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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陈郭之争看中国式转型
我是一个非法营运的摩的司机，但我并非是一个天生的“非法营运者”。应该说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牺牲品。在我求学的年代，一场政治风云剥夺了我们这一代人求学的机会和权力。我们的青春年华消逝在“战天斗地”的农村荒岭之中。那年头，一句最流行的口号是“把一生交给党安排！”我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自己的个人利益，党的利益就是我们的最高利益。
转眼又是三十个春秋，我已由一个精壮的小伙变成了夹杂着满头银丝在街边跑“摩的”的老头，可我今年却才满48岁。政府安排了我最美好、最具活力的青壮年时段，却在我们年近四十时将我们推向社会，自己安排自己。我们数十年的努力、奋斗和积累，成就了今天的一批“达官贵人”和“社会精英”。我厂（长沙线材制品厂）近千名工人以数十年辛勤劳动积累的数千万资产，在个别曾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精英的精心运作下，化为了近亿元负债。而我们却因年龄大、文凭低而成为了“社会主义的弃爹”。“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幼有所教”成为了一个美丽的泡影。——陈洪：《一个摩的司机的自白》
作者，我比你大四岁，今年已经52岁了。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因为，国家、政府并没有义务照顾我们这一代人一辈子。我在上初一的时候，已经从北京去了农村，靠挣工分自食其力。此后，经过努力，我当了兵、当了工人并在1978年靠自学（用三个月时间自学了初高中数学的全部课程）考上了人民大学。此后，又考上了研究生。现在，我没有下岗的顾虑，我可以凭自己的头脑和双手生存下去。我大学同学中像我这样经历的人，比比皆是！而且我也没有任何高干子弟的背景，也就是说我并不是什么天才或者幸运儿。讲这些无非是想告诉你，一个人，如果堕落到让别人、让社会、让政府和国家来为自己不争气的命运买单的话，那你就不配活着！……在我们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政府和国家给我们提供的条件都是一样的，并未厚此薄彼，咱们都是站在同一条时代的起跑线上的。至于有些人发达了，有些人落伍了，这个责任更应该从自己身上寻找。——郭峰（人民大学研究生）
陈洪，一位很有学识（这从他的文章中就可看出）的下岗工人，迫于种种无奈不得不从事起了非法的摩的运营（摩托车载客）。奢望于世界能多一分“公平与公正”，这位每月收入600元的摩的司机在和讯网开设了自己的博客，很认真地记录着自己生活的点点滴滴。郭峰，据他本人说自己是个和陈洪同龄的并且“发达”了的人民大学的研究生，针对“落伍”了的陈洪的博文《一个摩的司机的自白》，趾高气扬的给出了这么一段“大论”，由此引发了一场网络辩论。随着众网友的参与，争论愈演愈烈。底层平民VS知识精英，这是一场颇意味深长的对决。我并不想过多地纠缠当事人间的是非对错，而是觉得这场争吵从深层展现出的是自八十年代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式转型所暴露的种种弊端和酿成的种种恶果——“中国式”，这真的是个已经泛滥成灾的词汇，但总喜欢讲求特色的中共政权办的这档子事，实在让我找不出其它更恰当的形容词来。
八十年代，在邓小平的引领下中国紧锣密鼓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是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明智选择。中国人终于冲破牢笼，取得了相对的自由，市场商业大潮也席卷中国。但郭峰之流的很大一部分知识精英，在因此而“发达”了后却成了只会唱高调的拍马机器，成千上万“落伍者”的身影则被湮没在了“前途一片光明”的假象下。因为“落伍者”们没有话语权，话语权被牢牢地掌握在了既得利益者手里，掌握在了拍马机器的手里。我们真要感谢网络，它是陈洪这些被忽略的人的“麦克风”。尽管当政者一如既往地装聋作哑，却也引来了许多民众的共鸣，当然也触动了既得利益者们那敏感的神经。
“我厂近千名工人以数十年辛勤劳动积累的数千万资产，在个别曾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精英的精心运作下，化为了近亿元负债。而我们却因年龄大、文凭低而成为了‘社会主义的弃爹’。‘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幼有所教’成为了一个美丽的泡影”。说出皇帝什么也没穿的小男孩，在中国这真的是一个已经很老套的角色，却也是一个总能带给我们震撼的角色。我又想起了电影《疯狂的石头》。市工艺品厂的厂长老谢终于答应把行将倒闭的工厂出让给房地产商，好处是等一幢摩天大楼在这块地皮上拔地而起后，其中的几层就归他所有。影片故意忽略了政府这一在土地征收中至关重要的角色，我们不知道他们在这场交易中又得到了多少好处？保安包世宏知道老谢把工厂卖了后，对他怒吼道，你让全厂老老少少二百多号人吃什么去？！正如陈洪的博文中记载的警察对他说过的一句话，我们管你吃什么！
经济体制改革前，全国所有的资源都牢牢掌控在中共政权手里，邓小平做的就是将资源适度下放（是适度而不是彻底）。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当年提出的 “以钱买权”的策略就很契合于这场扭扭捏捏的改革。他的意思是放开政策让缺乏行政能力的官员放心地下海经商，把权力位置留给改革家们。这一折衷的策略很高明，既给中国指出一条出路，又让当政者放心地下放资源（资源仍间接掌握在他们手里），还为改革的深化创造了条件。但问题是政府并非真心实意地下放资源，只有享有各种特权的人才能配置到资源。实际操作中“以钱买权”的概念被广义化，搞得连执政者的七大姑八大姨、狐朋狗友们也能在这场资源分配中分得一杯羹。而且历史的发展也表明权力位置并没有留给改革家们，也就是说下放到特权者手里的资源，并未能随着改革的深入而继续往下分配。
在这里我要引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一书中的一段话：“法律应该禁止贵族经商。因为这种集最大利益于一身的商人，将垄断所有领域的贸易。贸易是一种平等人们之间的职业。然而，在专政国家里，最大的不幸则在于亲王们自己经商。威尼斯的法律禁止贵族经商，因为即使贵族们诚实经营，他们也可能获得超乎寻常的财富。”
计划经济是将资源冻结在狭义的政权集团手中，而八十年代至今的中国式转型只起到了个加热器的作用，让冻结的资源融化后在更广义的政权集团手中流动起来，由此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资源只能掌握在中共政权手里，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不幸。围绕着对钱与权的争夺，中国社会由此迎来了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的时代。这里的规则是潜规则，这里的法条是丛林法条，这里的手段是不择手段。随之而来的是实实在在的权钱交易的泛滥、贪污腐败的普遍、贫富差距的拉大、人性的沦丧、良知的泯灭、社会公德的匮乏……。这就是中国式转型。它喂饱了一批人，让他们对上摇头摆尾、对下汪汪乱咬。老百姓说，我们什么也没得到。“发达者”说，你们堕落你们活该！当政者说，我们管你们吃什么！
是的，我们管你们吃什么！“一个人，如果堕落到让别人、让社会、让政府和国家来为自己不争气的命运买单的话，那你就不配活着！”这句冰冷的话很类似于张五常先生的反对社会福利、反对低保等一系列经济学观点。所不同的是，前者是一个“发达”了的既得利益者对一个落魄之人的训斥与炫耀，后者是一位实际上与此毫不相干的美国华人经济学家，因心系彼岸的同胞而提出的一系列经济策略。张五常先生反对的是欧洲的福利化经济道路，提倡的是美式鼓励竞争型的经济道路。我赞同他的这一经济学观点，但是，就像上面我所论述的，没有良好的竞争环境的竞争只能是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的竞争。就像陈洪在对郭峰的回复中所说的，“如果你没有了权力，像我们下岗工人一样，赤身裸体的被推入社会，我敢说，你一天都混不下去。你说你凭什么在这个社会中生存下去？养尊处优的生活已使你知识老化，你也没有任何的动手能力，你已失去了自谋生路的本钱。而您目前能幸福的存活在这个世界，还得感谢‘大锅饭’。而我在十年下岗生涯中，已经受了生存考验。俺活过来了。”
至于张五常先生那最低工资保障制度会使劳动者丧失进取心的担忧，我这个平民百姓听了后未免觉得张先生真是杞人忧天了。恰好在陈洪的博文中我也看到了关于此的切身叙述：
还有人说，国家给城市贫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但我下岗近十年却从没有享受过什么“最低生活保障”。在官民比例高得出奇的今天，少数公务员们在享受令普通劳动者眼红的高福利的同时，每月领取数千元薪金，还抱怨工资太低，说低薪不能养廉，为他们贪污腐化寻找借口。而为党作了数十年贡献今天却沦为城市贫民的下岗工人，想领取不足200元的最低生活保障就不能拥有空调、手机。也就是说，要领取最低生活保障，你必须将昨日省吃俭用所积累的家产全部耗费一空。我家有十年前购置的一台老式窗式空调，还有两台如今并不值钱的老式电脑（用于名片排版设计用），及一台昔日用于接送名片所用的摩托车。所以，我与最低生活保障无缘。——陈洪：《一个摩的司机的自白》
我们的知识精英与底层平民的距离竟是如此的遥远！是中国式转型造成了这种局面，而它又使转型在泥沼中越陷越深。
陈洪在文章中还依稀流露出对当年计划经济时代的怀念。我想，毕竟当年他还坐稳了奴隶，而现在却连奴隶也难做啊！
最后，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虚心阅读一下陈洪这个摩的司机的社会发展理念：
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基本政治认同的话，一切看似正确的理论或政策都有可能失去其应有的效能。因为，建立稳固的政治认同才是一个社会维系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它同样应是建设“和谐社会”最为重要的内容。如果我们社会没有基本的政治认同，那就肯定不是什么和谐的社会，而只能是一个充满冲突和斗争的社会，是一个潜在地不稳定的社会。当然，社会基本的政治认同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应是社会转型期的必然反应。但这并不是说，有些问题不可以做得更好一点。如果要社会底层对社会秩序、法律秩序和政治秩序有最为基本的认同，就要有明确的财产关系，要有公正的司法制度，还要有能监督司法的法定政治代议机构和新闻媒体，更要有真正来源于民众程序性授权的权力。
陈洪已经认清了他的出路、我们的出路、整个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2006-9-27
注：本文的陈洪博客文章引文中，改正了原文中明显的错别字与错误的标点符号。同时为求语句通顺变动了部分标点与句式，但丝毫未改变原意，只求阅读更通顺，还请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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