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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民运扫荡真民运
伪民运扫荡真民运
--评芦笛《关于“扫荡伪民运”的战略思考与建议》
自称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勉强出一个的“大思想家”的芦笛先生,以独特视角、煽情的文字,对民运所作的反思和对民运人士的评价近乎残酷但仍不失理性,这恐怕正是他在“理论和家”均数不胜数的民运市场被视为异类的重要原因。这种敢尝百草、独抱一株的勇气诚然可嘉可歌可敬,但不知是“大思想家”百密一疏,还是有意卖个破绽好让我等有话可说,他竟然无怨无悔的选择那根断肠草而“自绝于人民”,铸成21世纪最悲情的中式幽默。 相对于那些把民运简单理解为民主[异议]人士与执政当局、或者民主派与传统派之间生死对决的“造反民运”,芦笛先生的某些想法和言论应该说更老成也更接近现实。但“老成”不见得就靠得住、“更接近现实”也不等于在现实中用得上。何况芦先生并没有把想法提炼为思想、把言论理顺为理论,因此其可靠性和可行性还得再打折扣。不过芦大理论家的致命伤还不是在这些明显的不足之处,而是在于他“主张的”正是他所“反对的”这一极度的矛盾之中,在于他能够理直气壮地以党文化全副武装,反过来又旗帜鲜明对党文化进行血泪控诉和无情打击。这也就是他拾起的那根断肠草。
一。对民运的认识和反思
在《关于“扫荡伪民运”的战略思考与建议》一文里,芦笛先生自始至终都是以他所不耻的极端思维,对近年来中国社会出现的各种事件,作非此即彼的一元判断。并且罔顾事件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参与事件各要素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单纯以事件结果[成败]为唯一标准作价值取舍,完全是一种成王败寇的草莽情结。比如当论及八九“民运”时,理论家就说--
“。。。。。。类似的,八九“民运”因为据说是争取民主的运动,至今还被许多网人奉为不容质疑、不容批判的神圣图腾,而许多吃人血馒头的好汉,竟然也“冤埋城阙暗,血染顶珠红”,将被他们密切配合中共屠夫害死的死难烈士的鲜血当成化妆油彩涂在脸上,变成了只能接受香火叩拜的王灵官。如今谁要给扣上了个“反民主”的帽子,就如同当年的“三反分子”一般,只有被“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份。同样地,没谁起过一丝疑问:如果没有那场运动,中国今天到底是更光明一些,还是更黑暗一些?那场运动究竟是促进了中国的进步,还是拆了改革事业的台?海外那些“民运”人士到底干过些什么,现在正在干什么?他们的事业到底是促进了中国的进步,还是适得其反?”[一、正名]
八九“6.4”作为一场自发的民主运动,无疑有许多不足和缺陷,最后以血腥镇压告终只能说明独裁当局的丧心病狂。稍有人性良知的人都知道该谴责的是谁,断不至推导出侥幸活下来的民运人士“密切配合中共屠夫”的结论,并把责任的一半推给这些在当时同样有生命危险的人。按理论家的逻辑,一是凡参加“6.4”的人一律无权生活在世,因为有一起参加的人死了;二是除共产党员、共产党喜欢的一切人[如理论家本人]之外,都是不该出生、出生后更应该主动寻死的人,因为这些人生活在世在客观上等于配合中共实行极权统治。
“6.4”应该反思,因为她留有许多遗憾,但这些决不是“理论家”们恶毒攻击的口实。至于惨案发生之后,这些身居海外的人士能够起到什么作用,或者如何起作用,都是可以探讨的,本人就是一个强烈反对以复仇心态推动民运的一员。但是无论海内外民主人士以什么样的“生存态”存在着,对当局来说都是一种的压力、一种有形无形的挑战,我们只要想想当局为什么不让[害怕]他们回来就清楚他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我在《中国精英与皇帝的新装》短文里有过暗喻,也正是对盲动主义提出不同看法,甚至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无所作为”,并且奉劝民主同道保存自己才是第一位的。民主需要全民觉醒、共同参与并且包括统治者本身,但本人决不会象芦大理论家那样,以虚无主义对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全盘否认他们的历史功绩和现实影响,甚至还将“6.4”惨案的责任推给民主人士之后,又与当局制造饿死三千万人的“大跃进”相提并论。这是典型的道德虚无下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评判。
芦大理论家并不是所谓“无知无畏”,而是明知故犯。有时候还不乏真知灼见,比如不能用党文化那套来反对共产党、回归理智和现实的道路等等。不过遗憾的是,对“党文化”深恶痛绝的芦大理论家,恰恰传承的是“党文化”中最反动的邪教精髓,不问青红皂白地反对、攻击、清算每一场具体的民运和当场的民运人士,并且超越我党的定论,把86年和89年的学运定性为“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和制造“民族悲剧”的事件,因此参加“六四”的人是一群“罪恶”之人,理由就是他“从清场部队允许占据广场的学生和平撤走这件事”看出[请注意‘允许’两字],如果有人号召学生不与政权作对,大屠杀是可以避免的。”[见三、伪民运在实践中的灾难后果]。
能够找出这一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的人,说重一点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禽兽![这是我上网以来第一次对人使用“禽兽”两字,实在不想说,以免给其恶毒攻击的口实,但是不能不说。]因为透过他找出的这一理由,正常人都可以感到,在芦大理论家潜意识里,“占据广场的学生”简直就是一群蚁蝼,清场部队完全可以不允许他们和平撤走而全部射杀!难道这就是一个自称“宅心仁厚”、忧国忧民的“独立知识分子”的道德操守?除了一个丧失了最最起码的人类天性的人,谁还会说出如此残忍、匪夷所思的混账话?!
我深怕产生不必要的误会,因此我的目光在这一段文字上停留了不下于20次。我也一再试图否定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但我始终没能够找到更接近本意的解读。在反反复复、由前及后通读深思之后,我有理由相信并且愿意公开说出:这是一个怀有令人毛骨悚然的阴暗、变态心理的大理论家。无论他表现出多少理性、多少智慧、多少友善,他血管里流动的都只能是冷酷的液体,他眼睛里的人类也都只能是一具具毫无意义的躯壳。这不是危言耸听,更不是欲加之罪,各位看客可以返读原文[第三节--伪民运在实践中的灾难后果。第三自然段]。
在清算了民运人士在国内犯下的“滔天罪行”之后,芦大理论家效法FLG组织,干起了“国际追查”的行当。
这里,我们暂且同意芦大理论家对流落海外的民运人士的指责,同意他有关民运人士的所作所为导至国内民众产生“‘民运人士’是卖国贼”的印象的说法,再联系起他说过的、要求民运人士化解心中的仇恨、与共产党充分合作的迫切愿望,我们不难看出芦大理论家所谓“真民运”的绝顶荒谬。在他看来,为了配合体制内的转变,所有民运人士都应该听共产党的话、做共产党的忠诚“战士”,替共产党保守秘密,在共产党出现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如台海危机]大声进言、保住党天下才能保住人民江山。。。。。。而民运人士所有挑战共产党的行为,一方面会挑起国人的排外情绪,一方面还会挑起国人对民主的反感;民运人士更不应该挑起民众对共产党的不满,而应该“用自己的惨痛教训去教育青年一代,以防止类似的悲剧再在未来上演”。
现在,我们假设芦大理论家上述说法都是无比正确的、无比英明的,那么请芦笛先生告诉大家: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起网民对--即使就算是伪的---民运人士的仇恨,又有何居心?你口口声声要大家不去揭露共产党历史上的劣迹,自己却又毫不留情的“揭穿”民主人士的所谓“伪”,并且再明显不过的挑动“6.4”死难家属与不幸活着的民主人士的怨恨,你能不能自己告诉大家:意欲为何?
再套用一下网络烂语:人可以无耻,但不能如此无耻!
二。如何“反共”和什么是“民运”?
芦大理论家从自相矛盾到霸道而不自知,其具体表现就在于:同一个“矛”,在他手里可以横冲直撞,别人是不能使用的。为什么呢?因为那“矛”是穿透他遁甲的致命武器。
他在“所谓‘反共’的谬误”中说--
“伪民运的最大、最常见的错误,就是将‘反共’和‘民主’等同起来,由此出发,便导致了许多‘民主打手’、‘逢共必反’、‘凡是共产党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共产党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闹出无穷无尽的笑话来,也让伪民运人士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
“。。。。。。谁都知道,我党如今早就悄悄地扔掉了毛主义,国家领导人无论在思想上还是施政中都和西方领导人越来越接近。江总逢人就背林肯演说,还在访问法国期间允诺‘中国将逐步实行民主’,这种事毛或周是绝对干不出来的。
“许多人立刻要说那不过是作秀。当然如此,不过这些人忘了,光是党领袖承认林肯演说的伟大和中国现在还不是民主国家、有必要在将来逐步实行民主这一事实,就说明了他比起前任们来不知道开明了多少倍。。。。。”
我们不否认民运中确实有“逢共必反”的恶劣现象。但是我们不能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共产学说着陆到中国并指导社会实践,它是由共产党这个集团操纵实行的。反共产学说[教条]必然会“反党”,而且无论依哪一条路径,结果都是“反党”,“温和”的“激烈”的都不能例外。尽管共产党几十年来做了不少有益于国家人民的实事,但在根本上它并没有顺应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不是以谋取国家民族利益、社会福利为着重点,而是如它自己毫不含糊宣称的那样:要维护和加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这一条是从毛、邓、江到胡一直坚持的。这种以自身小集团利益优先的政治安排,作为国家公民当然是要反对的。具体到反对的侧重点,因各人的价值判断和取向不同,总体上表现为“逢共必反”有时候就无法避免,我们自然也有责任厘清,但决不至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为了不激怒中共,自觉变为“逢共必拥”。
尤为可笑的是:芦大理论家竟然可以一方面谴责“逢共必反”,一方面又以同样思维走向“凡不成功的民运都是伪民运、都不能付诸实践”这样一个极端。难道在理论家眼里,共产党可以拿一个国家来做小白鼠,而民运就不能有“试错”?如果按这样的逻辑,那么世界上所有的失败都是毫无价值、毫无意义的,“挑战作号”、“哥伦比亚号”上天是傻瓜白痴,因为那些人不死,航天事业比今天发展得快;克里参选是发疯,因为最后当选的是布什。。。。这是什么逻辑?这不是“党文化”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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