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牧是胡耀邦的秘书，原陕西省委副秘书长，宣传部副部长，因为胡耀邦打抱不平，遭受多年迫害，长期蹲牛棚，离休前是西北大学党委书记。他是西北地区重要的异议人士，是九五年呼吁宽容的倡导者和发起人之一，参加了大量的建议信、公开信活动。九五年五月在杭州组织发表对王丹、刘念春等人的援救公开信时，被警察关押并飞机押返西安，长期受到严密监控。此文是林牧呼应他的老友胡绩伟关於马克思的认识的文章。

    海外有些学者认为：由於五四运动从总体上否定了中国文化传统，才导致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大陆的流行；或者认为：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全盘抛弃了中国文化传统。

    本文作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政治运动是两个价值观念不同的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陆的流行，并不是反对中国文化传统和追求民主、科学的西方文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结果，而是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和北洋军阀政府的五四政治运动向俄化的另一极端发展的结果。而中共党人所奉行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全盘抛弃中国的文化传统，而是一面用马克思主义利用和改造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一面用中国的文化传统利用和改造了马克思主义，利用和改造的结果是弊大於利、得不偿失：许多优良的文化传统丧失了；许多劣性的文化传统改头换面地恶性发展。毛泽东曾经自称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一句话道破了天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秦始皇的大一统的、政治经济文化一元化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主义相结合的产物。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争取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为核心而追求科学和民主的思想文化革命。它是继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後中国人效法西方追求社会现代化这个大运动的组成部份，是由器物革命、制度革命到思想文化革命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五四政治运动却不同，它是以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为目的，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和北洋军阀政府卖国行为的政治革命。

    以上这两种前後相连的运动展现了两种五四精神。前者是科学和民主；後者是“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前者是争取个人的自由和解放；後者是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前者是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後者是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政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在科学和民主、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呐喊声中走上政治舞台的，而是在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的呐喊声中走上政治舞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同五四运动的传承关系，是政治的而不是文化的；是现实的而不是历史的，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虽然高举五四的旗帜，以五四运动的继承者自居，可是，他们并不强调科学和民主的五四精神；他们强调的只是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精神。他们为了动员人民起来反帝、反封建和夺取政权，自然也要在一定的时期和范围内提倡民主和实行民主；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说，他们所提倡的民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而且是共产党“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以个人的独立、自由为基础和“主权在民”的民主。

    中国文化传统中有一部份同马克思主义是相通的。中共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利用和改造了这一部份文化传统。如

   一、由封建主义的公有制和家国一体的群体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集体主义

    旧中国没有作为独立个体的人，只有依附於家庭、家族、行会、种族、国家等群体中为人父或子，为人夫或妻，为人师或徒，为人主或奴的人——脚色。旧中国也没有普遍的，发达的个人私有制。只有家长所有制、族长所有制和以帝王私有制为主的国家所有制。《礼记·坊记》规定：“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亦不敢私其财。”不论官僚、地主、市民、自耕农的家庭，都是家长拥有基本财产的所有权，为人妻、妾，为人子、女，为人儿媳和庶子，甚至为人寡母者，都没有独立的财产和独立的人格，只能背着家长攒一点不合法的“私房钱”。就是那些拥有土地、作坊、商店、房产所有权的家长，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君主国家所有制的控制下，一旦帝王、贵族来一个“圈地”或扩张“皇庄”的运动，後者宣布你有罪，就可以没收你的财产。连人的身体和生命都不归个人所有。《封神榜》中的那个哪叱，在割骨还父割肉还母之後，才取得个人人格的独立自由。

    中共正是利用这种传统，建立了以国有制为主体的公有制，并把封建的群体主义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可是，这种公有制和集体主义同马克思设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集体主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没有“自由人”，哪有“自由人的联合体”？没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哪有“一切人的自由发展”？这样的工友制和集体主义，只有处於饥饿和死亡线上的人们能够接受，只能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内以阶级斗争激发起来的革命热情为动力而存在。当人民摆脱了饥饿死亡的威胁而追求富裕、民主、文明的时候，是不可能长期存在并显示其优越性的。

    中共把人民称为群众，也有中国的历史渊源。旧中国把人民称为“百姓”、“众庶”。中共所谓的群众，同旧中国的百姓或庶民一样，把个人否定了，把群体抽空了，把人民抽象化了。在或大或小的集体和群众中，只有个别尊者、强者、掌权者是积极的成员，大多数个别的工人、农民、知识份子以致共产党员，是受控制的任人摆布的消极的成员。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虚假的集体”。在国有企业中，支配权掌握在中共领导下的各级政府及其主管部门手里；管理权掌握在由中共及其政府委派而不是由职工选举、监督、罢免的经理和厂长手里；全体人民和本企业的职工都缺乏民有、民治、民享的实在的权利，自然也不会有主人翁的责任感和积极性。国家所有制变成经常变换主人的党官僚所有制。

   二、由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平均主义、宗派行会主义、复仇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平均分配社会财富的社会主义制度

    旧中国是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由於封建压迫的残酷，社会环境的封闭，生产规模的狭小，生产水平和文化水平的落後，农业和小手工业者具有浓厚的平均主义、宗派主义和冤冤相报的复仇主义传统。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都提出“均贫富”、“打富济贫”、“等贵贱、均贫富”和“报仇雪恨上梁山”、“杀尽不平方太平”的要求。

    中共所实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革命战略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补充，是“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要实行这种战略，就不能不适应农民的需要和传统。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至少有一部份是马克思主义农民化。中共利用和改造了中国农民的文化传统，把农民中的平均主义、宗派主义、复仇主义，提到阶级斗争、土地革命、削平贫富差别的程度，赢得了占中国人口大多数农民的拥护。但是，当中共实行剥夺农民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後，农民就从拥护走向不满了。

   三、由大一统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到大一统的高度中央集权的社会专制主义

    中国封建时代的国家学说是儒法并用。儒家的国家学说是“从周”；法家的国家学说是“从秦”。按照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来看，西周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朝代；秦是第二个统一中国的朝代。周和秦两种统一模式的主要区别在於：立国之本不同；统一的结构和形式不同。西周的立国之本是“敬天保民”，“以礼、乐、刑、政治天下”，也就是王道。秦始皇的立国之本是单纯的武力和刑罚，也就是霸道。西周的国家结构是：以周天子为共主，掌握制礼、作乐和战争的大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各诸侯国拥有自治权，全中国实行联邦式的分权统一。秦始皇的国家结构是：废封建置郡县，郡县一切听命於中央，中央朝廷则听命於权力无限的皇帝，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和个人独裁。为了便於区分，我们把西周式的统一称为统一；把秦始皇式的统一称为大一统。西汉以後的王朝，在立国之本方面，是儒法并用，“王霸之道杂之”(汉宣帝刘询语)，而以儒家的“王道”、“仁政”为主流。在国家结构方面，大多数朝代和时期，在汉族聚居的直属州县，沿袭秦朝中央集权皇帝独裁的制度；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统治却比较松散。例如：汉唐在直属州县以外有被保护国和州；明、清有半独立的王、公和土司。这些被保护国、州、王公、土司，拥有高度的自治权，只要向中央皇朝称臣、纳贡就行了。虽说是“汉承秦制”或“千载多行秦政制”，但是，除了少数暴君以外，一般君主集权和残暴的程度都不如秦始皇，而且越是不如秦始皇集权和残暴的皇朝延续的时间越长。大陆有些御用文人通过文章、戏剧、电视剧大捧秦始皇这个“千古一帝”。其实“千古一帝”不应指其功劳而应指其罪恶。

    中共正是把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同秦始皇式的大一统、一元化的极端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结合起来，按照领袖高於党、党高於国家、国家高於人民的原则，在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建立了党、政、工、团、治安、民兵等无所不包、无孔不入、无远弗界和层层依附於上级、依附於领袖的统治网络，使中国的专制主义达到空前未有的水平。仅仅靠皇权做不到这个程度。郁达夫先生创造了“中央党帝”的称号。这个称号用之於蒋介石和毛泽东、邓小平，是再恰当不过的。

   四、由封建儒学的一元化思想统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元化思想统治

    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後，以儒学为主体，揉合了道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各派学说的封建儒学(不是原初的儒学)，成为皇帝钦定的国家统治思想。这种封建儒学的一元化思想统治，同大一统的高度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政治统治相辅相成。中共利用和改造了这个传统，也学习国民党蒋介石，实行了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和中央计划、国有经济占垄断地位的一元化思想、政治、经济统治。

    为了维护和强化这种大一统、一元化的思想、政治、经济统治，中共还利用了中国人崇拜权威、迷信圣君的落後的传统，宣传党和党的领袖高於一切、重於一切、领导一切、统治一切。例如：鼓吹“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陕北农民李有源改编的歌曲《东方红》，一度形成人人唱、天天唱、并且通过人造卫星响彻云霄。尽管这些宣传颠倒了公仆和主人的关系，不符合“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也不符合“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孔孟之道，却被写成标语、对联，写进文章、戏剧、诗歌，在中国大陆广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