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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那渺茫的记忆 声明:此文作者禁止复制,如需转载必须经得作者同意。
罗列
那天早晨听一家外国电台,——说文革研究在中国仍是禁区——“一千多万青年因为毛泽东的一句话,便成了实验品。”他们说,“现在的青年,谈起歌星来如数家珍,却不了解他们的父辈……”
文革是禁区?我悚然一惊!在今日的大陆,有默默研究文革的学者么?
我对文革究竟还有什么印象呢?望着外面还剩些残雪的昏暗天空,我禁不住问自己。
有记忆时正赶上批林批孔的尾声,——那年冬天大街上的冰很滑,我上街随同大人一起看大字报,不小心滑倒在地上,怎么爬也爬不起来。“这孩子体质太弱,得补充点营养………”年迈的老中医摘下老花镜,忧心重重地对我父亲说,于是在他的建议下,那年许多热心的村人抓了不少老鼠,隔三差五送到我的家里,都让母亲做饭时扔到灶坑,烧熟给我吃了。印象中隐隐约约还觉得,村中心大街北侧有个砖砌的高台,那是供奉毛主席的像供大家顶礼膜拜的,我只感到那个台对童年的我是一种威压,因为大人每次开会时,总有一些大人在那里被斗。
还记得那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我在小学还订一份报纸,报纸什么名字倒忘记了——只记得里面有这样一篇文章,《赤脚医生就是好,想搞翻案办不到》,——去年我回老家,和上岁数的人谈到文革旧事,他们不少留恋毛的那个时代,“毛主席真为我们好,那时农民有合作医疗,不象现在,穷人连病都治不起……”他们这样告诉我,这使我再一次想起了小学时代第一次订阅的那份报纸!
听到毛主席逝世那天,是一个下午,天还很晴,父亲正领我们推磨——就是把地瓜干撕成碎片再放些榆树根的皮,在磨道里用人力一圈圈的转。那时,父亲是村庄小学的民办教师,印象中他并没有悲痛的表现,更谈不到哭了——后来我读池莉的〈〈来来往往〉〉,看到康伟业与段莉娜约会,女主人翁听到毛主席逝世鼻涕一把泪一把,禁不住感到好笑。是啊!毛用他的政治高压,通过封锁外界信息,树立起人们对他的狂热崇拜,作为唯物主义者的他,打破了神学对国人的束缚,而他自己又把自己朔造成万能的“神”。
那个年代,吃的方面印象最深的是地瓜干窝窝头,其色彩与质地如黑色橡皮,往饭桌上扔咣咣有声,摔都摔不坏,我们那里的农民大都用那种东西哄自己的肚皮,然后孩子们便如饥饿的白蚁,上学时啃啮那种带有香料味的木杆铅笔。
乔治·奥维尔说,“谁掌握了现在,谁也就掌握了历史。”在中国的现在,权势者企图淡化或改写那段历史,以抹灭人们对那段历史的集体记忆,好证实自己存在的合理,他们似乎还不明白,靠谎言和暴力统治的政府,必将会被人们唾弃。
而今我已近不惑之年,对文革的记忆,连缀起来也仅止于此。生命中的个体,对民族历史的记忆,最终又能保存多少呢?在中国,又有多少人能像索尔仁尼琴那样,为民族的记忆而呼喊?!
——写于2006年春,曾用此参与一家电台的征文,未果!
2006年7月28日录入博讯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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