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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霞:诗 殇


   显然,我们没有理由来争论诗是什么。因为,在我们张嘴时,已经离开诗了。
   诗不是就是诗,诗是无言。
   从孔圣到此刻,谁说清了?
   诗的确叫我们越来越熟悉,又越来越陌生。我们每天都在写诗,诗是我们生命的方式,也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体会得到诗心的跳动,甚至每一次呼吸的快慢。
   可是,我们还没有写出一首好诗,甚至没有见过几首好诗。诗在逃离我们,诗的背影越来越模糊,我们眼前一片空白。
   诗,几乎使我们走入死亡。
   人类没有灭绝,诗还在生长,诗是生命的旗帜,诗是生命的光芒。多少次,我们日夜渴望奔向山头,那怕肉体成为岩石,发际成为草丛。
   然而等待我们的,仍是西西弗斯的结局。
   我们几乎晕倒,妈呀——就是在这一刻,我们终于发现了诗:
   “你到了婆家,千万不可做好事!”“那么就可以做好坏事喽?”
   “嗨,傻丫头,好事都不能做,何况坏事呢?
   一千多年前的刘伶,他的苦闷达到了极点,他向跟在身后荷锄的仆人说:死,便埋我。当女儿出嫁时,他把他的苦闷凝成简短的几句话,几句怪异的话。环顾四周,我们仍没有逃离人类全面精神危机的极点。
   诗歌,作为思想的思想、艺术的艺术,在进入21世纪后受到的挑战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更加严峻了。在表面的热闹中,谁能或谁去发现远忧呢!?
   
   一
   
   首先是哲学之殇。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儒、道、释,中国古代文学将是怎样一种情景;如果没有萨特的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学,西方现代派文学将是怎样一种情景。
   历史上,一切伟大的科学家和艺术家,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广义上的哲学家。哲学就是对思考的思考。只要有超凡的创造,就会有广阔而深沉的背景,因为哲学原是思路和眼点学,思路和眼点一变,一切皆变。
   赵鑫珊在《哲学与人类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页)一书中的话,每每想起,总令我激动不已:
   
    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哲学家,否则我们就生活在一个没有头脑的时代,成为一个没有头脑的民族。
   不能产生大哲学家的时代多半是一个茫茫然的时代。它所造就的,必然是一个平庸、等待、盲目和自我混沌的社会大群体。
    哲学家当然不是什么太阳。但是他能拨开遮盖太阳的乌云,或托起千百万人的精神境界,拓展他们的视野,让他们看见太阳,沐浴在和煦的阳光里。
    我想起了联邦德国的迅速崛起和振兴。战后,这个国家和民族之所以能从一片废墟中站起来,并成为一个经济巨人,是有多种原因的。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便是出了六位体现时代精神的哲学家,这就是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霍克海默、布洛赫、海森伯和魏扎克(最后两位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兼哲学家)。
    十分遗憾,我们现在只拥有一支庞大的、浩浩荡荡的哲学家工作者的专业队伍,而没有几个真正够格的堪称为我们时代和我们民族的哲学家——“牧羊人”。
    ——没有牧羊人的羊群是一支盲目的、星散的和慌乱的队伍,它容易遭到草原狼群的袭击。
   
   诗是原初的哲学,哲学是本真的诗。哲学和诗本是一体,都孕育于神话的怀抱,大哲学家与大诗人往往心灵相通,他们受同一种痛苦的驱逼,寻求着同一个谜的谜底。
   没有哲学的眼光和深度,一个诗人只能是吟花咏月、顾影自怜的浅薄文人。在屈原、李白、苏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的诗篇里回荡着千古不衰的哲学叹喟,同时哲学的智慧光芒、悲悯情怀,又为他们的诗篇增添了无穷的艺术魅力。
   唐朝诗人陈子昂留下的诗不多,但有《登幽州台歌》这样一首也就足够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20个字绝妙地一表述了人在广袤的宇宙空间和绵绵时间中的孤独处境。这种处境并不是个人一时的感触和境况,而是人类的根本境况,即具有哲学普遍意义的境况。或者说它已上升到“普遍世界的自我”意识。陈子昂用一首短诗表现了这一境况,因而在中国文学史上赢得了不朽的地位。
   赵鑫珊还说,如果我写一部中国哲学史,就把李白写进去,李白的诗句“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表述了一种极深刻的人生哲理,这无疑是存在主义思潮的先声。
   古西腊哲人苏格拉底说:“未经反省的生活是无价值的生活。”这反省主要靠哲学智慧,哲学能使人经常有非常人之见,从而超越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而达于天地境界。这正是诗人富有独创精神、发现意识和深刻思维的心理条件与前提。
   杨炼说,回到要害处,当代中文诗贫血的原因,就是匮乏精神性。
   从五四到现在,我国虽然出现过不少杰出的政治家、科学家和军事家,却几乎没有出现过一位哲学家。所谓的哲学家,无非是哲学的研究家或宣传家,这就造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先天失养。
   没有一种崭新的属于自己的现代东方哲学,中国艺术家对社会、历史、人生及生命就无法有独到而深刻的体验,艺术视角单一重复,永远挣脱不了自己影子的困扰和目光的折磨。思想无着苍白浅薄,信仰危机不时出现,后殖民文化厨窗般装饰在大街小巷,消费艺术、泡沫艺术浸泡着人们的灵魂。邪教的出现与泛滥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真正的哲学著作往往是诗化的,如尼采的许多哲学论著完全可以作为诗来读,但诗的哲学化往往使诗概念化远离甚至亵渎了诗神,如古典诗中人们对宋诗的非议,现代诗中人们对郭沫若《百花齐放》的非议等。
   当今许多有识之诗人,都主张诗追求生命意识或原始意识或宗教意识,其实这正是对现代东方哲学的呼唤,更是诗人对哲学失恋后的自怨自哀。
   《文艺争鸣》1995年第三期范钦林的文章认为,近来在对西方的文化交流关系和交往中,“缺乏自己的理论话语,只能亦趋跟在别人后面嘀嘀咕咕、唠唠叨叨的‘失语’景况已使中国文化界陷入某种尴尬的处境。”当我们在进行新的民族文化的选择与重构的时候,全盘西化与回归传统、或重操东方古人的话语都是不行的。“我们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超越中西方现有文化,才能形成自己的现代的民族文化,获得现代的民族话语。”这种“话语”本质,应该是东方的现代哲学体系。
   屈原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陶潜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雪莱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波德莱尔说“太阳沉没入自己的凝血里边”。
   埃利蒂斯说“第一滴雨淹死了夏季”。
   北岛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顾城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去寻找光明”。
   这些话,是格言,是咒语,还是预言?但它们的的确确是黑夜里的闪电,只要目光一触及甚至只要一想起,我们的灵魂就会颤栗。
   北岛以来,中国先锋诗人不少都意识到了哲学对诗歌的救命作用。非非写作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哲学写作。垃圾派的精神领袖老头子在《垃圾派宣言》中说:“垃圾派三原则是,第一原则:崇低、向下,非灵、非肉;第二原则:离合、反常,无体、无用;第三原则:粗糙、放浪,方死、方生。------我说过,垃圾派是一种哲学,是一种人生观,是一种人生态度。一旦有了这方面认识的真正提高,哪怕你是一个文盲,你也可以做一个优秀的垃圾派。”遗憾的是,这些“哲学”在当今中国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其生命力可想而知。
   21世纪已经开步,面对变幻莫测的地球和充满了无限诱惑的未来,我们不禁要问:我们的“头脑”在哪儿?哪儿是我们的“头脑”?何以产生我们的“头脑”?
   
   二
   
   第二是语言之殇。《圣经•约翰福音书》开首说:“太初有言。语言与上帝同在。语言就是上帝。……万物都是藉着语言被创造的。生命在语言之中。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有的版本把这里的语言译为“道”。道在中华传统文化有着特殊的内涵,老子在《道德经》里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可见语言与道有着同样的魔力,都是万物之母。现在,随着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不仅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而且以语言的方式在世界上存在,语言对人的制约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如计算机语言几乎成了当今社会的主宰。
   诗歌作为语言的语言,尤其是现代汉语诗歌,面对语言,它遇到的魔力与尴尬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从诗经到唐诗到宋词到元曲到白话诗,诗歌变革没有一次不是以崭新的语言表现形式为标志的。新诗的危机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语言的危机。
   新诗又称白话诗或自由诗,新诗的出现就是“诗体大解放”的结果。
   20世纪初,中国诗歌还是穿着唐宋时代的古装,迈着老态龙钟的步子,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变化,难怪梁启超振臂大呼要“诗界革命”。直到1919年10月,胡适《谈新诗》的发表,一场在诗歌领域的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才算开始了。此文是新诗初期的一份纲领性文献,其着力张扬的便是“诗体的大解放”:
   
   文学革命的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的大解放……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初看起来,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问题,算不得重要。却不知道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和镣铐。因此,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种“诗体的大解放”。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大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思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句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
   ——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295页。
   
   
   
   胡适的主张对中国诗歌无疑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但从此中国诗歌也走上了“非诗化”之路,要么平淡如水,成了分行的散文;要么痴人说梦,使人如坠云雾。迄今人们对新诗的病诟仍集中在此两点。
   有人把新诗的“非诗化”归罪于当初胡适主张的“诗体大解放”的理论主张。其实我们也误读了胡适。胡适主张“诗体大解放”并没有主张诗歌放弃诗体呀。当然古典诗体是必须放弃的,不然新诗就无法产生。
   新诗从古典诗中解放出来后,虽失去了枷锁,却又坠入了陷阱:无韵无形的随意排列,诗体的自由却使新诗成了千诗一面的无体之诗,共性代替了个性。只能是面目可憎。
   其实,新诗产生以来关于诗体的自由与格律的问题,也即是戴着镣铐跳舞还是裸体跳舞的问题的论争也一直没有停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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