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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之痛—— 我看郑州升达学院学生骚乱 今年 6 月，郑州升达学院发生学生集体骚乱。据《凤凰周刊》报道，学生们砸坏了校园里几乎所有的玻璃窗，将该校某领导的丰田汽车砸得千疮百孔，校园里的超市、食堂等商业场所也遭到了严重破坏。学生们还砸毁了一块 三米多高的砖基花岗岩牌匾，上面镂刻着校训，还有学院创办者台湾人 王广亚先生的头像。
骚乱缘起于升达学院毕业文凭的突然 “ 变脸 ” ，这其实是所有当事人都难以下咽的一枚苦果，而它早在 王广亚先生创办升达学院之初就已经酝酿下了。
1990 年，王广亚先生回到河南家乡，了解了河南高等学校少，学生上大学机会少的情况后，这位已在台湾声明卓著的社会办学家，决定出资在家乡办一所全国一流大学。三年后学校建成，取名升达。尽管人家是在帮咱们，但当时的中央政府还是对这个台湾人不放心，王先生无法取得在大陆的独立办学资格。几经周折，教育部最终决定由郑州大学代表国家对升达 “ 委托管理 ” ，升达不得不沦为了一所二级学院。
上个世纪 90 年代，在教育产业化的呼声中，中国大陆悄然兴起了一种介于公立和私立之间的高等教育办学模式，名曰 “ 国有民办二级学院 ” 。这种新型的高校往往由企业或个人出资，挂靠在某个国有大学的名下，颁发国有大学的学历证或学位证，而该国有大学可通过向二级学院征收管理费、利润分成等方法获取利润。（王子麦：《谁来承担二级学院转轨代价》凤凰周刊 06 年第 17 期）
升达学院就是这样一所富有 “ 中国特色 ” 的 “ 国有民办二级学院 ” 。十几年来，它一直挂靠在国家重点大学郑州大学的名下（实际两校并未有太大关系）。对升达学院的学生们而言，他们虽然高考时的成绩并未达到郑大录取线，却因为进入了升达学院而能够取得 “ 含金量 ” 很高的郑大的毕业证书，但代价是必须交纳比郑大高出许多的学费。
“ 国有民办二级学院 ” ，这听上去就比较有趣，让人觉得含混不清。说到底它就是上世纪 90 年代后，中共当局撇开姓 “ 资 ” 还是姓 “ 社 ” 的问题，采取 “ 摸着石头过河 ” 政策的产物之一。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当年中共一上台便 “ 收编 ” 了全国所有的私立大学。但改革开放后，政府逐渐发现吸收民间力量办学可以缓解国家的压力，不过碍于 “ 原则问题 ” 又不敢放开手脚做，于是不伦不类的 “ 国有民办二级学院 ” 应运而生。
十多年来，二级学院获得长足的发展，其弊端也逐渐显现。学者早有指出，国有民办二级学院办学体制含混不清；理当独立办学却屈从于其母体高校；产权归属可左可右；法人身份难以明确；从现行国家有关政策法规中找不到可以产生这种机制的依据；虽办学收益高，仿效者众，却以牺牲教育公平、背离国家教育宗旨为代价。短期看似有 “ 优点 ” ，长期下去则后果严重。（王子麦：《谁来承担二级学院转轨代价》凤凰周刊 06 年第 17 期）
进入新世纪后，深层的姓 “ 资 ” 还是姓 “ 社 ” 的疑问似乎已越来越不是个问题，表层的 “ 国有民办二级学院 ” 这种畸形体制的上述弊端也已日益显现。在这种情况下， 2003 年，教育部正式颁发文件，明确规定，二级学院要与母体脱钩，逐步转轨为独立学院，在法人资格、文凭、财务等方面逐步实现独立。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2006 年当升达学院的学生们看到学院颁发的本应是实实在在的郑州大学的毕业证书，却被加注了 “ 升达学院 ” 字样后，牢骚满腹，最终上演了一场激烈的骚乱。
在我看来，升达学院的文凭 “ 变脸 ” 风波，是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一种不可避免的阵痛。当一种畸形的落后体制被打破时，体制受益者（可以说，这就是一种不合理的既得利益）势必是最大的受害者。这其中，似乎各方当事人都有过错，都有理由，也都有责任。我认为，此时我们不应再争论该由谁来承担转型的代价，而应仔细反思，我们应如何理性应对社会转型的各种阵痛？
对决策者而言，他们要做的就是大胆改革，去旧迎新。
对阵痛承受者而言，他们该如何做？如升达校方一样刻意对学生隐瞒事实，而不敢坦然面对 ? 如学生们一样付诸暴利，而不懂得采取任何法制方式？我无意于指责他们，但这确实是值得深思的事情。
对海外传媒和许多民运分子而言，在未弄清事实的情况下就站在学生一边声讨校方和决策者，这算理性吗？错误确实是当年的中共当局一手造成的，但当今天的政府采取改正措施时，已基本认同了于博弈中渐进改革的我们，是否应该就事论事地客观对待？
无论渐进还是激进，中国的民主改革之路还很漫长，我们要承受的转型阵痛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沉重。我想，能否理性应对转型之痛，这将标示着中国人在文明进程上的心理成熟度，关乎着民主改革的成与败。
7月18号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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