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月，我写过一篇“也说民族主义”。现在看来，当时，我对这个问题掉以轻心，认识浮浅，有必要重新加以探讨。

   按照西方流行的看法，民族和民族主义是十七世纪以後在欧美近代化的过程中产生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民族主义，只是到十九世纪中叶，当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独立受到威胁的时候，中国才产生了西方意义的民族主义。如果历史的本来面目真是这样，问题反倒简单了。可是，实际上，中国民族主义的传统资源丰厚，而民主主义的资源却相当瘠薄。这正是我不得不面对的一份亦优亦劣、有利有弊的文化遗产。

   法国学者雷楠在“什么是民族主义”的演说中说：“一群人之所以成为一个民族，不是由於共同的语言与共同的际遇，有一种共同的追念之情；而是由於他们具有在一个国家中追求共同生活与传递其遗业给其後裔的愿望。”无论按雷楠提出的前一种特征或者後一种特征来衡量，中国的民族和民族主义，都是由来已久的。

   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中虽然没有民族、民族主义或其他主义的词语，可是，从《尚书》、《诗经》和地下出土的金石铭文来看，早在西周初期就有了“中国”这个词语，这是中国人自我认同的标志。东周春秋时期已经把夏与夷、中国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区别和对立起来。“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见《诗经》）“尊王攘夷”（见《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见《春秋公羊传》）这是中国古代的政治民族主义。“吾闻用夏变夷者，来闻变於夷者也。”（见《孟子》）这是中国古代的文化民族主义。从东周以至清末，中国历代王朝，上自皇帝下至平民，包括清末那些思想比较开放的林则徐、左宗棠、张之洞在内，都把中国看做“天朝”、“上国”、“世界的中心”；把外国、外族看做“胡虏”、“番狗”、“夷人”、“洋鬼子”。从来没有形成民族平等，本国与外国平等的思想。中国的政治民族主义，在国势强盛的时候常常表现为对外扩张；在国力衰弱的时候，或者实行不失大国“面子”的“和亲”政策；或者一面妥协、投降，一面保持阿Ｑ式的“精神胜利法”；或者坚决抗敌，救亡图存。中国有些政治家和学者（例如：郭沫若、范文澜）宣扬中华民族一贯爱好和平，从不侵略别人。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从殷商、西周到春秋战国，地处中原的部族就在不断地东荡、西杀、南征、北剿，庞大的华夏族，正是在无数次政治的和军事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侵略、扩张、兼并、同化的斗争和战争中逐步形成的。後来，秦始皇在吞并华夏六国以後，又征服了两广、交趾（越南北部）和黄河南北的许多部族。西汉的前四代皇朝常常受到匈奴的侵扰，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前期是反侵略，後期变为侵略。到了东汉，又把北匈奴驱逐到中亚以至欧洲去；同时使西域三十六国臣属於汉朝。汉光武帝还派马援镇压了越南征侧、征／的反汉起义。从隋炀帝到唐太宗、唐高宗，通过三代人的多次远征，征服了高丽国，并使中亚各国成为唐朝的附属国。元朝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对欧、亚各国的侵略，中国是被侵略者，不应记在中国的帐上。清朝乾隆皇帝的所谓“十金武功”，征服了缅甸、暹罗（今泰国），并将新疆、青海正式划入中国的版图。固然，中国皇帝的对外侵略，大多不灭人之国，不掠夺财富，只要求被征服的国家称臣、纳贡，作为中国的羁糜州或附属国。但那只是侵略的形式较为温和，你总不能说他不是侵略扩张。中国汉唐的“和亲”政策，也是居高临下的“赐婚”，和亲的公主都是冒牌货；而那些同中国皇家“和亲”的民族，迎娶一个冒牌的公主，也引以为莫大的光荣。北宋对辽国的妥协、南宋对金国的臣服，虽然十分屈辱，但是宋朝还在摆阿Ｑ式的架子，把妥协、投降称之为“安抚”、“和戎”。“鸦片战争”以後，战败的道光皇帝和钦差大臣琦善还把向英国求和，称之为“赐和”。真是“打肿脸还要充胖子”。近代先进的思想家和改革家谭嗣同在他的著作《仁学》中认为：统治这中国的辽、金、元“其土则秽壤也，其人则膻种也，其心则禽心也，其俗则毳俗也。”思想先进如谭嗣同者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在中国，提出民族平等、国与国平等思想的政治家，孙中山恐怕是第一个。

   有人认为中国古代只有“天下观”，没有国家、民族观念。其实，中国儒家的“天下观”，并不是天下一家，人人平等的世界主义，而是要用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去平定天下、同化天下、统一天下。这其实是民族霸权主义的最高表现。

   在中国积弱不振、受到外国和异民族侵略的时候，中国的民族主义发挥了维护民族的生存和尊严、保卫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的积极作用。例如：东晋以後，中华民族抗击北方游牧民族侵略的斗争；宋代人民反抗辽、金、元侵略、压迫的斗争；“鸦片战争”以後，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列强蚕食和瓜分中国的斗争。特别是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并吞中国的战争，对於维护中华民族的自由、独立和推动中国社会前进，起了巨大的作用。

   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也起了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当落後於中华农业文明的游牧渔猎文化侵入中国的时候，它起了抵制和同化落後文化的进步作用。当先进於中国农业文明的西方工业文明传入中国的时候，它又起了闭关自守、顽固排拒西方工业文明的消极作用。例如：明代中叶到清代中叶，中国朝廷多次限制和禁止同海外各国通商；多次发生禁洋书、反洋教和反对发展近代工业、反对变法维新的野蛮倒退行为。谁说中国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文化战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孔孟之徒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义和团反对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战争，不就带有宗教战争、文化战争的性质吗？（当然，太平天国的思想文化也不先进。）由此可见，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独断性和排他性是很强烈的。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华文化延续五千年而没有中断的原因之一。

   与此相反，在中华文化的深厚土壤中，民主主义的资源却相当瘠薄。虽然，自西周以来，中国就有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见《尚书》）的民本主义，就有了“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见《易经》）的人文主义。但是，这种民本主义、人文主义始终没有发展成为以“天赋人权”、“主权在民”和分权制衡为主要内涵的民主主义。这是由於：在中国文化中，只有依附於家国一体的群体，为人君或臣、为人父或子、为人夫或妻的“脚色”，却没有以个人独立、个性解放为特征的个体的自由人；同时又只重视个人对家、国应尽的义务，而漠视个人应该享受的权利。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不可能产生“人人生来就有天赋权利”的人权观念；只能看到和重视由“百姓”、“众庶”、“群众”、“民众”组成的群体的人，而不会看到和重视你、我、他等单个的人。胡适和陈嘉异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中有民主主义传统，正是由於他们把以群体为承受单位的“民为邦本”和“民贵君轻”误以为以个体为承受单位的人权和民主了。至於钱穆先生说什么“中国古代绝无专制，最为民主”，那更是国粹派的痴人说梦。

   再就中国民间的习惯来说，历代都是民反君、民反官有罪；君欺民、官欺民无罪。而且，以国贼与民贼相比，中国人更恨国贼；以民族英雄与人民英雄相比，中国人更敬重民族英雄。你要是问一问普通老百姓，谁是卖国贼？他们会冲口而出地说出秦桧、吴三桂、江精卫等人，而且切齿痛恨。你要是问谁是民族英雄？他们会冲口而出地说出杨家将、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人，而且敬若神明。可是，你如果要问谁是民贼？谁是人民英雄？他们恐怕就会不知所云了！

   近年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确实抬头了，不过，这种思潮并未发展到全国、全民的规模。海外有些朋友认为这是“五四”运动以来的第二次“转向”——由民主主义向民族主义转向；或者认为它们的能量“是否也会改变中国发展的轨迹”；恐怕估计得过於严重了。

   从中国大陆民间和官方的社会调查和民意测验来看，中国汉族和多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工人、农民、市民、知识分子关注的热点不是民族问题，而是边反边犯的体制性的腐败；是社会治安的持续恶化；是国有企业二、三千万工人失业，更多的职工不能按期领到全额的工资；农业生产徘徊不前，农业成本增高，苛捐杂税繁重，农民的生活水平停滞和相对下降，数千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像潮水一样地涌入大、中城市；教育商业化、贵族化，大、中、小学就学难；等等。

   目前，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主要在四部分人中滋长和蔓延。

   第一部分，是某些当权的领导人（也不是全部或大部）。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是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和战争中壮大自己和夺取政权的；在五十至七十年代，他们又敢於对苏联“老大哥”采取独立自主和对着干的立场。这恐怕是他们当时赢得大陆中国人信任的一个主要因素。现在，中国大陆一部分人对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有某种“恋旧”情绪，恐怕不是留恋他们给中国人带来极大灾难的军事封建社会主义；而是留恋他们一度使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民族主义。中国大陆某些现在的领导人也想效法第一代领导人，竭力宣扬爱国主义，企图诱使中国人热爱他们以党和政府为象征和实质的“国家”，借以维护少数党的领导人所控制的政权。但是，中国大陆现有领导人在运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方面，不可能取得中共第一代领导人那样的成功了。这是由於：

   （一）时代不同了。

   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处於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包括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主宰世界的时代，面临着民族危亡和积弱不振的局势，倡导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自然是因利趁便大得人心的。现在，随着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信息交流和维护和平、保障人权等几大事业的全球化；随着地区合作的广泛发展和联合国及其各种国际组织作用的增强，人类相互交往、相互合作、相互依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越来越增长了，在世界潮流中，世界主义、人类主义的因素和影响一天比一天超过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国际环境远远不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後了。

   （二）现在的中国，既没有外敌入侵，又没有强大到可以对外扩张的程度，民族主义在国内也缺少发展和膨胀的条件。

   （三）中国大陆现在的领导人在国内遇到中共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人没有遇到过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信任危机。他们提出“稳定压倒一切”，就说明他们时刻感到社会不稳定、政治不稳定、人心不稳定，因而就要实行“安内压倒一切”的方针。为了安内，他们不敢支持反而压制中国民间的对日索赔的正义活动，不敢反击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一再祭拜战犯亡灵，一再在教科书问题、钓鱼岛问题和南京大屠杀问题上对中国挑衅的行为。一八五八年清俄天津条约和一八六零年清俄北京条约使沙皇俄国侵占了中国大约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大片领土（即：今天俄国阿穆尔省和滨海省管辖的地区），以列宁为首的苏俄政府公开承认那是不平等条约，并且决定把占领中国的领土全部归还，但却没有执行。此事虽然过了国际法规定的追诉时限。但是，国民党政府和中共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都没有承认那两个不平等条约，也没有表示放弃收回中国那一大片被占领土。可是，现任政府却在一九九一年五月同俄罗斯签订了《中俄东段边界协议》，这就等於在法理上承认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所划定的不平等的边界。对於美国和欧洲大国，也只是在人家执行《世界人权宣言》关注中国政府严重侵犯中国国民人权的时候，恼羞成怒，无理取闹；同时不惜牺牲中国的经济利益来收买那些见利忘义的政府领导人。在真正涉及中国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的问题上（例如：在南中国海擅自开采石油和天然气），他们连东南亚的小国也不敢得罪，遑论西方大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