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学者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中没有自由主义，只有老子 “ 道法自然 ” 、 “ 清静无为 ” 和庄子 “ 在宥 ” 、 “ 坐忘 ” 、 “ 齐万物、等生死 ” 的自然主义。而老庄的自然主义，只 能追求人们心理上的主观自由， “ 神游乎六合之外 ” ，并不能克服人类社会 “ 强凌弱、 众暴寡 ” 等外力强加于人的不自由。因此，老庄只能向往 “ 绝圣弃智 ” 、 “ 绝仁弃义 ” 、 “ 无知无欲 ” 的原始人的生存状态，而不能达到既有文明进化又有客观自由的生存 状态。可是，苏轼、苏辙和 “ 苏门四学士 ” 黄庭坚、秦少游、张耒、晁补之却把作为自 然法则的 “ 道 ” 同儒家的入世进取态度和人文精神融合起来，提出了一套中国式的自由 主义的政治哲学。

   苏辙在《老聃论》一文中说：儒者排斥老庄为异端，而以周公、孔子之言为依据。这个 依据是不充分的。要判断儒家、法家和杨朱、墨翟的具体主张的得失，必须质之于一以 贯之的至道。至道又如何确立呢？苏辙认为 “ 言至道无如 ‘ 五千文 ’” （即 “ 道德经 ” ）。因为就思辩逻辑的系统性而言，老子思想的明确和条贯，是先秦各家不能相比的。 用近现代的哲学概念来说，老庄之学，既有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又有对现实社会 的批判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其思维逻辑确实是最有 “ 条贯 ” 的。苏辙还说： “ 天下之 至道，唯其辩之无窮，攻之而无间 ” 。意思是说：至道必须没有偏执而能周遍，经得起 辩驳和攻击。只有老庄之道能够达到这个境界。但是，老庄之学也有缺陷。苏辙说： “ 天下固有物也，固有事也。 ” 老庄把一切 “ 归于无有 ” 而又 “ 绝圣弃智 ” 、 “ 绝仁弃 义 ” ，不能解决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只有将老庄之道同孔子、《六经》结合起来， “ 中心行道而不毁世法，然后可耳。 ” 苏辙（《道德真经诠跋》）。苏辙还有一段话讲 到儒道互补的作用。他说： “ 道之可以长行而无弊者，莫过于儒术，其所以有弊者，治 之过也。汉文取老子之所长而行之，是以行之而天下丰。汉武取儒者之失而行之而天下 弊。此儒者得失之辩也。（《苏辙：栾城应诏集》）。而二苏所谓老子之失，就是 “ 弃仁义，绝礼乐 ” ；所谓儒家之失，就是 “ 陈义过高，求治过切。 ”

   苏轼兄弟依据儒道互补的精神，提出了中国式的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就我自己的粗浅 理解，举出以下几条。

   关于理和势的关系，程颢、程颐的 “ 洛学 ” 和王安石的 “ 新学 ” 都是从理到势。前者依 据他们所理解的孔孟之道，自上而下地提出他们的 “ 性命之学 ” ，以理造势；后者依据 他所理解的 “ 三代先王之道 ” ，自上而下地强制推行他的 “ 富国强兵 ” 的变法方略，也 是以理造势。苏轼兄弟则主张 “ 推阐理势 ” ，就是从人民的生存状态、人民的需要和疾 苦提出问题，然后找寻解决问题之理。用现代语言来说，前者是从主义到问题，后者是 从问题到主义。前者是唯理论，后者是 “ 经验论 ” 或 “ 实用论 ” 。

   在儒学发展史上，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扬雄主张善恶混，程颢、程颐的洛学 又主张性善情恶，以性抑情。苏轼兄弟反对以上这些看法。他们认为性和情是一致的， 性情没有善恶之分。因为善和恶是圣人或哲人在后天提出的人文规范，而性和情是人类 先天的本能的共同属性；人文规范只能顺应人性人情，因势利导，而不能逆反人性人情 ，强制改变。苏辙在《老子新解》中对于人性，有几段精彩的论述。它的大意就是：人 性是在饮食男女和喜怒哀乐中体现的。人性是平等的，永恒的，圣人和普通人都一样； 古今远近都一样；而且： “ 性之于人，生不能加，死不能损，其大可充塞天地间，其精 可以蹈水火，入金石，凡物莫能患也 ” 。 “ 莫能患 ” 就是不可侵犯的意思。在这里，苏 辙发出了震古惊今的树立人性尊严的最强音。苏辙主张：文明规范应该符合人的自然本 性，让人们在文明规范中的生活如鱼得水。人性论不应成为专制政治的工具，而应成为 消除政治强制和文明异化的理论探索。苏辙还提出了公事和私欲可以相通的论断。他说 ： “ 今之说者则不然，以为天下之私欲必有害于国之公事，而国之公事亦必有拂于天下 之私欲，分而异之，使天下公私之际比如吴越之不可以相通，不恤人情之所不安，而独 求见其所为至公而无私者。 ” （《栾城应诏集》）苏辙的《老子新解》及其人性论受到 明代反对文化专制的思想家李贽的高度赞扬。他说解老子者众矣，而子由称最。 …… 使 五千余言烂如皎日，学者断断乎不可以一日去乎也。 ” （李贽《焚书 ·< 由解老序 > 》

   苏辙的人性论，同苏辙是一致的，但在语言表述上，不如苏辙那样明快而具有震撼力。 他在人性以外加上一条风俗。人性的社会化表现就是风俗。在这个问题上，王安石新学主张按照自己的意志， “ 革弊俗而任理 ” 。苏轼主张 “ 因俗而任情 ” 。苏轼指出：由于 时代不同，风俗变迁，适合于上古人性人情的礼仪和制度，不一定适合现在的人性与风 俗。三代人行当时那种礼仪和制度， “ 习惯而无疑 ” 。现在人照样实行，就会格格不 入。因为后世人情风俗有了很大的变异。强制现代人实行三代人的礼仪、制度就会构成 三代之礼对现代人的压抑，也会导致现代人对三代之礼的对抗。只有适应现代人的性情 和风俗，因势利导地进行礼俗文明的变革，才能够顺利地推行。

   北宋儒家都重视本体论。他们认为：天地之间的事物，虽然有千姿百态的形象，叫做 “ 万象 ” 。但是，在万物万象之上有一个必然的至理，叫做 “ 天理 ” 或者叫做 “ 道 ” 。 作为本体的 “ 道 ” 或 “ 理 ” 只有一个；分散开来就有形象各异的 “ 万象 ” 。按照作为本 体的 “ 道 ” 。或理去推行政治、法律和道德教化，就可以调控万物万象的秩序。这叫做 “ 理一万殊 ” 。苏轼兄弟也承认道是本体，万象是事物的存在状态，但却认为本体不是 万物万象之外的另一种实体，它就存在于万物万象之中，是万物万象的统一性和联系 性。把这种本体论原理用之于政治，苏轼主张 “ 求大全，尚闳通 ” 。因为作为本体的 “ 道 ” ，并不是千古不变，千人一面的刻板的模式，而是包含着万物万象固有的多样性 的统一性、联系性。所以，政治也不应成为刻板的模式，执着于某种必然的不变之理而 逆反生存状态千差万别的人及其人性与风俗。苏轼认为偏执的 “ 理 ” 必然会摧残万殊之 物的丰富个性，导致不能宽容异己的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从而破坏万物万象的自然状 态。按照苏轼的本体论思想，合理的政治决策，应是 “ 任民自择 ” 和 “ 诸侯分权 ” ；而最高的政治权力是因其宽容和协调作用才得到人民和诸侯拥戴的。

   中国的儒家、道家、墨家都是民本主义者。北宋的王安石新党，也服膺民本主义。但是 ，王安石政由已出，采用专制主义的手段，强制推行人民不能接受的改革方案，激化了 政府与人民的矛盾、对立，使改革措施成为扰民、病民的 “ 苛政 ” 。苏轼兄弟并不反对 王安石变法的全部内容，而是主张政由民出，并由人民自觉地接受和实行。熙宁 4 年（ 1071 年），苏轼的《上神宗皇帝书》是他对王安石变法提出不同政见的代表作。在上书 中，苏轼提出 “ 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 ” 的方略，提出以专制主义克服政治危机必然 诱发更大政治危机的正确论断。

   所谓 “ 结人心 ” ，苏轼要求，政治决策，要自下而上地从人民的需要和愿望出发，而不 能自上而下地从一己的理论判断和个人意志出发。这也就是政由民出而不是政自上出。 显然，苏轼的理论根据来自老子： “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 。

   所谓： “ 厚风俗 ” ，是针对王安石提出的 “ 流俗不足恤 ” 和 “ 革弊俗而任理 ” 的 “ 严刻 之政 ” ，主张 “ 因俗而任情 ” 。苏轼劝谏宋神宗 “ 惟陛下以简易为法，以清静为心，使 奸无所缘，而民德归厚 ” 。在苏轼看来， “ 厚风俗 ” 和 “ 民德归厚 ” ，是培养国家元气 ，建立和谐社会，克服社会危机的上上策。苏轼说： “ 从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 ，刚愎自用而不危者也。 ”

   所谓 “ 存纪纲 ” ，并不是加强专制主义的 “ 三纲六纪 ” ，而是恢复北宋初期的权力监督 制约机制。苏轼对政府体制的主张是： “ 内外相制，轻重相权。 ” 内，指中央，外，指 地方。苏轼主张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相互制衡；而在中央政府，又以保持代表 “ 天下公 议 ” 的御史台和 “ 谏院 ” 来监督宰相和枢密院的体制，以免内生权臣，外出藩镇。他对 王安石设置在他直接领导下的 “ 制置三司条例司 ” ，并给地方派遣三司使，将决策权（ 即立法权）和行政权高度集中起来，持反对意见。他认为皇帝独断、宰相专权是极大的 政治冒险。由于苏轼的批评，不仅针对王安石，也针对宋神宗，结果，从最高权力中心 被排斥出局，贬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政治上屡遭排斥打击，后来的 “ 乌台诗案 ” 几乎断送了他的生命； “ 垂老投荒 ” （广东惠州和海南儋州）又使他历尽饥寒和屈辱。可是他的自由主义，民本主义思想却 越来越发展，越来越深刻。

   苏轼的自由主义、民本主义政治哲学，在关于水的议论中讲得最为精辟和生动。水的哲 学源于老子。老子说： “ 上善若水 ” 、 “ 水几于道 ” 。苏轼认为道的本体，是不可知见 ，难以确定其内涵的。与道本体最为近似而可以效法的是水，是水的运行之理。苏轼又 把水来象征百姓，他的政治哲学是依据水之性亦即百姓之性来确立的。他在注解《易经 》坎卦时说： “ 万物皆有常形，惟水不然，因物以为形而已 ” 。他在注解涣卦时又说： “ 世之方治也，如大川安流而就下；及其乱也，溃溢之出而不可止。水非乐为此，蓋必 有逆其性者。泛溢而不已，逆之者必衰，其性必复，水将自择其所安而归焉。古之善治 者，未尝与民争而听其自择，然后从而导之。 ”

   苏轼这两段话的意思是：百姓的生存方式，象水一样，无常态无常形。百姓的生存欲望 也象水一样。要顺其本性不停地流动下去。这种无常态无常形的生存方式，这种顺其本 性的流动和发展，是不可拦截，不可遏止的。顺应百姓的生存方式和发展趋势，百姓就 会安然地顺流而下；逆反百姓的生存方式和发展趋势，百姓就会象洪水一样泛滥不已， 淹没逆反其本性的旧秩序，选择顺应其本性的新秩序。 “ 苏轼在十一世纪的中国，能够提出 “ 古之善治者，未尝与民争而听其自择，从而导之 ” ，这是很了不起的。这就是自 由主义的政治，就是激进的民本主义，它同民主主义只有一步之差了。 “ 苏门四学士 ” 之一的张耒，发挥了苏轼的这种思想。他说： “ 圣人之立法，故常立其大防，而其节目 委曲所以施于事者，听夫人之自为 ” 。（《张右史文集》卷 54 《用大论》）这种主张已 经有人民自治的思想萌芽了。只是在没有社会自组织的中世纪，那是不可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