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在大会批判中，省委农工部副部长刘国声和西安市委分管宣传文教的专职常委从一平，公开提出：“林牧的言论比我们严重，为什么不批判他？”对刘国声的抗议无人回答。对从一平的抗议，主持会议的文教书记回答说：“林牧的情况和你们不同，他是说错话，你是反党。”从一平是一个得理不让人的“三八式”老干部，会后，他去找文教书记说：“我和林牧都是在文教组发言，他的发言分量不比我轻，为什么他是说错话，我是反党？”文教书记无理找理的说“据西安市委同志揭发，你不止一次地说张书记（即省委第一书记）是一个‘白面书生’。”从一平说：“白面书生不是贬词，张书记的风度温文尔雅，就是像一个白面书生吗。”文教书记无辞以对。

   这次会议上，还有一位受到保护的人——原西北农学院党委书记陈吾愚。他没有参加省委各口召开的纠“左”讨论会，但在学院内部，有许多不赞成“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教育革命”的言行。西北农学院党委副书记是一个“左”派，而且有取而代之的野心。当陈吾愚在省委参加“反右倾斗争”会议的时候，副书记没有报告省委，就在该院发动党内的干部教师揭发批判陈吾愚的右倾言行。当时我已经解脱，信息很快传出去了。西北农学院支持陈吾愚的中层干部把西农批陈的情况打电话告诉我。我就报告省委文教书记说：“毛主席不是再次强调‘第一书记挂帅’吗，一个党委副书记不请示省委，就在校内揭发批判第一书记，这是违反党的纪律的。”文教书记要我用省委的名义给西农党委副书记打电话立即制止。后来对企图借反右倾而夺权的西农党委副书记进行了批判。这就是我们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来抵制“反右倾”的方法之一。

   有一天晚上，陈吾愚到我们房间谈心。他说：我们都是紧跟毛主席的。但是，在“反右派”和“大跃进”以后，主席是不是走得太快了？我们紧赶慢赶都赶不上。不仅我们赶不上，大多数干部和大多数群众都赶不上。主席不是经常强调相信大多数、依靠大多数吗？当大多数干部和群众都赶不上的时候，是否应该考虑主席的决策对不啊？我说：你今天这一席话正是我想说而不敢说的。陈吾愚是一个很有见解和风骨的知识型的老干部。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坚强，不像我那样脆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担任了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却遇到很多勾心斗角的事，他信念失落，精神崩溃，患了严重的神精官能症（有时精神分裂）。外界传说，他已经不能认人了。 1980年冬季，我去医院看陈吾愚。我问他：“老陈，你认识我吗？”他说：“你是林牧吗，烧成灰我也认识。”我问：“你怎么得了这个病？是不是受到交大那些上海人的排斥？”他说：“你还不了解我吗？我不是软蛋，又是一把手，还怕别人排斥吗？”我又问：“那么到底为了什么？”陈吾愚才对我讲出不会对别人讲的心里话。他说：“我对我们党内你斗我我斗你，在党外不断整群众这一套做法，早就厌烦了。三中全会以后，我以为，我们党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料党内的情况仍然很复杂。我现在认识到，这不是人的作风、人的素质问题，是制度问题。我充满信心地说：“不要紧，现在有小平、耀邦在领导改革，我们的党，我们国家会一天天好起来的。”他说“你太天真了 !党的基本理论、基本制度是很难改的。恐怕耀邦也无能为力。”我又问：“那么你说该怎么办呢？”他说“我无力回天，当年入党时是宣过誓的，我又不能叛党，只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了。”当时，我并不理解他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 1981年，我住在西安南郊长宁宫写文章，陈吾愚也在长宁宫疗养，由他的妻子陪伴。我每天晚饭后都要去他的房间聊天，他神志清醒，情绪正常，我也放心。不料，有一天，他的妻子去王曲镇采购日用品，陈吾愚用一根带子一头拴在床栏上，一头套在自己脖子上，然后拼命使劲，把自己绞死了。疗养院的病床，只有很低的栏杆，这样自杀，是要下最大决心，承受很大痛苦的。一个有才能有远见的共产党人，一个中国一流大学的校长，就这样死了。在他死后，我才懂得，他在信仰失落又自感无力回天的情况下，要用结束自己生命的办法来实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誓言。中国有一句俗话：“在一棵树上吊死”。陈吾愚就是在信仰失落以后，还要在共产主义这棵树上吊死的人。就像中国古代那些从一而终的忠臣和烈女一样。可是，对我来说，他是先知先觉者，我始终保持着对他的友情和敬意，只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已。

   陕西省委二届十二中全会以后，要求全省各地各部门、各单位用两个月的时间开展“反右倾斗争”。当时，我除了协助省委第一书记起草文件以外，还兼任省委宣传部科学高教处处长。驻陕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运动怎么搞？我同省委文教书记商量，主张只对中央和陕西省委有关反右倾的文件进行正面的传达、学习，一般的不去揪斗新的斗争对象。因为 1959年 1月，毛泽东有一个批示，批评清华大学党委的“宁左勿右”。中共中央为了落实这个批示，曾经召开由中央文教小组组长陆定一、康生主持的全国教育会议，批评和纠正了 1958年教育革命中一些过“左”做法。那次会后，陕西省委和驻陕各高等院校又进行了认真纠“左”的工作。现在，如果在高等学校揪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恐怕上半年按照中央教育会议精神认真纠“左”的人都会成为斗争对象了。中央和省委何以取信于人？省委文教书记一贯反对整人，对反右倾持消极态度，自然同意这个建议。可是，陕西省高教局长是一个老左派，他要在高等学校“大开杀戒”。这时，我下了狠心，干脆拔掉陕西省这一棵极左的毒根。我这一生主动整人、蓄意整人就只有这一次。

   这位高教局长来头不小，他原是西北行政委员会教育局第一副局长，虽然知识贫乏，但却有很强的行政组织能力和对上级的公关能力。颇受中央教育部门和陕西省某些有权威的领导人的器重。大行政区机构撤销以后，他到陕西省担任省委文教部长兼任政府的高等教育局长。在“反右派”斗争中，这位部长为了把对他本人和他的亲信提出尖锐批评的办公室副主任打成“右派”，采用了修改鸣放纪录的手法。例如：把“省委文教部无真理”改为“党内无真理”；把“省委文教部一些领导干部都是唯唯诺诺的人”，改为“省委领导干部都是唯唯诺诺的人。”而且在讨论定右派的会议上，排斥持有不同意见的副部长和处长参加。省委文教部副部长和干部处副处长向文教书记揭发了他的卑劣做法。省委文教书记召集会议对这位部长进行了批评，并免除了他的省委文教部部长职务，让他专任政府的高教局长。可是，此人积习难改，继续打击高等学校的教师和干部。

   我在准备打掉高教局长的时候，碰到一个难题：此人是老“左派”，没有“右倾”言行。响当当的“左派”当时正处于强势地位，怎么抓住他的辫子呢？恰好，此人利令智昏，他组织陕西师范学院的教师编了一本《教育学》教材，他以主编的名义署名出版，并在他所写的序言中吹嘘自己如何设计和领导编写那一本《教育学》。我看了那本书，如获至宝。因为那本书是以凯洛夫的《教育学》和东欧各国的《教育学》讲义为蓝本编写的。他的主线是人道主义、人性论和人本主义心理学。按照毛泽东的思想，那些观点都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高教局长虽然是老“左派”，但却不学无术，他分辨不出那些观点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亲自把那本书中的“修正主义”观点摘录出来，并加以评论，送给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人。省委开了一个有高等学校党委书记、校长参加的会议，批判高教局长主编的《教育学》。高等学校的多数领导人正在担心高教局长反他们的“右倾”，参加了那个会，如释重负大快人心，纷纷起来进行揭发批判。由批判《教育学》发展到揭批高教局长一贯整人的种种劣迹。最后，陕西省委报告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高教部批准，撤销了他的职务，下放到师范学院去做中层干部。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位高教局长起来造反，指控省委文教书记和我对他“栽赃陷害”，就是说《教育学》不是他写的，是师范学院教师写的。我们把教师们的责任，转嫁于他，进行陷害。他领导师院学生对省委文教书记和我进行了几次批斗，而他则被造反派结合成为师院革委会主任，后来又被造反派识破，罢了他的官。平心而论，我采用反右的手段来打击危及一批先进干部知识分子的“左派”领导人，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反右倾反不倒他。但是，那位高教局长的过失，在于剽窃别人的学术成果弄虚作假来抬高自己。那本《教育学》，论责任是他的，论观点不是他的，何况我并不反对那本书的观点，只是利用那本书作为打击“左派”的工具。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因此，整这个人，我后来也有内疚。

   在几次反右的政治运动中，我都曾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来对付“左派”，保护自己和自己的朋友和同袍。当时，我之所以能够成功，是由于有一个开明、进步、一贯反“左”的支持者——陕西省委文教书记赵守一。而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又是赵守一和我的支持者和庇护者。就是这个赵守一，当胡耀邦在陕西省推行“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超前改革时，他作为省委第二书记是最坚定最得力的合作者；当万里在安徽省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时，作为省委书记处书记，他又是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合作者。后来，在他担任国家劳动人事部长时，又率先进行了劳动制度、工资制度和人事制度的改革。

   1959 年 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以检查和部署“反右倾”斗争为主题的文教书记会。会议由中央文教小组两位组长陆定一、康生主持。陕西文教书记赵守一参加，我也随行。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沙滩办公，几层楼贴满了大字报，杀气腾腾。集中批判的是理论处处长许立群，宣传处处长秦川和副处长张军。科学处处长于光远是老运动员，几乎每次运动都要受到批判，“反右倾”也少不了他。不过，于光远每次都是边缘人物，达不到戴帽子打倒的程度。因为他的言论都能从马、恩原著中找到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不同于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们的思想发展很快，常常是第二条原理修正了第一条原理，第三条原理又修正了第二条原理。“左”、中、“右”派都可以从他们的著作中找到根据。所以，在“六四”以前，我常常学于光远，从马、恩原著中寻找和引证那些具有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的理论根据。耀邦和胡绩伟、王若水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