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如果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那么老人就是祖国的昨天，而在他们那两类人之间的一群人，就是应该祖国的今天。不过这些全是费话，说了等于没说或者还不如没说。也许提起未来容易让人生出联想--以为未来只会比昨天、也必然比今天美好。可是1940年或者1935年的广岛人、长崎人，如果也幻想未来的第五年或者第十年会是美好的，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因为那一年他们遭遇了灭顶之灾，不仅谈不上美好，甚至还异常地悲惨。可见不把握今天而奢望未来，最多只能获得精神上的快慰。中国人的知足、克已和忍耐天下无敌，所以不如意的“今天”总被梦幻般的“未来”忽视和忽悠。其实“未来”无一例外地要发展成为“今天”，因此善待今天当然就是善待未来，而虐待今天必然就是虐待未来。中国人不想明白这个道理，吃亏上当总不后悔，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坚持要拿“今天”豪赌那个所谓美好明天。

   　朱一丁没赶上出生那年的儿童节，今天是他碰到的第六个“六。一”。和往年不同的是，这一年他们的老师没有带他们去游园，也没有组织他们唱歌、跳舞，而是把他们交给了自己的家长。丁丁头一天晚上就嘟嘟囔囔的埋怨老师不讲理，说这是自己在幼儿园过的最后一个“六。一”节，也不让自己痛痛快快的玩一回，这日子过得真没意思!丁丁总结说，把一家老小逗得哄堂大笑。朱奶奶自告奋勇，同时代表朱爷爷郑重承诺：明天带丁丁去他想去的任何地方玩。朱先生、朱太太围绕中心任务，这些天忙得晕头转向，因此儿子的节日，就只有拜托爷爷和奶奶全权安排了。

   　当日上午，按昨晚与孙子讨价还价达成的共识，朱爷爷和朱奶奶带着丁丁先去前不久刚开张的儿童游乐园。爷孙三人在楼下拦了辆红色夏利，经过区委门口时，靠车窗的丁丁透过不锈钢栅栏，首先发现了里面的朱先生，他赶忙拉了一下朱爷爷，大声说：“爷爷你看，我爸爸！”朱爷爷稍稍低下头，果然看清是儿子，他正站在大门口的石阶上，对着喇叭大声喊话。他的对面，有好几百人静静的座在草坪上，不时有一两只手伸过头顶在晃动，好象是对儿子某句话所作的反应。朱爷爷要司机开慢点，想看个究竟。但他只判断出那些人是在静座请愿，而没有看清是一群什么人。坐在另一边的朱奶奶挂不住好奇，忽左忽右的想为视线找条出路，无奈被一大一小两个脑袋挡着，只闪过儿子很写意的身影，红色夏利就带他们绕了过去.

   　傍晚回来,朱太太正在厨房忙碌着.爷孙三人一到家,就直奔沙发坐下,说今天走路走到脚抽筋,怕是把下辈子的路都走完了.还算丁丁恢复快,坐了一小会就走进厨房,把这一天的所见所闻,声情并茂的向妈妈说个喋喋不休`没完没了.末了才想起在车上看见过爸爸,于是他问朱太太:这时候了爸爸怎么还没回家?朱太太就告诉他,说是他爸爸给家里打过电话,今天事情多,要晚点才能回来.吃饭的时候,朱爷爷又把在区委看到的情况,向朱太太复述一遍,并问朱太太知不知道是什么事?朱太太回答说只知道一点点,听说是教师们对什么事不满,就去区委静座.朱奶奶就说这是何苦呢,尽添乱.朱爷爷白了她一眼,什么也没说,只加快了吃饭的速度.

   　朱先生快十一点才回来。朱奶奶早带着丁丁睡觉去了，朱太太习惯睡前看书，这时候也上了床，只有朱爷爷还在客厅看电视。朱先生关切地问父亲怎么还没去睡？朱爷爷回答说看完了下一节新闻再睡。等朱先生洗完澡出来，朱爷爷就问儿子：“上午你们区委发生什么事了？”朱先生知道父亲指的是静座那件事，他不无担心的说：“本来不是什么大不了事，可在这个时候冒出来，说法就不一样了！”这时候朱太太也从卧室出来，坐在朱先生旁边，想听个明白。朱先生就把这件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十三]

   　到区委静座的是教育系统的老师，大概有五`六百人。他们曾多次向上级反映区教委主任以权谋私的问题，结果那些检举信不是泥牛入海，就是返回主任手中，问题没解决不算，当事人还被打击报复，他们是忍无可忍，才到区委请愿的。这几年区教委换了两任主任，可是这两人全不象话，前前后后把七`八十个皇亲国戚硬塞进学校`幼儿园。这些人当中，大部分是没什么学历的，却不愿意搞后勤，偏要上几节杂课，甚至还要当年级组长。他们算盘打得精，知道担当一点所谓教学任务，日后加工资省事，眼下分福利也不吃亏。丁丁那个幼儿园就有一个，是农转非上来的，小学没读完，在老家弄了张高中毕业证，既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照样当上了园丁，当然洋相也没少出；某小学还有位体育老师，列队的时候常分不清左转`右转，面对面总和学生保持一个方向。可就是这样一帮人，凭借自己是主任亲戚，平时说话做事从不客气，能够把活人气成死鬼。象一切知识`能力在同行中永远垫底的充数者，他们总爱挑出`甚至捏造出别人的毛病，好抵消自己的荒唐。而内耗的结果，往往又是所谓“伪币驱逐良币”。那些安分守纪、成实正派又有真才实学的老师投诉无门、举报无果，只好以这种不情愿的方法，来表达他们对权力腐败的愤怒。

   　老师们秩序井然的来到区委，在办公楼大门口被守卫拦下。他们也没有要强行进去的意思，只平静的坐在草坪上，齐声高呼“铲除腐败！”`“民主治校！”两句口号。栅栏外面，已有不少行人驻足围观，干部们也从大楼的窗户上，伸出好奇的脑袋朝这边张望。他们虽然一个个都精于度人，但仅凭这两句空泛泛的口号，也只判断出他们是本区学校的老师，还不能推导出这些人的具体要求。在家的常委们心里着急，可谁也不敢擅自出动，因为他们谁都清楚，这是一场敏感的政治事件，一旦处理失当，那可是吃不了还不让你剁着走的。朱先生时运不济，所以他昨天才从“宣教团”回来，今天就碰见这麻烦事。不过还算他应急反应好，先叫那些年轻力壮的把住大门，以防有人进入楼内；然后又挨个把常委们请到小会议室，就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进行紧急磋商。常委们走到一起后，才把毫不含糊显示出来，他们立即指示朱先生，把这里发生的一切情况，立即报告给正在市委开会的吴书记，并请吴书记立即把警察调来，避免区委受到冲击；然后大家一边商讨对策，一边等候吴书记返回。讨论中有人提出：主管文卫的副书记该第一个走出去，摸一下他们的底细，同时稳定一下他们的情绪。但该副书记认为没必要过于看重那些老师，不能给他们留下区委软弱好欺的印象，否则他们会得寸进尺。末了他说办公室主任倒不失为合理的人选，可以让朱先生先去应付一下，万一局面不尽人意，再由上一级领导出面，也好打个圆场。副书记这条意见高瞻远瞩，所以没人愿意反对，当然也就等于一致通过，朱先生也就只可义不容辞，不得另作他想了。

   　朱先生把常委们关在小会议室里,独自走在过道上,先把那个副书记的爹妈暗骂一通,然后在过道里把败坏的心情重新整理了一遍，将到大门口时才加快了脚步--让人感觉风风火火--然后面带微笑的来到老师们前面，清了清嗓子大声说：　　　　“各位老师，实在对不起你们，让你们久等了！你们的口号告诉我，你们是受人尊敬的教育工作者。区委领导刚刚得知大家来到这里，就让我代表区委来探望大家，并委托我来这里跟大家协商。可是区委领导和我本人，都想知道你们有哪些意见和要求,我相信--这句话刚探出头就被人斩截，人群中有人高声质问朱先生：

   　“你是谁？我们只跟吴书记对话！叫吴书记出来！”

   　“对！叫吴书记出来！”一群人立即同声附和。

   　朱先生只得再次道歉：“对不起各位，忘了自我介绍一下，我姓朱，是办公室主任。吴书记他不在，什么事先跟我说说行吗？”

   　“我们不跟你说！叫吴书记出来！”对方依旧坚持。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他真的不在。”朱先生说得很肯定。

   　“凭什么要我们相信你？”一个戴墨镜的男老师站起来，同时对朱先生和所有老师说：“他不出来，我们就自己找他去！”人们纷纷起立，大有一哄而上的架势。朱先生连忙劝阻道：

   　“老师们、老师们！请你们别着急，千万不要冲动！听我把话说完，然后大家再作判断也不迟。”

   　老师们毕竟读书出身，何况是在大众场合，只会比平时更通情达理，决不好意思蛮不讲理。他们停在原地，静静的站立着，表示愿意听朱先生接着往下说。朱先生被刚才的躁动吓出一身冷汗，为了控制局面，他故意大声吩咐旁边一位年青人，要他进去看看吴书记回来没有--当然他知道吴书记肯定还在路上。他用力擦了一把脸和脖子，然后对老师们说：

   　“首先，我得重复一遍，吴书记确实不在家，他在市委开会。不过他已经知道你们来到这里了，而且可以明确告诉大家，他将会以最快的速度来这里和大家见面。其次，大家到区委来，我想一定是要我们解决`或者处理什么问题。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请你们相信我，把你们意见、要求先告诉我，在吴书记回来之前，由我转交给其他领导，让他们先行研究。再次，我有个建议，供大家参考：为了便于交流和对话，是不是可以推选几个人做你们的代表？当然了，我们与代表之间的对话，只会在现场，或者是你们认为合适的地方。大家认为怎么样？”朱先生狡猾，知道不能总是一个人说话，否则听众会不耐烦，因此他瞅准时机，把球交给对方。

   　这一招果然凑效。朱先生看见“墨镜”和旁边几位老师交头接耳，应该是在商量什么事。他想乘机扩大战果，要做一回无本买卖：“请大家坐下来好不好？那样可以保持体力。可惜我能力不够，不能为大家准备椅子,更不能让大家喝上水，我很抱歉。”尽管没人响应，但朱先生看得出来，老师们开始流露出几分好感和友善。

   　正在这时，“墨镜”由一男一女两个老师陪同，从人群里出来，一直走到朱先生面前，对他说：“朱主任吧？”--朱先生点点头--“我们就相信你一次，请你把我们的‘请愿书’交给区领导，并转告我们的强烈要求：我们需要的是明确的现场答复，而且必须是吴书记的亲口答复！”说时把用毛笔书写的“请愿书”交给朱先生。朱先生一面向“请愿书”行注目礼，一面伸出双手，接过这份沉甸甸的“请愿书”。他想当年日本将军从盟军手里接过降书时，也未必有自己今天这样的五味杂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