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生，思想最荒谬，做错事最多的，是在“大跃进”时期。我有责任对历史作出如实地交代。

   1957 年11 月13 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40 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首次提出“在生产建设上来一个大跃进。”毛泽东在关于这篇社论的一个批语中说：“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几位）科学家”。

   12 月4 日 ，国家计委传达毛泽东关于“二五”计划的指示。毛泽东指出：“15 年后，苏联要赶上和超过美国，中国要赶上和超过英国”。 1958年 3月 8日至 22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口号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毛泽东还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的口号。

   毛泽东的上述口号和路线，使我在革命狂热冷却以后，又激发起建设狂热。我非常自觉地、满腔热情地接受和投入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运动。这是为什么？熟读“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积贫积弱、饱受欺凌的屈辱历史而又经历过痛深创巨的抗日战争的青年，有一种摆脱贫穷落后面貌追求富国强兵的急性病和民族主义情绪；而在经过土改、镇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以至“反胡风”、“反右派”以后，对于人整人的阶级斗争，感到恐惧和厌恶，以为转入建设对自己、对人民都是有利无害的，根本想不到后来的“大跃进”整人更多，伤人更惨。当然，知识贫乏，缺少科学精神的蒙昧主义也是一个原因。

   当时，我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主管科学和高等教育工作；同时协助省委第一书记和文教书记起草文件。我所作的错事都在这些方面。

   一、提出反科学的批“三论”

   所谓批“三论”，就是“根据论”：没有根据的话不敢说；“条件论”，没有条件的事不敢干；“规格论”，不合规格的企业和学校、科研机构不敢办。

    我用批判“三论”来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倡的“敢想敢说敢干”，当然是在提倡“唯意志论”的胡想、胡说、胡干。现在看来荒谬之至，当时竟然有不少的欣赏者，省委宣传部长就很欣赏，他用我的谬论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提高风格，力争上游”，在理论刊物上发表，却没有让我署名。陈伯达看中了那篇“奇文”，说什么“批‘三论’有理论的概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没有人敢于批判陈伯达表扬过的文章，但在 1971年的“批陈整风”中，造反派要批判原省委宣传部长发表的那篇文章，并追查他同陈伯达的关系。那位宣传部长推卸责任说：批“三论”的观点不是他的，是林牧提出来的。造反派又来找我的麻烦。我说：“批‘三论’是我出的点子，那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但是，原省委宣传部长发表那篇文章，没有让我署名；陈伯达表扬他的时候，他也没有说那是我的观点。我当时没有分享‘荣誉’，现在也不能分担责任。”造反派也讨厌哪种在有利时剽窃别人观点，在不利时又向别人推卸责任的人。以后就不批我而去批他了。不过，在写历史的时候，我必须承认我是批“三论”的始作俑者。

   二、我代中共陕西省委起草了《关于推广西安第一航空技校实行勤工俭学的决定》（那时的“勤工俭学”并不是学生自愿从事有偿劳动以解决学费问题，而是借“勤工俭学”之名，实行无偿劳动），《关于推广西北农学院与烽火农业社建立联系制度的决定》。这两种做法，都被毛泽东吸收到他的《工作方法六十条》里边。后来我又代陕西省委起草了《关于各高等学校与陕西各专区政府建立联系制度的决定》，就是让驻陕各个高校同陕西省八个专区建立经常性的联系，由各专区为大学提供“开门办学”和进行科学实验的基地；由大学为各专区的地方工业和地方教育事业提供教学和技术力量。这种做法，对于打乱大学的教学秩序，和教师的教学，学生的学习都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我还仿效其他地区的做法，发动学生自编教材，实际上是用学生的名义，由教师编写教材。更为荒谬的是：我提倡打乱旧教材从古到今，从初级到高级循序渐进的系统性，提倡着重研介最现代、最先进的科学成果，只对过去的科学发展作必要的追溯。这当然会造成一片混乱。 1959年，中共极左派领导人康生对陕西省的所谓“教育革命”大加赞扬。他要陕西省委文教书记写一篇文章，由他修改定稿后在《红旗》杂志发表。那篇文章是由我执笔的，题目是《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题目和内容都是极左的。这又为我增加了一笔政治上的欠帐。

   三、我企图在一个省的范围，建立一个完整的科学研究体系。我建议并参与建立全国第一个中国科学院的省分院——陕西分院。

   当时，陕西省的科研机构只有一个考古研究所和农业科学研究所（后来升级为包括一批研究所的农业科学研究院），其他科研机构都是中科院和中央国防工业部、委直属的。建立省级科学院，本来是没有条件的。我们想了一个主意，就是依靠陕西省高校较多的优势“借鸡下蛋”。 1958年 8月，我们违反高等学校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的规定，截流了 1000余名应届大学毕业生，依托高等学校，办了一批新兴科学研究所。后来，中共中央宣传部高教部发现此事，发来电报进行批评，并要求把 1958年暑期以前由省上自行分配的大学毕业生一律退还。接到这个电报，我感到进退两难。不退还学生，要受处分，退还了学生，新建的一批研究所就要垮台。当时的省委文教书记很会动脑子，他拿上中央发来的电报，左看右看，找到了一点空子。他说：“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怎样解释‘ 1958年暑期以前’如果指的是 1958年暑假开始以前，我们只能坚决退还省上自行分配的学生；如果指的是暑假结束以前，我们分配学生是在 1958年 8月，暑假尚未结束，就不在必须清退的范围。”于是，我就向中宣部学校教育处处长吴济涵请示说：“中央电报上所指的‘ 1958年暑期以前’可否理解为‘ 1958年暑假结束以前’”，吴济涵回答：“可以这样理解。”我把吴济涵的回答逐字记录下来，并注明了年、月、日、时、分。高教部起草的报告，用词不确切，也无话可说。这样就保住了那 1000名省上自行分配的学生，也保住了新建的一批研究所，保住了中国科学院陕西分院。当然，这件事如果不在 1958年那个年代，我们不敢做，高教部也是不会让步的。那时候，“新生事物”即使是在违犯规定下产生的，也会受到保护。

   对于基层的科学技术工作，我提出和推行了“县县办科学，社社搞试验”；提出和推行了从农民、工人的技术革新能手中聘请科学研究员。

   其实，我也懂得科学和技术的区别，那时却故意把技术提到科学的高度。所谓“县县办科学”，就是把各县的技术推广站升级为农业科学研究所或者其他研究所。所谓“社社搞试验”，就是在一部分人民公社或生产队提倡育种、耕作、造林、农具改革、防治病虫害等技术革新的试验。从农民和工人中聘请科学研究员，就是把耕作能手王保京、刘述贤，植棉能手张秋香、薛俊秀，改革农具的刘恒杰、纺织女工赵梦桃等劳动模范聘请为有关科研机构的研究员。

   这里特别要提到王保京和烽火公社。卢耀刚先生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国寡民》，专门揭露了王保京及其烽火公社的问题。“大跃进”以前和以后的问题没有插手，无权评论。“大跃进”中的问题，我要负很大责任。烽火社是陕西省委所抓的第一个农业试点， 1958年，省委指定我同烽火社直接联系。我在烽火社所作的极端荒谬的事，大约有这样几件：

   一是支持王保京放亩产15万斤的小麦卫星。那是在省上召开的农业生产跃进大会上，西北农学院著名育种专家赵洪章教授提出小麦亩产 2万斤的指标；陕西农业科学院提出小麦亩产 5万斤的指标。王保京准备提出亩产 15万斤的指标。在提出指标之前，王保京找我商量。我当时的思想是希望农民能够压倒农业专家，但对 15万斤的指标表示怀疑。王保京对我说，他要搞立体农业，就是采取在空中搭架、铺席、填土的办法，在每亩地上种五层庄稼，一亩地可以起五亩地的作用。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新颖，就是失败了也值得试验，就说：你提吧。我当时根本不去想，庄稼不仅需要土、水、肥，也需要阳光和空气，五层庄稼，虽然可以省地，却不能节省空气和阳光呀。我也不去想，上面几层庄稼，在施肥、浇水和孕穗以后，空中楼阁会坍塌下来的。在第一层卫星田下种 200斤以后，我曾到烽火社去看，发现它们是把麦种一粒一粒的粘在纸上，排的密密实实，一点空隙也没有，后来长起的麦苗都烂在地里了。王保京的大卫星刚刚发芽就陨落了。农业科学院和赵洪章教授的中型卫星也失败了。

   二是，支持王保京研究“田间设计学”。

   王保京的“卫星”失败以后，我还觉得他的立体农业，如果能够解决空气、阳光和空中楼阁的负荷问题，还是可以研究的一种设想。 1959年，中国农业科学院聘请他担任特约研究员，并请他去介绍研究成果，他又来找我商量。我说：你的那一套，我看立体农业是一个新颖的设想，你现在已经在西北农学院学过一段理论知识，是否根据你在这个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同西农农艺系的教授商量，共同总结出一套系统的观点和做法来，我看可以称之为“田间设计学”，你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可以着重讲这个问题。此后，王保京没有给我拿出什么书面意见，我不知道他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是怎么讲的。

   三是，1959年，中央有关部门要宣传建国十周年的成果，其中一个题目是宣传人民公社的成果。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宣传王保京的烽火公社，并派出由我牵头由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李若冰参加，在烽火公社作了一段调查，写出题为“人民公社为技术革新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人仍由我牵头。调查报告有许多虚夸之辞。

   我自己还亲自种过“放卫星”的试验田。那是 1958年 10月，在杨凌生物土壤研究所，我参与一个青年育种专家八亩小麦的高产试验。我们在杨凌农村收购了一百多条狗，用电线电死，然后埋在试验田里沤肥。虽然我们连狗肉都舍不得吃，但是八亩小麦都被烧死了。

   由于以上这些措施，《人民日报》曾经用头版全部篇幅鼓吹“陕西科学研究风行全省”。对于这种虚夸的报道，我们当时还沾沾自喜。

   四、在大炼钢铁中，造成破坏性后果。

   1958 年4 月25 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电话会议，布置钢铁生产任务，会议要求，各省（市、区）要 力争多完成钢铁任务。到30 日，如果不能达到日产钢 6万吨，铁10万吨是不行的。这次会后，省委向全省派出四个钢铁检查团，陕南团由文教书记赵守一任团长，冶金局长刘良湛任副团长，我任秘书长，还带了几个技术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