学、文学艺术等等，向大众一边推销寡头的意图，一边将铺天盖地的无聊堕落的垃圾推向民众，让民众心灵麻木，不知道自己是在奴役之下。

   极权社会往往诞生在相对落后，社会矛盾冲突不断的国家。它的诞生有三种情况，最典型的是第一种：自然演变产生。极权者首先利用人们对当时社会的普遍不满情绪，煽动仇恨；同时用谎言许下一个美好未来，将仇恨披上神圣、合法的外衣；最后利用暴力手段，驱赶人民去卖命送死，夺取政权，他们自己则在暴力斗争中撰取权力。苏联、中国、古巴、萨达姆的伊拉克、卡扎菲的利比亚等等等等。当然除了苏联之外，类似其它诸国多多少少都受到了苏联或别国的影响和扶持，但决定性力量还是本国极权者的努力。

   第二种种情况，便是当一个庞大的极权社会建立起来之后，便在本性驱使下开始扩张。波罗的海三国被纳入苏联版图；二战结束前利用纳粹势力崩塌之机，苏联趁势在东欧扶植起一系列附庸国；中、苏共同扶植起来的金日成。以上这些小国的极权制度，纯属被身边庞大的极权帝国强加，而非自然演变的结果。

   第三种情况，便是以上两种情形的综合。譬如蒙古从中华民国独立，胡志明最终攻入西贡。都是在国内外极权势力的双重作用下，才得以成功。

   极权社会通过血腥手段建立起来之后，往往存在一个短暂的“春天”，在这个“春天”，谎言还未被完全识破，民众将极权者的理论视为真理，极权者的诸多手段也还毋须完全使出，只需集中力量对付死敌便可。这一时期由于需要巩固政权，极权者们往往动用各种手段调动人力、物力进行建设，并将这种维护自身统治地位的建设称为“为人民”的建设。比如说苏联一边肃反，到处杀人、流放，一边安排五年计划，大肆生产粮食、钢铁等战略物资。中国49年之后，也曾有过类似情形，不过中国的极权者没有苏联人的经济才干，只炼了一堆没用的废铁，放了一堆高产卫星。

   极权社会的一切生产建设，都是为了维持极权势力的统治，从未为过什么“人民”。庞大的苏联帝国，拥有占全球份额半数的核弹头，飞机、坦克、大炮等军事装备，无论质量数量都世界领先。官僚们住着豪宅享受佳肴美酒，奢侈用品大多是用贩卖军火或战略物资所得的外汇从国外高价进口而来。平民们在寒风中排着长长的队伍购买粗劣单调而又少的可怜的日用品。也有黑市交易，价格昂贵，所售之物俱是不肖之徒们从官僚们那里弄出来的。勃列日涅夫的女儿是莫斯科黑社会的龙头老大，控制着莫斯科的黑市商品交易。她老子整垮了赫鲁晓夫，她就成天派喽啰折磨、凌辱赫鲁晓夫的女儿，而赫鲁晓夫的女儿当年也曾黑白两道风光无限。直到苏共垮台，苏联普通百姓的面包、日用纺织品供应都一直严重短缺。即便生产一些生活用品，也是为笼络人心，不至众叛亲离。或是无力生产高质量的军工产品和战略物资，得用靠出口生活用品去和外国买。譬如说中国政府不顾无数工人下岗，不顾无数农民的贫困，不顾无数孩子失学，不顾无数无钱就医，无钱买房的百姓，不顾艾滋病的泛滥，搞的什么载人航天工程，来麻痹大众。载人航天需要花费天文数字般的巨额经费，连日本、西欧都不愿搞，或是不敢搞。单从科学探索角度来说，人类早就有了航天飞机和空间站，哪还需要你来搞什么载人宇宙飞船，加加林早在四十多年前就飞过了。中国当局却乐此不疲，拿纳税人的血汗放超级大炮仗给纳税人听，以证明他们的伟大、光明、正确。

   当这个“春天”过去，极权者便向全社会露出狰狞的本来面目，极权社会达到最强悍残暴的高峰。继列宁之后，斯大林将暴政推上了一个新台阶。斯大林之所以敢于如此，是此时经济建设成果显著，政权已经巩固，可以向稍有不满的异己分子们开刀了。于是古拉格群岛极度恶性膨胀，大清洗开始，千万颗人头落地，千万无辜者被赶进劳改营当残酷管制下自生自灭的畜牲。在中国，巩固政权的手段并非经济建设，而是通过反右扩大化，将知识分子和全社会的骨气毁掉，再也无人敢站出来说话，毛泽东得以为所欲为，最终演变成文化大革命。在朝鲜，金家父子将这个恐怖的高峰维持了数十年，直至今日仍在维持，似乎要把这个颠峰带进棺材。在柬埔寨，波尔布特等不及巩固政权便发动高潮，结果自取灭亡。在越南，这个高峰的表现形式是大肆发动对外战争，弄得全国遍地寡妇。

   高峰毁掉了整个社会，极权者自己的力量也因用力过度而出现枯竭，于是开始自救阶段。赫鲁晓夫改革、邓小平改革、越南改革开放、卡扎菲主动向西方示好。这些自救，都是在继续编造新的谎言，试图挽回失去的人心，试图拉住即将坠入深渊的经济马车。但是不行了，极权者已到更年期，变得急功近利，反复无常。一方面想要自救，一方面又舍不得手中的权力。于是有了六月四日的枪声；有了勃列日涅夫的反复；卡斯特罗摔折了腿也舍不得宝座，声嘶力竭逼着百万人去听他的演讲。

   反复几次以后，极权者已经完全老去，连自己编造的那一套谎言都不敢再拿出来哄人了。戈尔巴乔夫抛弃导师们的那一套进行改革。在中国，那些虚弱无力的谎言完全失效，无论怎么修改也再无人相信。“三个代表伟大理论”，明确地“指出”共产党已不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是一个全民的党，想吸引新生的民营企业主阶层，但是没用。然后又发起“保先”运动，民间嘲为“处女膜修补”运动。这些谎言，连他们自己党内的人都不愿再相信，又如何能够迷惑民众？

   只需看看几个实际例子，便可以证明极权者已经垂垂老亦，虚弱得只剩下半口气。以去年为例，他们不敢再走政府强权路线，而是勾结黑社会力量，残酷镇压了定州和太石村的维权运动。用黑社会殴打的手段对付异议人士，比如赵昕先生和陈光诚先生。用暗杀手段对付人权律师高智晟先生。他们连自己制定的法律，连自己手中的国家力量都不敢动用，沦落到玩弄下三烂手段的地步。朽矣！朽矣！

   极权社会终将崩塌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但我们也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当极权社会崩塌之后，留下的权力和道德真空不可能迅速被我们理想中的事物充满。各种各样的人，无论是有良知者还是跳梁小丑、江洋大盗，都有表演的机会和舞台。比如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仍旧在大国沙文主义的泥潭中挣扎，仍热衷于扩张和军备竞赛，为此不惜支持周边国家的专制势力。每年寒冬来临，莫斯科和彼得堡等城市的街头就会出现大批冻死的尸骨，而人均GPD达到4000美元的民主俄国，却无人出来救助他们。美国早在19世纪，就有大量的政府、民间组织出面为流浪汉提供食宿。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当选，很大程度上的原因是他很擅长讨女性的欢心，而非他真的具备出众政治才华和人性化的思维方式。俄国政客和俄军士兵们的拙劣表演，把有着血亲复仇传统的车臣人逼上了恐怖主义的道路，须知，这样的血亲复仇，连斯大林时代都十分收敛。别斯兰人质惨案，罪责完全推给恐怖分子，自己却不反思。前南斯拉夫联盟诸国战乱不断，遍地杀戮，连六、七岁的小孩都不惧怕发臭的死尸。萨达姆虽被推翻，伊拉克却在无尽的恐怖袭击中流血流泪。有时，极权残余会打着民主的旗号继续霸占政权。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需要来一次颜色革命才能争取到真正的民主，甚至一次都不够。更有甚者如阿富汗的塔利班，推翻了军人寡头专政，却将整个国家带入了野蛮荒凉中，不择手段地杀戮、迫害、剥夺所有的人权、毁灭文化、靠种植贩卖毒品维持国库开支。塔利班的统治，用一个更加黑暗的极权社会来取代上一个极权社会，其黑暗程度仅次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面对这一切历史的教训，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

自由圣火2006年02月01日（半月刊/第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