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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芳年：鲁扬智性诗学与阳光体系
◆笑芳年
去年金秋，我正式步入网络。从此之后更多的时间，便在网络中徘徊，日常生活中的琐碎时间由此得到规整，开始在无拘无束的荧屏前，将视觉伸向文学领域。其中的诗歌是我一直以来所关注的，呈现在眼前的五花八门的各种诗歌流派和文坛中各类现象，不思之则无所谓，欲思之则让人不安了。就在这时，“鲁扬智性诗学”闯了进来，从一无所悟之下，零零碎碎读了其诗学理论，便有一种欲罢不能之感，大有拍案之冲动矣。诗歌的委靡，时代已久；诗歌的振兴，迫在眉睫。在此，我将鲁扬的诗学与阳光，以客观的文艺审视态度，抒写一家理解之言，为诗歌之真正复兴尽微乎其微之力。
一、从鲁扬的智性说起
鲁扬说：“智性是一束光，是一束源于一切，溶于一切，而又弃离一切——行走着的——一束横贯远古——当代——抵达永远的——击穿万代的爱之光。它超时间，超世界，超人类——它与时间在一条线上，闪着与宇宙共时的光泽——它吸着我们人类目光，满足并实现我们人类进入时间，进入永恒——与宇宙同化，万物合一的欲望。”
我在琢磨中发现，“智性”的提法与“光”并生，即“智性”是“光”，“光”为“智性”。由此，在时空的把握上，便离不开一个“超”字，这是两者架通的桥梁。观自然万物，无一不需要“光”的滋润，人类亦是。从中，我们看到诗学和光学的交融了。若从单个“智”字讲，由汉语文字学上的拆解析义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知日”的结合，孕生的结果就是光明。这就进一步让我们看到“智性”的实在意义。同时，蕴涵有另一层“爱”的光芒，这就体现诗学具有浓烈的人文色彩。当然，这些还是很表层的，更深层的“光”都囊括在“智”中，由“智”让光或隐或现，诗歌正是这两者互动的产物。所以，鲁扬又说：“一粒尘埃，给它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它将发生质变——而“智变”——世界由此诞生，世间万物由此诞生——我们人类由此诞生并存在。也就是说，智是生命——而智性是一种爱，是我们人类对宇宙和世间万物的——一种最为人性的关怀。由于这种关怀——我们把我们人之性灵——赋予万物之上，容于天地之间——而最终使我们人类携着这种不朽的精神——得以入永恒。”
此说，切中时弊。古今中外，凡流传于世的诗歌，都有一种“光”在，洞彻宇宙的“智”而生“光”，为百代所传扬。当今的诗坛，看起来繁繁荣荣，其实积习难改，唯我独尊者众，鸡毛蒜皮者多，旁门佐道者显；口长污秽，诗生口水，脑肿如钟，肚便若猪，以功利取舍，视真诗为洪水；结帮拉派，小圈主义，外强中干，压制新人，以标榜为能事，垄断诗歌圣殿------凡此种种，致使有诗才者恨然弃笔，无诗才者稳坐高堂，戳指说三道四唾沫横飞，这怎不令人痛心疾首，苦叹诗坛之暗黑哉！
此时，鲁扬智性诗学的提出，无疑是对当今诗坛的棒喝挑战，此为大智者之言，大智者之勇，骨头之硬令我肃然起敬。这，正是一种智慧之光的最好写照了，我们没有理由不鼓不呼！
二、关于鲁扬智性之光
鲁扬说：“智性之光——是从宇宙万物之中抽出和‘提炼’出来一束光芒——它超出时间之外，它是不死的。可它既从万物中来——万物皆有生死——这使它同时又拥有‘生死’之性。对我们人类而言——这束智性之光是有着灵性和人性的一束光芒。是的，说到底，智性之光就是人类的爱之光——它有着痛感和喜乐。不让‘智性之光’具有人性和灵性，是智性写作的失败——而且对于人类的任何一种无人性、无爱的艺术活动来说——这都将是一种失败。”很明确，鲁扬所关注的是“人性和灵性”，并且将此与衡量艺术活动的成败连接起来，足见其诗学中突兀的人本思想。19世纪，席勒提出的人文主义精神，至今在人类进入21世纪之时愈发其熠熠光彩，人类是万物的主体，人类的灵性和人性是永远不灭的光，文艺正是关怀人类内在情感释放的载体，由此才有人类的生生不息，也真正体现出传统意义上的文艺功能，丢失了人性和爱，也就丢失了人类本身。
拿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来讲，鲁迅赞誉此为“人的觉醒”时期，其根本原因就是对人自身的认识觉醒，在人的个性得到张扬之同时，真正能敢于并健康地表现人的喜怒哀乐，找回人的本真。若用鲁扬的“智性”学说来衡量，这正是人类心智之光的完美外化，它有着极强的哲思价值和审美情趣。历史的进程，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使人从文化大革命的禁锢中走出来，迎来全新的人的解放，于是就有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鼎盛期，之后人们又在解放之中的快意里感受力不从心，对一浪又一浪的思潮冲击，人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这无不和人的迷失有着牵扯不断的关系。正如鲁扬所指出的：这是一个智性时代啊。可是，人们对时代判断的错误，对时代脉搏的误诊，就容易引发颓废的风气，所谓的垃圾、下半身------不一而足，粉抹登场，大出风头，但能撑得了几时呢？这些文风旨在违背人性和爱，用感官代替艺术，用作秀代替审美，使一些人哄而附之，流毒不浅，遗害无穷。所以，时至今日，人们不得不审视这个时代的特点，使误入歧途者早日返回正路上来，回到对人的真正觉醒和对人性的正确把握上来，显得犹为迫切了。
因此，鲁扬说：“智性写作的提出——缘于“智性时代”的来临！人类发展到今天，世界发展到今天——诗歌写作发展到今天——已不允许我们再肤浅而无聊地写作了，尤其中国当前诗歌之“腐朽”——掉进“小我”——“小人”中——而搞的下流的和肮脏的——反文化，反道德，甚至反人性，反人伦，反人道——人类有史以来最可怜最可悲最无耻的一种写作。是时候了！是到了清算——和清扫中国诗坛这些垃圾的时候了！”这种呼唤是惊心动魄的，为鲁扬叫好啊！“智性”的光芒，可以预测一个时代性的概括。“智性”，这个术语有其特定的内涵：光！任何问题的提出在开始的时候，是很不习惯的，但当问题清晰地展示出来并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之后，就会愈来愈体现其精妙所在。“智性”具有诗学底蕴，“光”的内核加深理论的表现力，“智性之光”涵盖着人类性灵和爱的普遍性！
三、智性与理性的把握
在把握了以上“智性与光”的密切关系后，我想：对“理性”问题的思考，便显示了特定意义上的重要性。
先以海德格尔后期时，倾心于《老子》的研究来说明。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从一开始就努力以此把握世界之整体，柏拉图的西方形而上学就是其滥觞，直至康德之后，通过对理性的批判反省，以非理性的方式来领悟世界之整体；而中国的老子却一开始就把整个世界看成是一种“道”，它是不能被理性思维所把握的恍惚的朦胧状态，即非理性。因此，海德格尔所做的是从理性到非理性的把握，而中国传统的思想学史从来以非理性占据主导地位。鲁扬提到“智性不是理性，智思更不是玄思——玄思是哲学的大敌——更是诗之大敌------” 我们看到其诗学中的“智性”是植根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道”，同时又超越“玄思”的范畴，将“一束束简洁，而又明晰的阳光”笼罩着诗学价值取向：“用一种‘简单’，表达一种深刻，而不要用一种‘深刻’——表现一种简单”。这无疑是在诗学传承中的光大，是针贬时弊的睿智之选择。
再者“智性”的提法离不开时间和空间的这个终极性的根本问题。从抽象的意义上来看，任何诗歌作品都隐含了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哲学，诗歌的美学观点可以从哲学上进行追溯，文艺批评正是寻找作者从作品中所隐含的哲学观念，因此鲁扬来了一个比喻：“像科学家至今来分析着光的构成，研究着用光谱的变化推测着宇宙的大小。”其目的就是在时空上的明确把握，将深深隐藏的内涵彻底“智性”化，使其可感可观，可触可摸。我们由此看到，这种“智性”的把握，是非理性的，它最终是“一束光”，照亮人们朦胧的心智。
另外诗歌审美与理性的共融结合问题。鲁扬在强调“智性不是理性”的同时，并没有忘记诗歌审美与理性的共融，他说：“智性诗写作讲求‘明晰’——我们要做到让‘不懂诗’的人‘读懂’我们——像一些人自足在阳光中——自认为自己‘了解’了阳光一样。要让一些“懂诗”的人“不懂”我们——从而更深刻地思索我们——”这里的“懂”和“不懂”，并非是表层意义上的欣赏，而是一种审美把握，恰恰说明了理性思考的介入，所以问题的本身非常具有拓展性，将极其难于隔离的两者通过“把握”，连接成一个整体。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到了文艺审美的“隔”与“不隔”的问题，创建性地提出文艺审美的独特视觉，若换成鲁扬所说的，便是“懂”与“不懂”的问题了。这种不谋而合的理论，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对作品审美的一种理性把握。
四、智性与情感的释解
人类学家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后半部里写道：“形形色色的生命。无论它们安排得如何巧妙，如何繁复、一贯、有目的地相互关联着，如果没有人类（或某种理性存在者）在其中，便无由存在，甚至所有这些系统的整体------也无由存在。换句话说，没有人，一切创造只是荒芜，徒然，没有终极目的------”这是康德对人在世界中的地位问题所做的回答。他认为自然的最高目的是文化的人，创造终极目的是作为文化之自由根基的道德主体，惟有与“善的意志”相关才有可能。而同一时期的哲学家休谟也研究人，他对人性的去取选择，抓住的却是人的激情，即感情，以此达到他对人的诠释。
这里，康德所说的“文化的人”，换成鲁扬诗学的理论，那就是“智性的人”了。文化是人类知识经验的总和，是作为人的个体的学习教育、经验积累的结晶。因此，鲁扬说：“智性之思是人终极之思——是我们对我们人类自己的心灵，肉体和精神存在一种关注。”这种关注恰恰是文化了的终极关注，它与“文化之自由根基的道德主体”是密切相关的，如此才能达成将“人类自己的心灵，肉体和精神存在”与“善的意志”结合起来，从而“发现世界的假，也由此认识到世界真”。显然，这种发现的道德基础正是哲学家休谟所提的人类激情（感情）之复合的结果，就如鲁扬提到的“智性写作——则是我们诗人直面宇宙——直面世界的大虚空——及我们人类精神的大虚无——而又心怀人性之爱——积极去为人类构建另一个世界的行为”。可以用一个比喻：情感若熔岩，时时刻刻在智性的覆盖下激荡着，将人类与宇宙同步，心灵的火花不断喷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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