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博讯》记者蔡楚报道，作家余杰9月22日接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被禁止离境。余杰在数年前因为批判著名作家余秋雨而一举成名，之后，他的一系列作品相继问世，并结集出版。因为大胆敢言，所以余杰的作品曾在中国的高校年轻人当中掀起了一股风暴，在言论自由无法保证的中国社会，余杰注定难以在自由出版的道路上走得很远，他的作品近年来遭到了当局的封杀，很多文章只能在境外媒体上看到。
   
   余杰除了以文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理想与观点之外，而且还不遗余力地批判社会的丑恶现象，他虽然才高八斗，但在某些人的眼中却是有待清除的“文化毒瘤”，因为他的意识形态和中共当局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余杰曾是《南方周末》的专栏作家，但没多久，他的作品便被该报拒之门外。余杰于2004年4月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作文岂能“爆破”》，批评了号称数小时即可教会中小学生写作文的“作文研究专家”郑北京，揭露郑北京以虚假广告骗取学生和家长钱财的事实。然而，事隔两年有余，余杰却出乎意料地被郑北京以“侵害其名誉权”为名告上了法庭。余杰理直气壮地应诉，然而，判决结果却荒谬至极，他被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败诉，并赔偿对方一万元人民币。
   
   颠倒黑白的判决当然无法让余杰接受，于是，他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9月19日，郑北京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限制余杰出境。22日，法院便作出通知：“因为余杰与郑北京的名誉权案件正在审理之中，因郑北京向本院提出书面申请，要求法院作出在案件审理完结之前限制余杰出境，法院研究其申请，认为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公民出入境管理法》第八条），遂作出限制余杰离境的决定。”9月29日，余杰到法院与主管此案的李经纬法官面谈，要求法院解除对他的出境限制，并愿意按照一审判定的数额，先将一万元人民币缴纳到法院作为保证金。李法官表示，虽然他自己也感觉郑北京的申请有些非同寻常，但法院难以拒绝。余杰最终向法官透露了自己将要访问台湾的计划，虽然法官与郑北京进行了联系磋商，但郑北京仍然坚持要把此案拖到十一月。

   
   此案是一个典型的枉法裁判案例，郑北京不是在余杰文章发表时的2004年，而是在两年之后的2006年起诉余杰，这本身就有些不合常理，即使郑北京的起诉完全合法。众所周知，余杰近两年的文学创作多为创作批判性作品，不是批判现实社会，就是抨击当局的独裁与专制，有时候还批评国家领导人。余杰的表现自然会点燃某些人的怒火，他和刘晓波先生曾因自由写作而被有关部门传讯。余杰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也是该笔会的理事和副会长，另外，他还是一名基督徒，并在今年5月份受到布什总统的接见。因为较高的知名度和特殊身份，余杰经常应邀参加各种文化活动，最近的活动尤为频繁。余杰和很多异议人士一样，电话和电子邮件均被监控，他的一举一动有关部门都了如指掌，他被限制出境的时间正是计划访问台湾的时间，这难道真的是一种巧合？
   
   在民主潮流浩浩荡荡的今天，中国民众对民主与自由的呼声日益强烈，面对此起彼伏的维权运动和前赴后继的异议人士，当局已经草木皆兵。众多的民主人士因为参加民主活动或直言不讳而锒铛入狱，尚在大众社会的也难以有其他人一样的自由，电话被窃听、工作被辞退、住宅被监视已经屡见不鲜，一些原本应该以“为人民服务”和“依法治国”为追求的国家公职人员都沦为了执法犯法的先锋。在媒体和体制内作家千篇一律歌功颂德大环境下，余杰无疑是另类，是当局的眼中钉和肉中刺，他被剥夺出境权是预料之中的事情，诸如这样的例子不知道还有多少，刘晓波、野渡、廖亦武等等，他们不也是被剥夺了出国权吗？事实上被剥夺此项权利的人远远不止我们所熟知的这些，余杰的遭遇只是一个个案，是异议人士遭遇的一个缩影。
   
   陈光诚、高智晟、郭飞熊、力虹、陈树庆等人的相继入狱向我们昭示着政治严冬的来临，“中国维权运动向何处去？”的疑问再一次撞击着每一个关心中国民主进程者的心。据香港《开放》杂志透露，就连以自由写作为宗旨的独立中文笔会也被列为类法轮功组织，可见，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的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小，摆在大家面前的也许是更为严峻的考验。
   
   关注余杰，关注所有民主人士的命运，让理想穿越荆棘、信念淹没痛苦！
   
   2006年10月5日
   
   ----原载《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