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
建国前后 1949年9月,中共中央邀请支持中共的中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在北平举行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北代表团团长是中共西北中央局副书记马明方,副团长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杨明轩,我是秘书之一。代表团成员中有新疆的主席鲍尔汉和伊犁等北疆三区革命领袖赛福鼎,原国民党驻新疆军队的最高长官陶峙岳,青海省主席赵寿山,是原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副主席喜饶嘉措,是活佛的经师,是藏族的大学者;宁夏副主席马鸿宾,是国 民党宁夏主席马鸿逵的堂兄;甘肃主席邓宝珊,原来是傅作义的副司令长官。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在陕西省的负责人韩兆鹗,民盟西北总支部宣传部长和盟报主编成伯仁等。
起先,我们还组织了一批专家起草建设西北的提案,记得有造林问题,水利问题,修建横贯西北五省的大铁路问题,建设纺织工业基地问题,等等。后来都没有用上,因为新政协根本不讨论这些问题。
当时,华北地区在内战中被破坏的铁路尚未修复。西北代表团走了九天才到北京。第一天乘汽车从西安出发,过黄河,过运城,住在临汾晋南行政公署。临汾战役打得比较激烈,我们到临汾时,街道还有些残破,晋南行署的设施也比较简陋,勉强给政协委员们安排了房间和床铺,我们工作人员都是打地铺,路过运城时,不知是未装电灯还是电厂尚未恢复,街道上一团漆黑。 第二天,在临汾休息一天。
第三天,车过洪洞、赵城、霍县。洪洞县有个“万户村”,虽然没有一万户居民,但却比长安县那些江村、刘村、贾李村要大。傍晚到灵石,上了阎锡山的窄轨小火车,小巧玲珑,别有风味。当时,车上尚无餐车,代表团只好在车站上买些零食。小火车走了一夜,第四天上午在榆次停车。在榆次吃拨鱼、削面,是比西安的山西面馆做得地道。当天,山西省委和省政府的汽车把我们接到太原。太原最繁华的街道粉巷也比较残破。接待西北代表团的人,我只记得有山西省政府副主席王世英,因为他是“西安事变”的风云人物,其他人,我都不记得了。当天晚上,山西省委和省政府招待代表团看丁果仙(艺名果子红)的山西梆子。那是我终生唯一一次看山西中路梆子的舞台剧,丁果仙那天唱的是朱文登放饭,的确是声情并茂,响遏行云。只是剧场设施很简陋,前排也只摆着条凳,不如西安的易俗社和三意社有靠背椅子。
第五天,代表团休息。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在太原城溜达,街道和房屋都不如西安。古人说:“官不修衙”,阎锡山连街道都不修。太原城里唯一的风景名胜是“海子边”,海子,就是一个不大的池塘,周围的树木、花草也是稀稀拉拉的,据说:郊外的晋祠很好,战时遭到破坏,尚未修复开放。
第六天,我们乘正太路火车到终点石家庄。石家庄比较繁华,虽然解放已有一年,普通饭馆里还有涂脂抹粉的女招待,我们都不习惯,吃饭时,或是扬头、或是低头。在石家庄休息一天。
第八天,我们转到德石路,到了山东德州,免不了尝一尝德州扒鸡。
第九天,我们又转到津浦路,到天津未停,转车到北平。
到北平后,西北代表团住在六国饭店。我们随行人员住在前门外打磨厂一家中档的客栈。当时,北平大饭店和客栈的服务人员都是男性,他们穿着长布衫子,对客人迎进迎出,服务周到,点头哈腰,彬彬有礼,张口就是“您哪!”
我们初进北平,都是灰一色的粗布中山装,赤脚穿上又厚又土的军鞋,服务员和老百姓都把我们叫“老八路”或是“土八路”。代表团想改善随行人员的形象,发了一点补助费,要求每人买两双袜子、一双鞋。东交民巷附近就出现了一批卖假货的,警卫员们上当的不少,买回一些纸做的皮鞋和穿一水就破的袜子。
新政协的会议,随行人员是不能参加的;我们只能从政协委员们会后的议论中听到一些会上的情况。杨明老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民盟领导人也在他的住处议论。例如:民盟中央有一位领导人说:“中共真是把辩证法用活了。本来,1947年11月,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以后,张澜也下令解散民盟。民盟领导成员已在香港建立以沈钧儒为首的新的中央。现在中共又要我们拥戴张澜为民盟中央主席,这大概同西南几省尚未解放有关系,因为张澜在四川省和西南几省有威信。1941年,中共为了建立第三大党同国民党抗衡,力促农工民主党、民社党、青年党和救国会、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这三党三派联合起来,建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现在又说为了在政府多安排一些非党的部长和委员,建议把大党化小,而且要把民主党派中的军人分出去,另立一个爱国将领的户头。”对于国号和首都,也有一些议论。有一批民主人士主张不改国号,仍称中华民国,中共不赞成。现在看来,如果当年不改国号,局处台湾的那个政府就非常被动。讨论到首都,委员们曾经提出北京、南京、西安三地,中共坚持建都北京。记得当时的青海省主席,原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赵寿山(陕西人)在会后曾经谈到:北京这个地方不宜建都,容易滋生帝王思想。他说:“当年我上军校的时候,对以后的前途要求不高,只要每天能吃一顿油泼辣子夹蒸馍就满足了。后来,跟着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进了故宫一看,才觉得当皇帝真美,有机会我也要当上几天。” 十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的题目是:“旧中国灭亡,新中国诞生。”一些民主人士对这个题目很不满意。他们说:“国民党政府灭亡了,怎么说旧中国灭亡了。自从西周出现‘中国’这个称号以后,只有改朝换代,中国从来没有灭亡。”当时,我们认为这些民主人士不懂列宁主义关于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的国家学说。后来回想起来,才觉得那些民主人士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在新政协会议前后,还有一些花花絮絮 西北代表团住进六国饭店的第二天,高岗就来探望他的老师-杨明轩。我是第一次见到高岗,他不像我原来想像的“是一个土豹子”,而是高大英俊,有一些不显眼的白麻子,谈吐不凡,很有气派。他来看老师这很平常,可是,他还通过杨老的介绍,看望了素不相识的西北的头面人物,例如:新疆的鲍尔汉,青海的喜铙嘉措,宁夏的马鸿宾,甘肃的邓宝珊等等。当时我以为高岗很会做统战工作,后来觉得他大约是在拉关系另有所图吧?
新政协开会前夕,专管接待工作的政协副秘书长金城邀请代表的秘书到欧美同学会去吃西餐。从各解放区来的秘书们大多是第一次吃西餐,不会使用刀子、叉子,有的干脆用手抓。原来的通知是吃饭,没有说开党员会。可是,金城突然出来传达中共中央对与会共产党员的要求。他先说了一句:“今天到会的都是党员同志吧。”我估计高级民主人士的秘书中一定还有一些人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们都不说话,只有我一人站起来说:“我不是共产党员”。我的话语惊四座,引起全场的瞩目,局面显得尴尬,金城旁边有一位官员出来打圆场说:“他是杨明老的秘书,自己人。”金城才继续讲下去。我回到西安以后,边区政府党组织主动讨论和解决我的入党问题,可能同这一次的事件有关吧?
有一天,西北军区副司令员王维舟约杨老和杨虎城将军的长子杨拯民到玉泉山去看望正在那里养病的任弼时(任当时是中共中央书记之一,名列毛、刘、周、朱之后)。杨老要我同去。王维舟问:“他去干什么?”杨老说:“他也可以去看弼时同志嘛,还有天下第一泉,他也要去品尝嘛。”这又是一次对非党员的歧视和警惕。杨明老虽然也是中共老党员,但是他一直从事民主运动,极少过党内生活,基本上保持着一个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和作风。到了玉泉山疗养院,他们几个同任弼时寒暄,我有茶瘾,只顾一杯又一杯地饮玉泉水,果然清冽异常。那时,我还没有喝过无锡的惠泉,杭州的虎跑泉,觉得玉泉水是我生平品尝过的最好的泉水,任弼时是湖南人,他那里的茶叶好像是君山银针,喝上玉泉水沏出的君山茶。仅此一事,我到北平一趟也算不虚此行了。任弼时向杨拯民问到杨虎城的情况,杨拯民说:没有什么消息。杨将军在重庆被杀,那是一个多月以后的事情。
从玉泉山回城,走到南池子,遇到一个骑自行车的老头,我们的司机赶紧刹车,老头没有撞倒却被吓倒了。杨老要我下车把老头送往医院。我看老头浑身没有一处受伤,但他自己却说这里疼,那里也疼,并且说他已经70岁了。我把他送到南池子医院,医院检查后也说既无外伤又无内伤。我请医院给老头开一些补养的药,又给了他一笔营养费,还叫来一辆黄包车,把他送回家。南池子的医生说:老头今天是遇上好人了!解放军的首长果然是秋毫无犯,纪律森严!顺便说一下,当时的民间,对解放军确实衷心拥护,把党政人员也称之为解放军。有一天,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带领美共领导人向齐白石求画。齐白石正在为那位美国朋友画画,听王炳南说,那位朋友是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吓得双手哆嗦,无法下笔。王炳南说:齐老,共产党有什么可怕!周总理不是共产党吗,你为什么不怕?齐白石说:“周恩来是好人,他是解放军,不是共产党。”
杨老本来只是西北地区民主人士的领袖,同外地知识界和军政界联系不多。新政协会后,他同张治中、傅作义、陈明仁等国民党将领,同齐白石、梅兰芳等文化界名流,也有了来往。齐白石家里的门官是一个太监,杨老和邓宝珊将军去齐家拜访,门官打了一个千儿,喊了一声:“大人到”。齐老待客寒俭,颤巍巍地用身上带的钥匙,打开柜子,拿出几块硬梆梆的点心和几个水果。客人走后,他又会把点心、水果锁进柜子里去。
据邓宝珊将军说:北平和平交接以后,傅作义并不服气。他和邓宝珊同车遇到庆祝北平解放的秧歌队,扭转头去说:“无耻”!毛泽东邀请傅作义、邓宝珊到西柏坡去见面。 毛问傅先生今后愿作那一方面的工作。傅作义带着气说:我做不了什么工作了,愿意出国去考察水利。毛回答:既然这样, 傅先生就作水利部长吧。毛又问: 邓先生愿意作那一方面的工作?邓宝珊说:我想到河西走廊去开荒种地。毛回答: 邓先生就回甘肃去作省主席吧。傅作义和邓宝珊的职务就是这样一言而决的。当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个月之前。
开国大典以后,政协还组织代表们去京郊颐和园、十三陵、长城和天津游览。在天津,住在豪华的利顺德饭店,市长黄敬,也就是“一二.九运动”的发动者之一,江青的第一个情夫喻启威,请大家吃西餐,竟然上了四十几道菜。西方国家的宴会恐怕没有这样大吃大喝的。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