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谢桥：始于仇恨，终于专制

作为现实政治体制的对立面、批判者，中国自由主义群体[或称民运]的崛起，无疑对国家民主转型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遗憾的是，以“自由、民主、人权”为共同理念的自由主义者，无论是经历过西方民主政治体验的学者，还是在中国破土而出的民主理论家，几乎全部地没能摆脱专制文化的深刻影响，更没能从政权反复更轶、而专制却一以贯之的历史循环中吸取应有的教训，缺乏对异己异议的宽容，片面强调民主与专制的对立，视彻底否定中国的传统与现实为唯一“政治正确”，将变革政治制度作为终极目标和道德责任，因而止步于非此即彼的单极[一元]思维，对制度转型需要整合多种要素缺少预设性的理论研究。本贴试图就如何避免中国民运重蹈覆辙提出有漏点的主张。

一。

对于一个国家的大多数国民来说，除非生存安全和生活质量受到严峻挑战，政治制度显然不会成为他们直接关心的目标，这种情况在中国尤其明显。由于儒家核心文化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奴化教育数千年持续不变，逆来顺受已经成为中国民众的大面积自觉。“风调雨顺安居乐业”寄托了普通民众全部的希望与满足；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则是仕途过客们的光荣与梦想。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民众的满足感，还是仕官的光荣感，他们共同表达的都是一种单纯的逐物心态，直接指向赤裸裸的物质欲望。至于政治层面的权利与义务，为官只知前者，为民只知后者，从来没考虑过两者的相对平衡、不可或缺。这种专制主义传统对人权的漠视和自我价值的淡忘，至今依然保存在一块活化石的两面--一面是官方顽固坚持的牧羊人式的解释：人权首先就是生存权；另一面是民间对这种公然撒谎的解释保持悲哀的同情。

在一部分普通民众眼里，民主与专制的交锋往往只是"两儿辩日"。反而在全球范围内的国家领导人、政治活动家和知识分子等文化层次较高的人群里，这两种根本对立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早没了好坏的争执，只剩下真伪的反诘和狡辩。中国最高领导人在面对民主巨人美国时，也不得不硬着头皮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足见民主的普世价值不容置疑。尤其是在今天，当人类社会尚未孕育出更合理的政治理念、更具生命力的政治制度时，它无疑是一种最优选择。

打破民主政治的外壳，人们将会发现它的核心内容大致如下：“人人生而平等”、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与生俱来、“不言而喻”[引自《独立宣言》]。民主的这些属性反过来也就是民主的介定，同时也是它的制度目标。而议会制、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等等则是它为实现目标所采用的手段。在目标与手段之间，往往会存在这样一种尴尬：从程序角度来说，手段比目标重要；而作价值判断，无疑又是目标重要。如果说议会制、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等等手段必然能够实现上述目标，恐怕绝大多数人会赞同，当然也包括笔者；但不采用那些手段，会不会奇迹般地实现上述目标？尽管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只要没有人能够完全排除，那么就有可能出现一个异数。

中国自由主义群体由鱼龙混杂到藏垢纳污，决定了它不可能产生同识性和普适性强的思想理论体系，更难于整合出切实可行和操作性强的具体主张。在个人权利先于集体需要的凛然大义下，全然不顾极端个人主义的危害性和破坏力，俗语“各吹各的调、各走各的道”正是他们的真实写照。这种完全无序的自由主义发源于专制文化，因此本质上与专制主义没有任何差别。差别只存在于数量上--专制主义是只允许少数人无法无天，无序的自由主义则是让多数人无法无天[多数暴政？]。中国自由主义群体有必要明确回答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人类[国家]社会更能承受少数人无法无天还是多数人无法无天？尽管在目前这个群体受制于苛法严律而不得不有所收敛，但群体内部的情绪失控未尝不是将来的演练。

从个人体验和个体需要出发，呼唤民主、自由与社会公正，这本身固然无可指责。但中国自由主义群体往往是以社会大众的代言人自居的，这和独裁政权滥用人民的名义为所欲为，倒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说八九以前的自由知识分子，如刘晓波、严家其、包遵信、苏绍智等“六。四”精英，以及体制内的李锐、李慎之、王诺望、钦本立、刘宾雁等等，他们是自觉地担当起引领大众进行社会改革的历史重任，那么此后混迹于民运群体的并非都是源于政治自觉和道德自觉，不少人只是“体制弃儿”，挂在嘴边的民主其实不过是用以寻仇的利刃。这些人多半以“官逼民反民必反”向社会大众寻求道义支持，从而让自己在利益搏弈中稍稍扳回一点劣势。他们也极有可能勇居于前沿阵地，因此往往表现得异常激进、急迫而又煽情，并且也盲目地乐观，满怀“大战三、两回合，立斩首级于马下”的英雄幻想。如果让这些人成为自由主义群体的主流，那么一旦功成名就，未必不是下一个专制王朝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