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民主制度，就没有“共同妥协” /林牧文集

我这个人，既执着又不太固执。在维护大的政治信念和维护个人独立、尊严这一方面是执着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士可杀不可辱。”在具体观点上是不固执的，是易变的。这可能同我的出身有关系。我的政治观点，不是在学院里形成的，而是在政治操作中形成的，是在极权体制下站在开明的领导人一边同顽固的独裁者作斗争中形成的。因而，不受学派的拘束，更多的考虑到代表民意民心和政治实践中的可行性。我不是空头理论家而是实践者。好评如潮的《方觉纲领》，在我看来大多是难以操作的纸上谈兵。

我所设想的从对抗时代到妥协时代的过渡阶段。它的主要任务是初步建立起民主的政治制度。（是初步建立还是基本建成，我现在还看不清楚）。说得更加直截了当一点，就是：有了民主制度才能进入妥协时代；没有民主制度，统治者和人民之间，都不可能实现共同妥协和双赢双胜。为什么会这样？主要由于在建立民主制度之前，政府、统治者掌握和运用着强权，而人民、被统治者却处于无权受压的地位。我没有见过或听过掌握和运用强权的统治者对被统治者实行实质上的妥协。当然，正如你所说的：统治集团内部也在分化，当力量对比不利于统治集团时，他们也不得同人民妥协。是的，统治集团内部也决不是铁板一块，我和鲍彤一类的人正是从统治集团分化出来的。可惜，你没有经历过中共的党内斗争。在中共党内宽容与残暴、人性与党性、关心人民疾苦与不顾人民死活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比之与压制党外的持不同政见者更加残酷、更加可怕。我个人就因为1965年参加了胡耀邦在陕西省推行的以“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为期百日的超前改革，受到长达13年的残酷打击，其中包括两次入狱、两次群众专政、两次开除党籍，多次自杀和8年半劳动改造。尽管这样，1978年12月和1979年1月我奉命多次去西单看你们的 “民主墙”，还要遵守党组织纪律，不敢同你们那些人接触，更不可能同你们合作。

还有两点特殊情况：一是中国同前苏联不同。在前苏联，知识分子对专制体制的反抗超过中国；赫鲁晓夫的初步改革，缓解了极端专制的体制；资深的斯大林主义者大多寿命不长；因而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民主派领导人可能脱颖而出。在中国，上有八老，下有邓力群等原教旨主义势力，胡耀邦、赵紫阳、万里夹在中间象小媳妇一样横遭折磨，难以大展鸿图。

二是，中共的第三代领导人和第二代不同。胡、赵、万等第二代领导是有现代意识的政治家，而且亲身遭受过旧体制的残酷打斗。第三代领导人大多是不懂现代政治的技术官僚（70%是工科出身），而且除朱熔基以外，在旧体制下一帆风顺，末受过打击。也就是说，他们是在旧体制下受益而末受害的既得利益者。乔石在他们中间是比较宽容的、开放的。但是，乔石也是在被迫下台以后才于今年5月在广东省两次党内会议上发出了“官逼民反”的呼声。

总之，我认为在尚未建立民主制度的过渡阶段，专制政府统治集团作为整体不可能同人民“共同妥协”。但是，政府和统治集团内部的民主派或开明人士可以同人民“共同妥协”以至共同为改变专制体制推进民主化而互相合作。

目前，工人要工作、要工资，要生存的斗争；农民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日趋频繁、日趋激烈。连乔石都看出了农民和工人中可能发生动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坚持“理性、公开、非暴力”原则的民主主义者，是同工农运动拉开距离呢还是加以疏导呢？如果持前一种态度，平民百姓会谴责我们是“假民主”或“贵族民主”；如果持后一种态度，政府又会谴责我们煽动工农运动，危害“国家”安全（当然是指他们特权者的国家）。对这个问题应该如何处理？我希望能听到你的意见。

当然，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反对来自政府或来自民间的一切暴力行动、恐怖活动。

我们的讨论希望能听到许良英先生的意见。

祝

暑安！

林牧 1998-08-05