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出，无论处世还是行文都颇具佛、道风范的阿城是不会有焦虑感的。把小说写得很超脱可以称赞为是对人性的另一种诠释，我也很喜欢他这类小说。但阿城在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里与查建英对一些焦虑之人的批评，却实在让我无法恭维。
   
   阿城说，“焦虑应该是切身的，不切身，不焦虑。也可能焦虑，如果处在群体性心因反应里。”他认为，五四一代、辛亥革命一代就是“处在群体性心因反应里”的“不切身的焦虑”。他的论述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夫有什么责？责在权力者手上。只有你有权力，弄兴了弄亡了，当然是你的责任，要大家来负责？”
   
   正如阿城自己所说，他一直是个边缘化的人物，作为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群体中的重要一员，能有这样的观点也确实够边缘的。也许他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的个人见解还算有道理，但他将此见解用到五四一代、辛亥革命一代身上就毫无道理可言了。阿城看到了五四一代、辛亥革命一代表面上在心系天下兴亡，但他却忽视了这些接受了新思想的群体与传统知识分子是根本不同的，他们焦虑的正是“责在权力者手上”这个事实，他们试图做的是将责与权争取到自己手里，使自己成为现代文明下的共和国公民。这表面是一种家国观念，实际却是个人权利观念。后面的访谈中阿城说自己是个个人主义者，但他在这里却否定争取个人权利的行为。

   
   相应的，阿城与查建英这两位“海归”对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焦虑感也是批判的。拿查建英的话说，“那时知识分子、文化人的焦虑也有点奢侈的味道。拿着体制内的工资，周围也没什么人发财，也不用攀比，物质消费上还没多少诱惑，都不用发愁。所以都可以去探索、争论、清谈。”——这段话可以直译成“站着焦虑不腰疼”。
   
   阿城与查建英对“不切身的焦虑”的批判看似高深而独特，其实一点新意都没有，他们与只求安身立命的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观念是一样的。他们那些高雅的论述换成普通民众的话就是，别人痛苦、国家落后那是别人的、国家的事情，关你屁事，你又不痛苦不落后，你焦虑个鸟啊？——我身边许多人都曾这样教导过我，只是没想到在《八十年代访谈录》里也会再被如此洗脑——只有切身的、被动的焦虑才是对的，为他人的（实际也是为自己的）、主动的焦虑那就是错误的！
   
   我还看到了访谈中这样一段让我目瞪口呆的对话：
   
   查建英：现在焦虑的很多事情都会过去。
   阿城：都会过去。宗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渡”，尤其是佛教。但是我们通常理解为：渡只是一个手段，尽快地到彼岸，彼岸是最重要的。渡的时候，一切皆苦，彼岸才有价值。天啊，渡有渡的好啊！
   查建英：现在是过渡期，才好玩呢！过渡期是乱七八糟、生气勃勃的，一切还不定型，就有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一旦这东西规范了、定型了，可能也就呆板了，不好玩了。所以就享受过程吧。
   
   这二位真是“站着享受不腰疼”。阿城的这套佛学理论具体到现实中，其实就是一种历史决定论的大历史观念，这与他的个人主义又相矛盾了。至于查女士，您在好玩的同时是否也应该想想别人的不好玩？也许下一个不好玩的就是你了。拿好玩不好玩说事，这本就怪好玩的，您想过这好玩的背后隐藏着多少血泪吗？还有，把杂乱无章、乌烟瘴气当多元化，这观点也让我觉得怪好玩的。
   
   总之，咱就不能来点焦虑感吗？
   
   注：文章纯属就事论事，我对阿城与查建英依然很尊敬，行文若有不敬之处，还请原谅我的轻狂之举。
   
   自由圣火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