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朱先生二十几岁才上的大学，毕业时拿了张哲学文凭。这文凭耐看不耐用，分配到几个单位都说庙小容不下他这个大和尚，好不容易被区委收留，总算找了个饭碗，从此有钵可托、有路化缘。他在区委办负责起草文件、撰写会议报告，笔头功夫很是了得，自夸二万字内无人能及，行文立论更胜乃父一筹。可是自侍有才而疏于应景的毛病也时有暴露，幸好或多或少地传承了母亲的现实与精明，偶尔也会收敛锋芒、说两句讨好上级的无耻谗言，因此并没有被上司评价为笨蛋，同学的父亲也肯提拔他而无需力排众议。他做主管不问杂务，下属们迟到早退只象是眼观鼻、鼻观心。不过轮到他找人人不在，甚至还下落不明，也会凶相毕露的来一两口国骂以解心头之恨。下属们早摸透了他这副脾气，少不了拿马虎眼对付他，害他几次想骂人又没理由也没对象。时间一长，他原来爱较真的性格便在不知不觉间磨去了八、九分，变得越来越象个小官僚。不过说他好话的下属却越来越多，领导们也觉得这个人中规中矩，既不犯混也不怎么求上进，可以留在现有的位置上继续使用。这一历史悠久的官场谜语的谜底就是：现阶段的朱先生已经没有了被提拔的可能。

   　在区委办主任的交椅上坐了四年，朱先生--朱主任感触良多。台面上正儿八经的事务难不倒他，还自觉游刃有余，甚至就是偷工减料，也未必有人真和你计较--当然他和下属也都没有那样做。可是谁要拿职业道德做标准，仅仅满足于恪尽职守或者兢兢业业，那他就不具备一个公职人员所需要的政治素养。最有效率的工作永远都在办公室外面，在密切联系首长们的具体实践中。这就是中国特色，这就是中国特色的为官之道，这就是中国特色为官之道的精髓所在。朱主任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但他并没有扎扎实实地身体力行，所以他进步缓慢。毕竟这朱主任名校高才，向目仅识丁的现管们讨欢心，难免有清教徒向窑姐借银子的不甘心。那时候的首长们思想保守，不知道医院的病床、家里的牌桌等等都是魔术师的道具，可以变成印制钞票的机器，害得朱大主任常怀孝心而难行孝举，只有守着日历苦等一年一度的春节，好有借口通过上司们的老老小小表示一点心意。朱先生不是不知道借口可以自己编，但唯有“拜年”这一现成的借口，才让他大体上还看得起自己，才让他在潜意识里，找回做人与做官之间的道德平衡。

   　但有一户人家却是例外：那就是他同学的父亲吴书记--当然也就是同学吴先生家里，朱先生倒时常去拜望。不过吴先生从不让他破费，说他那点工资还不够他请一回客，说得朱先生欲言又止还无话可说，不服气就是不行。他这位同学勇开风气之先，早早的就下了海。先是与市委一位副书记的儿子承建了一段公路，掏得第一桶金，此后又在基建领域频频出击，至今未有失败记录。同道们称其为商业奇才，只有朱先生取笑他们是瞎猫，而取得的成功自然就是死耗子了。两人在大学就是死党，彼此之间无话不谈，现在的吴太太还曾经是两人共同的追求，这一秘密当然是婚后才由吴太太向吴先生坦白的。吴先生当年没注意朱先生先有此意，要朱先生替他传书。朱先生二话不说，就干起了拉皮条的买卖，直到双方交易成功，生米煮成了熟饭，这朱先生始终没有异样的言行。吴太太热恋之余，也常私下叹服，暗想朱先生这种男人存世不多，称得上真君子、伟丈夫，日后谁嫁给他，也不枉来人间做了一回女人。不过对朱先生的赞赏并没有发展成为暗恋，因为吴先生自有吴先生的魅力，而且这种魅力能让所有女人想拒绝却找不出理由。推而论之，吴太太是女人，所以她无法拒绝、不能幸免，直到自觉自愿地成为吴先生的太太。

   　朱先生现身吴书记家的频率颇高，但见到吴书记的次数却不多。这老头十六、七岁就投笔从戎，随四野南下，属于年纪轻、资格老的那一类干部。而且又是学生出身，在一同出道的那批人眼里，算得上是小知识分子。他平时不太联络上级，只爱和离了休的老哥老姐们闲聊；也不喜欢下属有事没事上他家，把公差带到家里来办。朱先生早听吴先生说起过，因此即使吴老头没外出闲聊，也不会冒冒失失的去里间参见这个顶头上司，偶尔孝敬一两瓶好酒，就由他儿子代收。老头的口碑不错，不爱财、不贪赃，思想上不保守，作风上也开明；但脾气犟，性格直，因此在文革期间吃了不少亏。重新启用后本性难改，几个月前就公然在区委扩大会议上指责市委宣传部长的某个讲话是与改革背道而弛，气得那人心绞痛发作，白白浪费了几片“消心痛”。可这老头不依不侥，事后还半真半假说他水平有限，换了自己也比他强。哪曾想吴老头此话出口不到半年，他就为这一次的冲撞再次丢掉失而复得的官职，反证了对方的水平不仅不是有限，而且还颇有远见。

   [九]

   　这一年是农历蛇年。入夏还没几天，气温就骤然升到了往年酷暑才有的高度。这变化来得突然，害女士们不能从容准备盛装，好迎接这提前到来的季节。她们无奈之下，只好拿去年的装束，打扮今年的夏天。朱奶奶倒不操心穿着，却心疼将要多出来的电费。那天她一边取下电风扇罩子，一边对朱爷爷发没头没脑的牢骚：

   　“你说这老天它凑什么热闹？物价长得没个谱，还早早的就这么热，该糟蹋我们多少电费？”

   　“说什么呢？”朱爷爷正看电视，新闻里说他母校又有学生上了街。他一直关心这件事，所以没理会朱奶奶的提问，只自言自语道：

   　“多事之秋啊！”说时他一脸凝重。

   　朱奶奶却不以为然：“你操什么心啊？小百姓一个，天塌下来也......”

   　朱爷爷正色道：“你懂什么？！”毕竟是资深右派，老了也要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一方不肯对话，另一方又不肯罢休，就这么僵持着，不出问题才怪！”

   　说得朱奶奶又不服气、又满腹疑虑，大半个下午都不跟默不作声的朱爷爷说话。直到上学前班的宝贝孙子蹦蹦跳跳地回到家，两人才在这天伦之乐中间，把心里的不愉快连同外面熙熙攘攘的世界忘得一干二净。

   　等朱先生回来，朱爷爷破例问儿子区委有没有什么内部消息？朱先生愣了好一会才缓过神来，明白右派父亲要问的，不外是当局对最近发生的那些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朱先生淡淡的笑道：

   　“没有啊。我们这一级的哪会有什么内部消息？都是从电视里看的。区委倒是专门开了个会，书记要求大家别相信小道消息，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其他的就没多说。”　“啊。”朱爷爷接着问儿子：“前两天的‘头版头条、社论’也没学？”

   　“没有。”朱先生说：“市里倒有要求，当天就来了电话，布置各区立即组织学习。可是吴书记只是在第二天的例会上，先让我念了一遍那个电话记录，然后就让大家找报纸看看，明天把学习心得交到我这里存档。吴书记那份就是今天我帮着写的，他重抄一遍，好有个交代。”

   　“哈哈！你们吴老头果真够胆，这种大是大非的事他也敢弄虚作假，就不怕传了出去？”朱爷爷觉得好笑。

   　“要传出去也就只有我了！”朱先生也跟着笑了起来：“可你儿子也不至于那么缺德吧？”

   　“嘿嘿，应该不会。”

   　“吴书记还是想干事、也是能干事的。”朱先生换了个话题：“区属那个国营印刷厂，就是在他的坚持下才整体承包出去的，当时全市还没第二个人敢那样做。可惜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不然......咳！”

   　朱先生说到这里就停住了，他劝父亲说：

   　“爸，您还是少费点心思吧。退休都七、八年了，还不习惯啊？”

   　“也没不习惯。你妈说常动脑子不容易衰老，特别是老年痴呆。”朱爷爷说时有些玩童的狡诘。

   　朱先生嘴上不说，只心里明白母亲是肯定没说过那些话的。两位老人常玩这种无中生有的小把戏，把互相之间的体贴，以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关心来表示，反倒有比实话实说更贴心`更舒畅的温暖感。

   　此后的一段时间，时局一天坏似一天。在这个人口、规模位列全省第二的城市里，有近一百六十万常住民，二、三十万外来工，五所部属院校，和上十所中等教育机构。前些日子学生和部分教师已经出动了两次，不过秩序出奇地好，并没有影响城市交通和市民生活。这局面没有预计的差，也没有省城复杂。但在大众情绪剧烈动荡的背景下，市管当局还是不敢掉以轻心，一再要求各区委、区府责成并协助街道办事处做好市民工作，深入每个家庭，要那些有孩子就读大专院校的家长们，想方设法劝住自己的孩子，不要参加所在学校组织的游行。三天前按省里的统一部署，以市委名义组织了一个“宣教团”，成员由各区临时抽调，任务是到各学校作形势报告，向学生们宣传稳定的重要性，教育大家坚定信念，共同维护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朱先生就是成员之一，明天他有两场演讲，这时候正在家里修改刚起草好的讲稿。他给自己定的题目是：秩序是自由的保障。

此文于2006年08月10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