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中旬，延大分校3个多月的政治训练结束了。我们背着简单的行李，步行向延安进发。从宜川向北走了一天就到了临镇，临镇是老区，从临镇人的面色和精神状态看，当时老区人民的生活是比新区好，这是大生产运动起了作用。陕北的民风也和黄龙地区不同。洛川、宜川农村的妇女常常隔着门缝看门外的风光，一发现陌生男人经过，就扑地一声把门儿关了。陕北的妇女却大大方方，不怕男人，这不是革命的影响，而是古已有之。

   第三天下午，我们就到了延安。看到向往已久的宝塔山。我们都是心潮激荡，双眼湿润，悲喜交加，那是经过长期压抑、发自内心深处、自以为获得自由解放的激动，是1945年8月听到日本天皇发出投降诏书以后的第二次激动。

   当时的中共确实需要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我们这些学生受到欢迎和礼遇。延安大学为我们修起了有门窗、有电灯、有木板床铺的新窑洞，新建了文学、教育、政治、经济建设四个系。文学系分为文学和新闻、艺术三个班；政治系分为行政、法律两个班；经建系分为工业、商业两个班。每个班又分为研究班和大学班，原来是大学程度的在研究班，原来是中学程度的在大学班。大学毕业的学生当教员或干部（当时，延大不评学衔统称教员）。我虽是大学肄业，也当了教员，但不在经建系，而是新闻二班的语文教员。伙食标准也提高了，每周可以吃一至两次细粮，教员们的早餐还加一碗豆浆。

   延安大学举行了一个隆重的欢迎新同学大会，延安的党政领导机关都有一位领导人参加。来自国统区的百余名同学推选我致答谢词。同学们所以要推选我代表他们，这表明：在1948年投奔延安的学生中，中间偏左的民主青年占了大多数。我拟出的讲话提纲，事先同一些有代表性的同学商量过，主要是歌颂延安，但却讲的是当时的真情实感；同时也用自我批评的语气表达了我们某些不理解、不满意的地方。边区《群众日报》未加删改全文发表，边区教育厅选为中学生课外阅读的教材。这也说明：当时的陕甘宁边区还有一定的言论自由。只是边区政府副主席、中国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杨明轩老人，出于个人的关心，托人给我带来两句话：一句是：太阳里边还有黑子，不要看到边区存在的局部性、暂时性的缺点就感到失望。另一句是：你讲到同学们到边区以后的变化，有一条是：“从读大本书到读小本书。”你说的“小本书”大概是指毛主席著作的单行本，这样说不好。”虽然我一进边区就知道要管住自己的笔和舌头，但我只注意到不去讲宋纹演那样反苏反共的话。听到杨明老的提示，我才懂得像“小本书”这样的话也是犯忌讳的，因为那意味着贬低毛泽东思想。

   我当语文教员，最怯火的是写板书和为学生批改作文，因为我的字太难看，被同学和同事们称之为“小儿体”。好在我的学生气很重，撑不起教师的架子，和年龄相差无几的同学们相处得很亲切。他们对我并不苛求，他们觉得一个学工科的人有那样的语文知识已经不容易了。我喜欢《大公报》，在延安有时也说大公报好。原有的教师和学生告诉我：周恩来对大公报的评语是：对国民党政府“小骂大帮忙”。他们善意地劝我不要再宣扬大公报了。我也听他们的。

   刚进边区的民主青年还保持着独立思考的习惯。当新闻班学生参观西北党政机关报《群众日报》的时候，就向社长杜桴生和总编胡绩伟提出不少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国民党的报纸说假话，共产党的报纸有时也不说真话？杜桴生和胡绩伟都是四川人，长于辩论。胡绩伟回答关于真话、假话的问题说：新闻报导的真实性要服从党性原则。符合党的利益的真话当然要说，不符合党的利益的话，要在一定的范围去说，不一定公开报导。当时，我们都佩服胡绩伟的辩才。他讲的那些道理并不能说服我们。但是，既然我们已经下决心跟着共产党走，他提到党性原则，我们不论通不通也无话可说了。

   1948年12月，我在延大新闻班工作不过一个月，延大秘书长高云屏找我谈话说：西北局城工部和延安大学想派你出去工作。延大给你的任务是为延大招生，招收国统区的大学生和高中毕业生；西北局城工部给你的任务，可能是利用你父亲的社会关系，做国民党军政人员和于佑任监察院系统人员的工作（当时我父亲有一个朋友李梦彪在武汉担任两湖监察大使），具体任务和作法，西北局会找你谈的。我估计是，五个月前关中地委要求我做的事，又向西北局城工部提出了，西北局城工部决定派我出去，延安大学又附加了为延大招生的任务。我对高云屏说：我不是党员，做地下工作恐怕不合适。高云屏说：你写一个入党申请书，经过学校党委和西北局主管部门考查以后，按特别情况处理，马上解决。当天晚上，我写了一页纸的入党申请，第二天，交给高云屏。因为那一天是“12·9”运动纪念日，所以，我把时间记得清楚。接着，我就向新闻班主任交代了工作。两、三天后，高云屏又找我谈话说：你的任务变了，杨明轩副主席要你给他作秘书，杨老德高望重，西北局有几位领导人是他的学生，都同意，明天你就到边区政府秘书处去报到吧。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的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组织部长马文瑞、统战部长（城工部和统战部是一码事）张德生和华北局书记刘澜涛都是杨 明轩老先生的学生。

   到了边区政府秘书处，第一个找我谈话的是副秘书长常黎夫。他说：听说你笔杆子能行。不过，边区对文字的要求和外边不同。你知道姚警尘吧？姚警尘是蒋介石武汉行营的秘书主任，在外边号称才子，他进边区后到西北局做文字工作，不能适应，他说要当小学生。你来了先学文件，帮助杨老和我剪贴报纸，帮助姬也力（秘书主任）编辑《边区政报》。以后再学习起草文件吧。常黎夫还拿出刘少奇的《论党》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送给我，要求我好好学习。显然，这是启发我争取加入共产党。杨明轩老人也同我谈话。他似乎知道我们这一类中间偏左的“民主青年”的思想情况，着重对我讲了学习毛泽东思想和“正确”认识边区的问题。他说：青年人好高骛远，容易把革命队伍理想化。其实革命队伍的人也是从旧社会来的，带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你不要一看到这些缺点，就感到失望。当时，我对杨老的意见全部接受了。后来才逐渐感到：革命队伍里的许多缺点，是从革命的目的和手段本身产生出来的，旧社会封建传统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

   我初到边区政府，同钟灵、杨实住在一个窑洞。钟灵是南洋华侨，17岁到延安，我到边府的时候，他是边府主席林伯渠的事务秘书，兼任边府俱乐部主任。他就是上世纪50-60年代，常常同方成合作画漫画的那个钟灵，是一个豪爽乐观、多才多艺、清秀文雅、长于交际的人。同住的第二天，他就在拍纸薄上为我画像，还请即将离开延安的林伯渠主席为我题了几句勉励的话。林老我只见过一面，鹤发童颜，声如洪钟，是一个慈祥亲切的老人。他听杨实说，我会写旧体诗，要我抄出几首给他看。真惭愧！我只是在初中时跟着老文人学过几天旧体诗，高二以后就丢到九宵云外去了，根本拿不出手，不敢抄给他看。几天以后，林老就带着秘书主任吴良柯和两个秘书陈昭、钟灵到西柏坡去了，我躲过了考诗的一关。

   林老离开延安后，副主席刘景范代理边府主席，刘景范是刘志丹的弟弟。他当时兼任西北野战军后勤司令员，为了后勤供应的需要，他要我画一副陕甘宁边区的详图。这一关比考诗要难百倍。我束手无策，只好向秘书主任姬也力求救。我说：我是学工科的，根本不懂地理，不会画地图。刘主席的秘书蒋连穆，是清华大学经济系的学生，不是也不会画地图吗！请你对刘主席说一下，还是请内行画吧。姬也力说：你不知道，刘主席的脾气，他要谁干谁就得干。他听说，你是大学的高材生，就以为你什么都能干，指名要你画，我不好说话。我说：那就只好请秘书长或杨老说话了。姬也力说：那也不好。我给你出个主意，边府民政厅有个赵创，他是专门画地图的，你去求赵创代你画一幅。我说：“那不是弄虚作假吗！”姬也力说：赵创画好以后，你不要直接交卷，由我代你交卷。这就不要你直接对刘主席说假话了。我到民政厅苦苦去求赵创，并且说明我遇到了过不去的难关，是姬也力出的主意。好心的赵创帮我作了一次枪手。

   刘景范当时只是不了解大学不可能培养出样样都会干的学生。其实，他是一个善良正直的人，后来一再挨整，没有整人；这是后话。

   1949年的春节，我有了新的生活体验，社会调查，军民联欢。中共在延安时期形成了一种规矩，在春节前后开展“拥军爱民”和军民联欢的活动。具体做法是，春节前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派出干部到所在地的农民、工人、商人中去联系群众，征求意见；春节期间，把附近的民众请到机关、团体里来吃饭和联欢。大约为了让新干部学会“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边府秘书处派我参与了这件事情，很有新鲜感。

   从1949年1月开始，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合并为一个根据地。晋绥分局并入中共西北中央局，晋绥行政公署和参议会并入陕甘宁边区政府和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西北军区司令部也称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晋绥分局副书记张稼夫担任了西北局宣传部部长，以代替调任东北局宣传部长的李卓然，晋绥行署副主任王达成调任陕甘宁边区秘书长。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和行署主任武新宇，都没有到延安来。解放后，李先后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西南局书记，武任政务院副秘书长。

   张稼夫曾在农科大学毕业，作过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中共支部书记。在晋绥地区极左的土改整党中，因为反“左”受到李井泉的残酷打击。到西北局以后，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开明、宽厚的长者，后来还有许多动人的事迹。王达成原是清华大学学生，“12·9”运动中的学生领袖之一。思想境界和知识、能力都不高，是一个循规蹈矩、四平八稳的老干部。我在延安还有几个上级，也是“工农化”的高级知识分子。例如：当时的边府教育厅长江隆基是二十年代的德 国博士，边府秘书处长薛诚是闻一多的助教，边府建设厅农业科长康迪是中山大学农学院的讲师。这些人虽然还常常受到自由主义、教条主义、单纯业务观点的批判，但是在我看来，他们身上“党八股”的气味已很浓。例如：我们的秘书处长，成天埋在上面的文件和下面的工作报告里面，似乎看得少了，就降低了他的职权。其实，我的工作任务之一，就是从几公尺厚的工作报告中选择反映新情况，提出新问题和新办法的内容，作出摘要，送给秘书长和主席、副主席去看，并把最好的经过加工选登《边区政报》或《边政通讯》。我觉得那是让人受罪的苦差事。因为中共的工作报告。比国民党政府的公文还难看。后者只是“等因 、奉此”地提出问题和要求，前者却要写上那些千篇一律充满大话、空话、套话的政治意义和经验教训。有新内容的实在太少了，比较起来，还是林伯渠、杨明轩和习仲勋那些思想开明的领导人，有一些新的见解、新的语言和人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