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媒体曾在11月13日发消息称“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全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铁凝担任中国作协新主席。”在专制主义依然大行其道的中国，与其说铁凝是“当选”，倒不如说是她得到了党中央的垂青。据《亚洲周刊》披露，在此次作协全代会上，953名正式代表投票选出199名全国委员会成员，铁凝得票数倒数第一，仅790多票，而新的全委会成员除铁凝外，每人得票数都超过800票。年仅49岁的美女作家铁凝竟能登上中国作协的主席宝座，她的出任备受外界质疑。曾以《芙蓉镇》一书荣获中国茅盾文学奖的知名作家古华事后向媒体表达了他的不满，认为铁凝当选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她是中国作家群体中唯一具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身份的作家。可见，铁凝的“当选”完全是中共中央钦定的结果。
   
   在1982年就加入了中国作协的铁凝，此前曾担任过河北省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副主席，兼具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身份是她最为与众不同的一点。铁凝的著作并不多，代表作仅为《大浴女》、《麦秸垛》、《铁凝日记》、《笨花》等几部知名度不高的作品，如果不是因为此次出任中国作协主席，或许很多人都会对她陌生。据看过铁凝作品的人反映，她的作品主要描写女性问题，其文学造诣以及在文学界的威望远不能和作协前主席矛盾和巴金相提并论。当年的茅盾在53岁时才当上作协主席，巴金继任时则已经80高龄，铁凝以相对悬殊的年龄，而且以其女性的特殊身份掌管作协，不能不说令外界出乎意料。如果说她的前任矛盾和巴金还有深厚的民意基础的话，那么，从她在全代会上的得票率看，她“当选”的民意基础十分薄弱，她的出任标志着中国文坛巨人时代的终结。
   
   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是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简称全国文协），1949年7月23日在北平成立。1953年10月，全国文协正式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作协成立之初，云集了一大批在中共建政之前敢怒敢言的文人，包括矛盾和巴金等重量级的作家。文学组织原本应该以弘扬文化事业和净化社会良知为己任，然而，随着一代暴君毛泽东的走马上任，作协便沦为只知道歌功颂德而不关心老百姓疾苦的犬儒组织，在风声鹤唳的十年文革期间，作协所扮演的角色更不光彩，为了迎合统治阶级的意志，这个组织也义无反顾地卷入了斗争的洪流，对毛泽东等人言听计从，极尽以笔为刀之能事，对国内的正义力量实施不见血的精神杀戮。

   
   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的言论自由程度虽然有限，但相对于毛泽东时代来说，情况仍然要好得多。毛泽东的狂妄和心狠手辣使得他一直都想超越历史上以焚书坑儒而著称的秦始皇，他曾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数量不屑一顾，也就是从那时起，他便开始酝酿发起前无古人的文化大革命。当年共产党在未当政时对国民党政权压制言论的诟病使得中共建政之初的文化人对其产生了广开言路的幻觉，不计其数的文人纷纷集结于社会主义的大旗之下，并继续坚持独立写作，然而，一党独裁的政权终究容不下不同的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一大批良知文人从反右时期开始就不得不承受被迫害的厄运。在毛泽东时代中共强大的舆论控制铁幕下，巴金、茅盾、冰心、沈从文等一个个文学巨匠都只能拥有江郎才尽的岁月，甚至于遭受同样的迫害。中国文坛因此而急剧衰落，中国作协也只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喉舌组织。
   
   文革时期的中国作协除了盛产郭沫若和贺敬之式的文化打手和文化奴才之外，别无其它功能。有几流的政治就有几流的文化，毛泽东的个人主义和中共的独裁政治不仅割裂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更结束了中国文人的文学生命。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虽然各种运动如火如荼、此起彼伏，但文化的荒漠化也应运而成。矛盾、巴金等人之名虽然如雷贯耳，但其名却不是中共统治时期所能成就的，很多大作家在1949年后文学上几乎没有任何建树。文坛的堕落自不待言，然而，就连掌管中国作协的人也是难觅芳踪，矛盾执掌中国作协直到驾鹤西去，按理应该找一个年纪较轻的人接任，但一览无余的中国文学届却没有一位新生代的文人能够有足够的威望和水平胜任其职，于是乎，已经距大去之期不远的巴金便有了代替矛盾的机会。
   
   八十年代的中国被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国文艺界的小阳春，因为在胡赵主政时期，言论环境较之以前宽松了很多。王蒙、刘宾雁、王晓波、戴厚英因此而走进人们的视野，在文坛有着比较高的威望。然而，极权制度下的文化空间终究要被权力压缩，随着胡赵的相继下台，中国文坛又重新步入了寒冷的冬季。江泽民上台后对所谓“主旋律”的高度重视，使得中国的文人进一步丧失了创作良知，充斥着官方媒体和文学刊物的几乎全部都是违心的甚至是违背人性的文学作品。江泽民时代的中共不仅仅毫不放松对舆论的控制，更是懂得运用胡萝卜和大棒对文人软硬兼施，绝大多数文人或者学者为了在体制内分一杯羹而对黑暗的社会现实熟视无睹、听之任之，完全放弃了作为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中国作协作为文化界的主要机构，之前基本网罗了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在中共的意识形态尚未完全破产的时期，加入中国作协可以说是很多文人的愿望，但今天的中国作协却让很多人都大失所望，并把加入这样的组织视为是一种耻辱。
   
   到了网络繁荣的二十一世纪，中共依然在管制舆论和钳制言论自由方面和世界主流背道而驰。文学已经在江泽民时代彻底堕落为为政治服务（主要是为愚民统治服务）的工具，描摹社会现实和批判中共的文学作品已经没有丝毫的发表空间，于是，一些有良知和勇气的文人只得把自己的作品无奈地推向网络。网络的发展虽然能为中共积累官僚资本提供便利，但信息传播的迅速又使得意识形态已经濒临崩溃的中共惶恐不安，封锁网络和监控网民的“金盾工程”因此而出笼，不计其数的异议文人因为讲真话而身陷囹圄。如今，在很多国内网站的BBS上面，有关“六四”等敏感话题的文章根本就发不上去。中国作协作为中国的主流文学组织，理当在这种情况下维护民众的自由权利，对当局提出批评，但实际上，中共对这个组织每年的巨额投资已经让很多会员成为不遗余力的文化打手和专制制度的吹鼓手、美容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第七届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悉数出席，正说明他们对意识形态的极度重视。铁凝的上任，从年龄和性别上讲，看似中国的进步，但从她是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来看，她执掌以后的中国作协将具有更为浓厚的官方色彩，中国的文学事业将因她的到来而一落千丈。中国作协所扮演的丑恶角色已经让它这个官方组织彻底失去了公信力，同时，也使得一些原本怀着美好愿望入会的人深感失去做人的尊严，从张祖桦先生以及湖南作协两名会员毅然退出作协的情况来看，中国作协以及其下的分支机构已经完全成为操控文学、埋没人性、助纣为虐，且消耗民脂民膏的奴化组织。
   
   2006年11月16日
   
   ----原载《人与人权》月刊（http://www.renyurenquan.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