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党内民主派领袖胡、赵、万、习等人中，习仲勋的事迹鲜为人知，尤其在国外鲜为人知。这不公平，也不能反映历史的全貌。我对习仲勋所知也不多，所以就用了上面这个题目，只写我知道的那一部份事迹。

   中共民主派的几位领袖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有几个共同的特点：一是，他们在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就有人道、民主的思想和宽厚、求实的作风；二是，他们在党内亲身经历过残酷斗争，懂得共产党体制方面的弊病，并注意克服那些弊病；三是，他们保持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谋一人、一家、一党、一派的私利。

   下回记述习仲勋的一些事情：

   1978 年 12 月 20 日，习仲勋在《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一文中说： “ 王明 ‘ 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 也影响到陕北。他们不作调查研究， 不了解陕甘革命历史，不了解敌情、我情，全凭主观臆断，强调对外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对内不同意他们错误观点的就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指责刘志丹等同志只分川地，不分山地（陕甘边某些地方土地多，光川地平均每人就有十几亩、几十亩，群众只要川地不要山地），不全部没收富农的东西，不在游击区分配土地是 ‘ 不实行土地改革 ’ ；指责我们纠正一些违反纪律的土匪行为是 ‘ 镇压群众 ’ ；还说我们同杨虎城有联系，是 ‘ 勾结军阀 ’ 。他们先说我们 ‘ 右倾 ’ ，继而说我们 “ 右倾取消主义 ” ，更进而说我们是 ‘ 右派 ’ ，诬陷我是 ‘ 右派前线委员会书记 ’ ，诬陷刘志丹是 ‘ 白军军官 ’ 。他们先夺权后抓人，把刘志丹等一大批干部扣押起来，红廿六军营以上的主要干部，陕甘边区县以上的主要干部，几乎无一幸免。

   我被扣押了。起初关在王家坪，后来关到瓦窑堡，和刘志丹同志一起被关在一个当铺里，…天气很冷，不给我们被子盖，晚上睡觉绑着手脚，绳子上都长满了虱子；有人拿着鞭子、大刀，看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刀背砍，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人被迫害至死。 1935 年 10 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我们这一百多个幸存者才被释放了 ” 。

   “ 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很不彻底 ” 。这是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批判习仲勋以后不断强调的习仲勋的重大罪状。其实，习仲勋在西北地区各项 “ 社会改革 ” 中实行 “ 慎重稳进 ” 的宽松政策，当时是经过毛泽东认可甚至赞扬的。

   在中共老根据地，习仲勋首先提出 “ 克服土地改革中 ‘ 左 ’ 的情绪 ” ，就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和推广。

   1948 年 1 月 15 日和 16 日，习仲勋在陕北绥德薛家渠召开了著名的 " 义合会议 " 。这次会议指出： " 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凡动起来的地区，多去强调所谓 " 贫雇农路线 " ，反对所谓 " 中农路线 " ，都是少数群众（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最严重的是佳县，连贫农，中农的东西都一律没收。 “ 义合会议决定：对于连续参加七年以上劳动的地主富农，其成份，应按现在情形改变。 ”

   " 老区就不要怕中农当道，真正的基本好的群众在中农阶层及一部分贫农中。 " 不管重大或轻微的旧账，都一概不究，只对那些今天还在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或帮助胡匪作恶的，应发动群众严厉打击。 " 土改的一切工作都应该对人民的生产有帮助。 " 毛泽东接到西北局关于纠 " 左 " 的报告后批示： “ 完全同意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须密切注意改正 " 左 " 的错误 ” 。 1949 年 8 月 4 日，习仲勋作了 " 关于关中新区工作方向 " 的讲话。他根据 100 余份调查材料指出： " 关中农村土地不很集中，地主占农村户口不到百分之一，加上富农共占百分之六左右，共占土地百分之二十左右；中农占农村户口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占土地百分之五十至六十。他认为 “ 农村人民的主要敌人，不是一般地主、富农，而是 ‘ 互相结合的恶霸、特务、土匪组成的农村中最主要的反革命残余势力， “ 他提出对地主的斗争方式，最根本的是说理斗争，并须与人民法庭的审判相结合，对于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要领会其精神，……但不能抄袭那一时候的一切斗争方式， "1951 年 8 月 22 日，他在关于甘肃土改的讲话中又说： " 放手是放正确之手……不能放错误之手，乱打人，乱斗争，乱没收，降低或提高成分等，这些都是错误的。 "

   关于 “ 镇压反革命 ” ，毛泽东提出的方针是 “ 镇压与宽大相结合 ” ，并且提出杀人的指标应占总人口的千分之一。习仲勋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说：西北有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应该更加宽大，建议在西北把镇反方针改为 “ 宽大与必要的镇压相结合， ” 建议杀人指标减为千分之零点五。毛泽东批准了习仲勋的请示报告，后来，在西北实际执行的杀人数字在总人口千分之零点四以下。

   对于甘、宁、青、新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和剿匪、镇反动动，习仲勋在 1952 年 5 月 4 日 " 关于西北地区土改和统一战线、民族工作的报告 ” 中，提出 “ 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去进行改革的方针 ” 。他提出的有独创性的措施，除了 “ 通过当地民族大多数群众自党和本民族群众为主去做以外，还主张首先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和宗教上层人士的同意和赞助。他要求用 " 改得和平些 " 和其他必要的妥协，去换取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赞助。他还规定了几条政策界限： " 游牧区不宣传士改，也不提反恶霸，不清算；半农半牧区暂不土改；严格保护畜牧业，牧畜一律不动；喇嘛寺土地一律不动；清真寺、拱北、道堂土地暂时一律不动；必须排出各民族、各教派头人名单，坚决保护必须保护的人过关。 "

   当时，王震担任中共新疆分局第一书记，邓力群是分局常委兼宣传部长。他们在新疆的剿匪、平叛、土改、镇反搞得很 " 左 " 。虽然王震并没有把习仲勋放在眼里，但是习仲勋对他也敲过警钟。例如： 1951 年 4 月 13 日，西北局给王震发了一个电报，对新疆人代会讲话稿，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报告中说： " 这次省人民代表会议的多数代表，是由选 举产生的。 " 应改为 " 是由各地区、各群众团体、机关、部队选举产生的，以区别于将来更广泛的人民群众的直接选举。 " 这个修改意见，既说明当时的选举不是人民普选，又说明习仲勋的想法是，人民代表将来要进行直接民选 。

   （二）镇压革命项内， “ 首先从军队及政府机关中发动民主检举运动 ” 一句可以不要；镇压对象中可不提 “ 大回族主义 ” 。由此可见，习仲勋不赞成在军队和机关中开展检举 " 反革命分子 " 的运动，也不赞成把 " 大回族主义 " 作为镇压对象。

   （三） " 克服民族主义倾向 " 应改为 " 克服狭隘民族主义倾向 " 。这就用不着解释了。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习仲勋对待少数民族暴动的态度和做法。上世纪 50 年代初期，甘肃省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回民暴动，一次占领了中等城市平凉，另一次解放军伤亡近 2000 人。怎样处理呢？习仲勋认为用武力镇压的办法不行，还是请伊斯兰教中的上层人士组织代表团，通过谈判，和平地解决了问题。青海著名的藏族千户项谦，一再发动暴乱。青海省军政当局原来准备用五个团去镇压，习仲勋说：不能打。他们是游牧民族，游而不定，你把军队开去，他就跑散了，军队一走，他又集合起来暴动，他给当时的青海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打电话说：决不能打，请喜饶嘉措大师去做工作。喜饶嘉措是藏传佛教的经师，大学者，中共把他安排为青海省副省长。喜饶嘉措做了工作，项谦就不造反了。毛泽东当面表扬习仲勋说： " 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厉害。 " 这件事，后来被传成：习仲勋对项谦十擒十纵。其实，没有十擒十纵，而是 “ 不战而屈人之兵 ” 。

   习仲勋这些受到赞扬的宽松明智的做法，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都变成 ” 右倾机会主义 “ 的反党罪行，受到长达十余年的批判和清算。在 1964 年到 1966 年上半年的 ” 四清运动 “ 中，西北各省还进行了土改、镇反的补课，补划了一大批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西北各省复查的结果是： “ 四清 ” 运动中补定的地、富、反、坏分子，基本上都错了，所谓 “ 土改、镇反很不彻底 ” 的问题，是不存在的。

   1952 年，中共中央决定，由西南局和西北局共同组织力量进军西藏。西南局派出张国华率领的干部和军队是主力，西北局派出范明、慕生忠率领的进藏工作队加以配合。习仲勋对西北局进藏工作干部的谈话要点，曾由中共西藏工委于 1952 年 5 月 16 日印发各地并报中共中央。

   习仲勋的谈话要点有六条，大意是：

   一、“ 在西藏做工作，要采取 “ 稳进慎重 ” 方针，不能犯急性病。 “ 在西藏，有些事情宁可迟办，不可急办，不怕慢，只要搞对，否则反而要走弯路。 ”

   二、“ 爱祖国，反帝国主义，这是西藏统一战线的基础。 ”“ 在西藏反封建目前为时过早，要争取达赖、班禅参加到统一战线中来。 ”

   三、“ 调查研究，了解和熟悉西藏各方面的各种情况（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风俗、历史等）。 ”

   四、“ 开始一个时期，我们不要过急地派工作组和干部下到 ” 宗 “ 上去，应多开代表会、座谈会、联谊会等，多让各地区的上层分子上来，讲解政策，建立关系。军政委员会成立以后，多采取访向团、调查团、救济组、医疗队等各种组织和各方面的人下到各地去，采取反复的上来下去的工作方法。 ”

   五、“ 对班禅集团要多帮助，多扶植，给他们出主意，想办法。 ”“ 对他们的落后不要要求太高，只要大同就可以，小异是要有的。遇到重要问题要争，不能马虎，小的问题不能争，要马虎。 ”

   六、“ 西北去的干部要和西南去的干部团结一致，同志间不能有丝毫隔阂，要特别亲密，特别团结才对。 ”

   习仲勋组织西北干部进藏的具体方法，也值得称道。他要求进藏工作队打上 “ 护送班禅喇嘛回西藏 ” 的旗号，他要求给每一个工作队员配备两匹马、四条毛牛、一匹骡子，两匹马供人乘坐，四条毛牛供人食用，一匹骡子准备到了拉萨以后卖给印度人。当时印度不出骡子，骡价昂贵，卖了骡子，可以解决工作队的一部分开销。西北进藏工作队兵不血刃、秋毫无犯地进入西藏。工作队长范明担任了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工作队政委慕生忠担任了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其他骨干白唐枫等担任了西藏的部厅级职务。这一批干部执行的是习仲勋提出的 “ 稳进慎重 ” 、 “ 不怕慢只要搞对 ” 和 “ 在西藏反封建为时过早 ” 等批导思想，不久就同西南局派去的中共西藏工委书记兼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发生矛盾，被张国华打成以范明为首的 ” 反党集团 ” 。二十年后，虽然胡耀邦给 “ 范明反党集团 ” 平反了，但在西藏工作中两种政策的历史是非并末分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