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11月9日，上百名民工冲进武汉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暴力讨薪，学校被迫停课一天。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民工以过激行为讨要工资并非无理取闹，而是事出有因。该校的建筑工程竣工已经一年，但欠民工的工资却仍未付清，民工在以温和途径无法达到目的的情况下，自然会选择暴力措施，虽然暴力行为并不值得提倡，但在有关部门严重失职，温和途径几乎完全失效的时候，运用暴力手段就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从这种意义上讲，民工的行为合情合理，值得同情。
   
   非常可悲的是，事发以后，武汉当地的主流媒体《楚天都市报》竟然简单地指责民工“莽撞”，这是很多了解民工处境的人所无法忍受的。媒体应该秉承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客观报道，用心监督社会的丑恶现象，用舆论的武器对不遵纪守法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打击。然而，《楚天都市报》记者却不分青红皂白，只认为民工不对，对校方没有提出丝毫的质疑。这样的报道十分有违新闻道德和做人良知，它既然能够堂而皇之地登主流媒体的大雅之堂，足可见得媒体的堕落已经不仅仅限于记者个人，而是整个新闻行业。曾几何时，笔者在《楚天都市报》上面同样看过一篇歧视民工的报道，因为武汉的卫生状况不尽人意，所以该报记者在其报道中把责任完全归咎于外来人员。可见，该报的非人性报道已经是由来已久。
   
   尚在孩提时期，笔者就跟随自己的父亲去过武汉很多回，亲戚倒是热情有加，但陌生人却给我留下了极为不好的印象，因为，很多武汉人见到土模土样的人就知道是从乡下去的，本来是中性词的“乡里人”在很多武汉人的口里出来就变成了具有歧视性的贬义词了。很多武汉人在骨子里就保存着一种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的傲慢，他们对外来人口的歧视使得很多人都对这座城市敬而远之。外地人在武汉一般只有卖苦力的份，要是希望自己能够在武汉找份轻松一点的工作，如果没有武汉户籍和熟人介绍，几乎没有可能，以前如此，现在亦如此。在《楚天都市报》作该报道的想必也是一个没有呼吸过乡土气息的武汉人，否则，他的心就不会如此明显地偏向原本无理的一方。

   
   在中共建政之初，武汉原本是中国城市中比较有魅力的城市，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很多不起眼的城市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经济和市民素质、社会道德水平，而武汉却自甘堕落，经济上落后于其它地方暂且不说，在市民素质上也是和这座城市先前的排名极不相称。徘徊于武汉的大街小巷、公汽轮渡，打架骂人的事情时有发生，很多城市的人都忙得不亦乐乎，唯独武汉有很多男男女女成天到晚沉迷于麻将桌，然而，武汉人却戏称打麻将为“爱国活动”，因为摆好的麻将形同长城一般。曾经坐过一个地道武汉人开的出租车，当我问及他对武汉这座城市和武汉人的看法时，那位司机也表示对武汉人的印象极为不好，所以他讨厌这座城市，并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迁徙到其它地方生活。
   
   因为曾经有武昌首义在武汉爆发，所以武汉堪称历史名城，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可惜的是，武昌首义的主力却不是武汉人，而是鄂州人，很多武汉人只知道以此为荣，却对历史的细节不太了解。《楚天都市报》是湖北地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确实不假，但其办报水平并不为内行人看好，因为其内容不但刻意迎合中共当局的意识形态，更不懂得用其舆论资源去关注老百姓的生存环境。在该报从业的记者、编辑不仅欠缺文字水平，而且丧失最起码的职业道德，这从该报不一而足的非人性报道不难看出。
   
   自毛泽东时期就已经开始的对农民的政策性歧视并不因毛泽东的一命归西而划上句点，中国的农民在走进二十一世纪和高喊“和谐社会”的今天，依然是制度性的“贱民”。“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使得很多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开始他们艰难的打工生涯。他们虽然好不容易告别了田地，但置身于城市的高楼大厦之间，仍然倍感压抑，他们除了要忍受一些制度性的歧视之外，更要时时刻刻面对城里人的不屑眼神。笔者不到18岁就走出校门，开始了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游离，武汉是我打工的第一站，虽然在那里只呆了总共一年时间，但当地的世态人情却令我大失所望，在打工拿不到工资之后，我才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南下的路途。我的很多朋友都有在武汉打工拿不到工资的痛苦经历，想起他们那到过年时仍然不名一文的情景，我的心至今都感到一丝悲凉。人之所以是人，就因为人具备其它动物所不具备的人性，很多黑心的老板既然能够置良心与道义于不顾，拒发工资给民工，不知道他们还能不能算是人。曾经看过一篇令人震惊的报道，那便是王斌余讨不到工资而连杀四人的事情，可能有些人会认为他太坏，在我看来，那是一种无奈、是一种对邪恶势力的挑战，中国的黑心老板和贪官污吏如此之多，或许是因为王斌余这样的人太少。
   
   温家宝总理为一位民工讨薪的事情曾经在神州大地传为笑谈，他而且发出狠话：“欠民工的钱一定要还”，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几年，温家宝的话却并不能起到长足的作用，如今拖欠民工工资的事情仍然层出不穷。武汉是中原地带，在经济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在拖欠民工工资方面却走在了中国的前列，这既有制度性的原因，又有武汉地方的社会原因。民工无奈之下的暴力讨薪行为表明有关部门的不作为和公信力的缺失，媒体对此类事件的不公正报道势必纵容更多老板走上黑心的道路，也势必使得更多的民工拿起暴力维权的最后武器。正在武汉民工暴力讨薪事件后不久，河北唐山就传出了农民工侯印怀在向包工头讨薪时被打死的消息，没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制、没有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国家机构、没有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民工暴力讨薪和民工被打死的惨剧必将愈演愈烈。
   
   2006年11月17日
   
   ----原载《议报》第277期http://www.chinaeweek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