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着一个问题而提出的术语，在很多理论的探讨场合中，人们司空见惯。术语，是在具备自我特性的介质中，更好地将问题表述出来，从而确定自我的取舍。“草根性”，注重“原始生态”，这是它的表层特性，由此引出对当今诗坛及诗歌现象的取舍，显然这是立论的基础。在一种理论的把握上，是不能用一个“好”字或“坏”字上判断的，它必须有构成框架的事实，因此“草根性”构成了自我的特点。这里，笔者将“草根”与“树根”并列，只是想在类别上的深入架构，在当今的诗坛嘈杂中，沉静地对待每一种现象，勿要动起定位于某个概念术语及其话语的自我认同上，以此回归宁静的自然状态。
   
   自然状态中的“根”，不计其数，“草根”只是一种，问题是这种“根”能否真正抓住问题的症结核心，才是最为关键的。其实，“根”的问题是一种广义的链接，如此就可以将“树根”进行点击。鲁扬将“草根性”改为定义：“草根性”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无中心，依赖自然原始的自然生长状态，呈现野性的勃勃生机与原始气息——这样的状态正是诗歌和艺术发芽的最佳土壤。”这样一来，倒是成就了“草根性”。草，是自然界中生命力最强的，也是最受践踏的，甚至是疯长毫不节制的一种代言体。通观李文（李少君先生的本文，简称）中的“草根”，就含有“树根”，这是另一层意思的信息源，他在涉及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汇的论证，和在对某些诗人的评判及其肯定上，有抛开“草根”而就“树根”的倾斜，使得问题本身成为个体的“单相”肯定，如对李小洛等多位诗人的评价，读者不得不注意到一点：他们是“草根”吗？非也；他们是“树根”，是大树的“根”，于是依然给读者留下“大树底下好乘凉”的感慨。对当今诗坛的审视，难道非推倒一批“树”起一批不可吗？而李文就在重复着推倒与“树”立的老路。如果真的可以“树”，很多所谓诗歌评论家，早就“树”过，但那些被“树”的诗人不争气，甚至走向被“树”的反面，不但成不了实际原始生态意义上的“草根”，就连“根”是什么东西也搞不清楚，于是走向“生殖器”的下半身之“根”，搞所谓的“人根”去了。对此，读者是要擦亮眼睛的，一些事实就在当今诗坛叫嚣中，就在触手可及的身边。可惜，李文的“草根”却蒙蔽于此。

   
   从自然状态的合一统构上，诗歌艺术门类众多，艺术门类就更多了，它们的根系交揉，也是无法以“草根”单一取定的，“下里巴巴”与“阳春白雪”缺一不可。汉语诗歌的近、现、当代之尴尬，不是“阳春白雪”过多，也不是“下里巴巴”过少，这是文艺发展的自然规律使然，就像生命的衰枯过程，是一种自然机制的调节，人为因素是无力回天的。就拿“五四”前后的情况来看，诗歌曾经呈现所谓辉煌灿烂的光亮，其实这正好印证了生命垂危之际的“回光返照”，进入当代难于新生，也就只有再沿着“萤火虫”的轨迹点点“返照”下去，直至像唐诗辉煌之后的消亡不复，可惜的是现代汉语诗歌歧路纵生，加上当代政治因素带来的诗歌破坏，这也只有加速衰败消亡的过程。一些仁人志士忧心忡忡，在百年的回顾审视中，猛然觉醒诗歌是病入膏肓了，要拯救可以，但得重塑“金身”，这又让人们落入两难的境地，一边紧抱“妻子”，一边紧抱“婊子”，弄得个“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诗歌呢？也就“里外不是诗”了。即使就像李文所批判的韩东的诗，和李文中所推扬的沈浩波等众多人的诗，难道真得就像其“草根”的戒尺来定，如此准确而权威？看来还是不要拿“戒尺”来定，拿“戒尺”可以鞭策震慑，但定位就会立即形成失之偏颇的弊端，前脚赶走了一只狼，后脚又来一只狐狸，这到底是功是过？
   
   在此，从鲁扬“智性诗歌”的学说来看，认同自然性的介质，“草根”只在表层意义的混淆，一旦深入其“草根”的核心，就看到其内容的功利性，拉帮结派的本质性，这是需要认识清楚的。“智性”的万物，来于自然之空灵，天人之共谐，是一种原生命的状态，而李文中的“草根”却不是单独接近和诠释自然意义上的“草根”，它具有功利引导的“树根性”作怪，这个致命的硬伤使得其“草根性”的提法全部暴露了“野心”所在，即无“真心”。“智性”对“真心”的追求是痴迷的，对自然太阳之光的崇拜是痴迷的，对真诗人的纯净是痴迷的，而李文中的“草根”对此却一字不涉，它在“转型”的阐述中更多的是对“草根”的一种需求，一旦这个需求得到满足，过后又该会怎么做呢？
   
   任何一个问题的产生，都有其时代的背景，“草根性”的背景是人们“不草根”，当人们都“草根”起来，就会说何必那么“草根”，要“树根”吧，“树根”之后又会是什么样子，这就是功利性理论的劫数。当前，只是一阵风，不要刮偏刮坏，不要刮歪风，就是当今诗坛的福气了。不管如何，功利当前，不遗害于后，这是所有正直善良的人们的真切愿望！
   
   
   2004.10.22夜.于竹个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